本系列为北京青年报 “《天天副刊》问卷 ”第二季
本卷主题：清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纪念、死亡与生命？
出题方：《天天副刊》编辑部
本期答题人：
谢莹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8年生于广东汕头，曾任德国比利菲尔德大学语言文学系学术助理、语言中心讲师。1976年回到祖国，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作品有卡夫卡的《变形记》、黑塞的《朝圣者之歌》《温泉疗养客》等。
01
各地、各家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仪式氛围也不同，或哀伤、或平和，或肃穆，或热闹……您个人比较认同的纪念方式是？
答：清明节慎终思远，是一种仪式，一般是扫墓祭祖，连带踏青。全家到郊外为先人修整坟墓，祭拜之后，烧纸钱。然后就等于郊游了。我觉得这种时候不必哀伤，不必肃穆，自自然然地祭拜，自自然然地活动，孩子们该跳就跳，该跑就跑，该笑就笑。
02
聊聊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次送别生命的经历？
答：2019年3月3日中午，相爱相守60年的夫君陈家鼐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2岁。我和女儿在他身边。一小时前我问他，有没有不舒服，他摇摇头。他是油尽灯枯，所以没有痛苦轻轻地走了。我在朋友圈发出消息“猎人归家，水手返航，拗公公高尚可爱的灵魂飞升天堂了！”青年朋友们见到消息，很多人去参加追悼会，后来听朋友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温馨的追悼会，是独一的。
我也知道，他不是真正地离开。他永远留在我心里。
03
如果您身边曾有某个生命的逝去让您久久无法释怀，您是如何自我疗愈的？
答：我的夫君走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悲伤，因为我们两个人相亲相爱相守相扶持六十年，每一天都过着互相关爱和有趣的生活。在活着的时候，做到圆满，毫无遗憾。他走了，我在梦里时常见到他。每逢思念他的时候，读他写的书和诗，他翻译的诗，每每发现一个新的能够嘲讽和自嘲的幽默的他，使得我心欢喜。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美好经历。年轻时在台大，去碧潭划船，在淡水湾过去的巴里海里游泳。留学时在柏林，除了满心欢喜吸收新知识，还总是搭顺风车到处玩。工作时在比利菲尔德，后来又在特里尔。他跑到巴黎学法语的时候，女儿和我去找他玩的情景。还有，归国早期，我们每年夏天去北戴河，与好友散步游泳。即使他晚年体弱多病，摔跤住院，我们一起住在医院的情景，回忆起来，也足以温暖我的心。
04
假如面对孩子，您将如何回答“什么是死亡？”这样的问题？
答：我的孩子五岁时，她幼儿园小朋友的父亲突然死亡。我告诉孩子，小朋友的父亲不在了，他上天堂了。以后你的小朋友没有父亲了，没有父亲爱他抱她了，他们家的生活会变差了。
05
关于生与死，请推荐一部对您最有启发的书籍或影视作品，理由是？
答：我推荐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雷戈里的生是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他的死，是因为他变成大甲虫，无法再给家里提供帮助；最后他不想吃东西，是饿死的，变成扁扁的一片死尸，被保姆扫地出门。格雷戈里非常不喜欢自己作为推销员的工作，他压抑到一定的程度便变形了。家人开始自己工作，家庭生活继续着，对待他的态度从最初的关心到最后的冷漠，以至于希望他死。
卡夫卡以简洁的语言叙述着，使“变形”读起来很自然，并不令人惊讶。格雷戈里的心理活动着笔很多。从担心自己不能工作后家人的生活何以为继到知道父亲还存着钱，而他毫不知情，有种受骗的感觉。从抱着参与家庭生活的愿望到完全的绝望。社会和家庭的压迫是能置人于死地的。人应当寻回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必事事为家人着想而丢失了自己。他可以做他喜爱的工作，仍然可以帮助家里，家里其他人也应该工作，不应该把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06
或早或晚，人人都将面对疾病、衰老、失能、终点，在您看来，有什么方式和办法可以面对“死亡恐惧”？
答：我本人截瘫33年了，因为神经的切除导致双腿不能行走，而且几十年受疼痛的折磨。如今正处于老弱病残半失能的状态中，离终点很近了，可我毫无死亡恐惧。只要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事，无论是读书写作或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帮助他人，利益自己，抱着爱心和怜悯心对待万物，抱着好奇心观察世界，当安琪儿来临之际，便可以平静地跟着他走了。
07
开个脑洞：如果您是自己一生故事的编剧，会如何设计这个故事的终局？
答：我自然会喜欢在终局的时候，不管病不病，牵着爱人的手，双双升天。
08
假如今生到此，您认为自己哪三项是最得意、“无愧此生”的？余生往后，您最想实现的、能体现您人生价值的个人梦想又是哪几项？
答：我最无愧此生的三件事：1.我一直爱着我认定要爱的那个人，直到他走了，爱还在延续；2.我全心全意投入教书育人的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爱学生宛如子女，他们爱我宛如母亲或祖母；3.我为人处事一直凭着良知，做该做的事，尽量做能够于人有益的事，绝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特别最后这一句话，我自己引以为傲。我余生不长了，我仍然会抱着悲悯之心看待苍生，凭着良知做该做的事。用一颗纯净柔软的心与人相处，我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活出人子的影子。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