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琴在温哥华胡蝶公寓内与胡蝶合影（1979年左右）

《胡蝶口述自传》近日出版后，已在温哥华定居四十多年的刘慧琴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我终于实现了当年对胡蝶的承诺：胡蝶终于回家了。”

1987年，刘慧琴回国期间住在夏衍家里。她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先后供职中国作家协会、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在《世界文学》任编辑时期，她与钱锺书杨绛夫妇以及夏衍的女儿沈宁成为挚交。夏公关心胡蝶，频频问起胡蝶在海外的生活起居，并提出请胡蝶回国定居。此后，作为胡蝶三十年代明星影片公司的老同事、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也曾邀请胡蝶先回国看看，可以带一位亲友陪同，想去哪里，想见什么人都可以安排。当收到刘慧琴转来的邀请时，胡蝶是激动的，但是她能说的也只有那一句—— “我们回不去了。”

这其中的无奈，刘慧琴感同身受。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历人生诸多变故的刘慧琴辞去国内工作，一人带着年幼的三个孩子举家迁往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温哥华，毫无物质积累的她开始在艰难中独力养育子女。

刘慧琴认识胡蝶是在1978年，那时刘慧琴在温哥华的中侨互助会工作。这是一个专为华侨、华人服务的机构，工作的一部分是负责妇女组的英语学习。一次她去代一位请假的英语老师上课，二十来人的班级中，有一位被周围的人称作“大家姊”的女人，便是一度风靡了整个神州大地、东南亚影坛的电影明星胡蝶。那时候的她早已洗尽铅华，过上了隐退后的平凡生活，用的本名“潘宝娟”。

胡蝶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独女，从小衣食无忧，姑父的兄长是民国首任总理、政治家、外交家唐绍仪。按照母亲和姑母的设想，她是要被培养成大家闺秀，在上层社会觅得佳婿，走她姑母的道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胡蝶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矜持的性格，雍容华贵的气质。只是后来她并没有走设定好的路子，而是发现了自己对表演的兴趣，并努力争取之，终成为一代 “电影皇后”。

晚年的胡蝶移居加拿大，住在靠英吉利湾的一座大厦的25楼，闲时会带上一包花生或爆米花下楼喂鸽子和松鼠。如刘慧琴所言，“到过峰顶，才能体会‘高处不胜寒’，落到低处，方觉安稳踏实，平凡可贵。”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刘慧琴与胡蝶相遇，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胡蝶的回忆录曾于80年代中后期在海外的《世界日报》连载后出版，国内也相继出了简体版。1987年，胡蝶将她保存的一部分照片和资料交给刘慧琴，她当时认为已出版的“回忆录”还有所欠缺，希望将来再版时能够补充。再版修订工作迟至2019年启动，彼时刘慧琴已年近九十。她根据胡蝶留下的资料、两人的谈话记录，并尽可能地查证能找到的有关信息，对书稿内容进行了增补、勘误，为胡蝶的一生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近日，刘慧琴接受了越洋专访，向我们讲述了她眼中的胡蝶。

1924年，16岁的胡蝶刚从广州回到上海

还历史本来面目

希望这本书就算再过五十年

还可以被接受

问：您还记得第一次跟胡蝶见面的场景吗？第一眼您认出她了吗？

刘慧琴：第一眼觉得眼熟，觉得像在哪里见过。第一次就觉得她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后来我发现胡蝶来了加拿大以后没有穿过西装，就穿她从香港带来的中装。半身的，穿深色长裤。她的头发永远整整齐齐的，而且很矜持。她不会很大声地笑。她对人永远很客气，很有礼貌。那一班老太太都围着她，叫她大姐姐。我看这个大姐姐就是五十来岁的样子，她那会儿实际已经七十多岁了。

很坦白地说，我那时候觉得那个年代的电影明星在生活上大都不够检点，我大概也是受了一些流言蜚语的影响。交往以后逐渐从我们的接触中感觉到，她和传说中的不一样。

问：为什么会想起给胡蝶写回忆录？

刘慧琴：那时候香港《大公报》的记者编辑问我能不能写篇文章。我说可以啊。这样我就第一次到她家访问她。文章写好之后在当地的华侨刊物《华侨之声》上发表。

一开始并没有想写胡蝶的回忆录。中间我有三年到了东部，分开的那段时间我们有通信，也打过长途电话，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对她的印象还是比较好。

后来我想有机会遇到这个人，出于当编辑的敏感，觉得应该给她写点什么。于是记了一些笔记留了下来。后来正式跟她提出来给她写回忆录怎么样，她没有明确说好还是不好。

有一天胡蝶说她的男朋友朱大哥想见见我。我说好啊。那天一起吃饭，他说“写胡蝶的人有的无事生非把胡蝶写得面目全非，我很生气，我看过你给她写的文章，规规矩矩的。这样吧，将来由我出钱，我们自己写，这样自己可以掌握。”我说好啊。

当时其实也没有完全决定写。为什么呢？生活原因，我的两个女儿上学，我还有儿子要养，要管他的功课，还要打工，连周末都要工作，这样才能勉强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我觉得没有时间来写，我只说再考虑考虑。后来朱先生送我出来，他说“我比胡蝶小四岁，我会照顾她到老的”。 他想胡蝶肯定会在她之前走，没想到他先走了。

问：回忆录的具体写法上，您跟胡蝶做过沟通吗？

刘慧琴：当初胡蝶希望我写40万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写那么多。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凭她讲的，还有一些书报资料，单纯讲一个人的生平写不了多少。我后来就想到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就跟她说：“这样吧，我来写，把你放在整个世界电影发展的大环境里去写，这样的话空间也大了，也说明中国的电影和世界电影是同步平行发展的。”她同意。

还有一个，我就说我们写的时候，我希望这本书不攻击任何一方面，我们就还历史本来面目，希望这本书就算再过五十年，还可以被接受。她同意。

我写完一段，念给她听，她同意，或者是提出修改。但是有一些我没放进去，这次修订的时候放进去了。当时觉得有些细节不太重要，后来查看，还是有意思的。比如说抗战胜利后他们离开重庆回上海，孔祥熙答应给她两万美金资助款作为搬家费用。第一次我没写，原因是觉得两万是不是有点夸张？所以当初就没写进来。这次为什么写进去了？因为后来我找到了失散的表妹，她出生在加拿大的父亲是当年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的美籍驼峰飞行员，抗战时期因公殉职，航空公司抚恤金是三万美金。这样比较，两万对孔祥熙来说也不算什么，所以是可信的。还有不少细节就是这样反复对照确认后加进去的。我也不是凭她说了就认可了，我还要对照一些事实。

1935年赴莫斯科，胡蝶与梅兰芳（左）在船上合影

朱先生去世时

我第一次见到胡蝶失控

问：胡蝶那时候考虑过再结婚是吗？

刘慧琴：她犹豫过，但有这个可能。按照加拿大法律，分居两年以后就可以离婚了。朱先生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去了日本经商，往来香港和日本之间，但解放后他的妻儿一直未能获准到香港和他团聚。那时他们夫妻分开已经超过10年了。

后来报纸上报道胡蝶将有喜讯，她给我看过影迷写给她的信，信里说：“听说你要结婚了，人家有妻子，我劝你不要破坏人家的家庭。”胡蝶本就有困扰，去香港团聚后，她主动止步，只保持友谊，不做非分之想。朱先生和胡蝶去世后，朱先生妻儿也移民来了加拿大。不久前，胡蝶的儿子潘家荣和儿媳陈贝莉来我家取新出版的《胡蝶口述自传》一书时，他们还告诉我“和朱伯伯的儿子一直都有来往，相处得很好”。

问：为什么您会认为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从来没有走出过她的心里？

刘慧琴：她卧室的桌子上还放有潘有声的照片，朱先生也知道她和丈夫的过往。她去世前给我的相片里面，跟潘有声的照片也不少。他们的结婚照，他们两人旅游的照片、游泳池的照片等等。

她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因为我母亲后来再婚了，但是她始终留着我父亲的相片。她跟我父亲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感情很好。母亲跟我继父结婚也是当时的环境所迫，所以我比较谅解。

我也能够体会胡蝶的心情。胡蝶那时候患膀胱炎，过一阵子就要去医院，她用的那个特效药就是朱先生从日本带来或寄来的。

后来有一天胡蝶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话带哭音，失控了。朱先生在西雅图去世了，胡蝶说：“你看我也不能去西雅图送他最后一程。”她哭了。我从来没看过她这么真情流露，因为她永远把自己包在里面。再过些日子，她通过另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帮她写回忆录，她需要一些额外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当时就答应下来了。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虽然我自己也在困难中，我的时间也很有限，但我知道，若非万难，她绝不会开这个口。稿酬我也全给了她，因为我觉得她比我更需要。

关于朱大哥这一段，还有一点很让人感动。办完丧事以后，朱太太继续把药寄给胡蝶，接续起了朱大哥的任务。胡蝶很感动，我也很感动。

胡蝶和潘有声结婚照

没有自己的孩子

是胡蝶一生的痛

问：胡蝶晚年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宽松？

刘慧琴：我很同情她的处境跟遭遇。她不乱花钱，政府给的钱一般来说够她用。她告诉我她的公寓房是朱先生帮她置办的，房子在25楼，靠海边，是比较高级的房子，所以管理费也挺贵。她把停车位租给别人了，六十块钱一个月，可以补贴一些。她什么都跟我讲的。

她用钱很节省。出去吃饭大家AA制。有的时候大家打麻将，就五块钱，她说：“输赢就是这些了，不要因为赌伤了感情。”大家带点菜一块儿吃个饭，就跟普通的老人家一样。现在回想当初她拍电影最高的时候拿到两千块银圆，那个生活跟她后来在温哥华没法比。

胡蝶从来不参加华侨活动，请她都不出来。她说：“我现在这么老了，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老了的样子；让他们记得我年轻的样子多好。”其实我觉得她老来也有老来的美。气质摆在那里的。

胡蝶少有的聚会就是跟她英语班的老姐妹，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她自己还带了一部广东片出来，有时候也放给大家看。

问：胡蝶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晚年生活会有影响吧？

刘慧琴：现在我还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胡蝶晚年演了那么多关于母爱题材的电影，像《慈母千秋》《母爱》《苦儿流浪记》《后门》……她最后一次得奖的《后门》就是讲儿童的。

我第一次去见她，别人就提醒我不要提孩子的问题，除非她跟你谈。她说孩子是她永远的一块心病。她晚年演那么多关于儿童关于慈母这一类题材的电影，跟她内心深处那一块痛是有关系的。甚至还有人说（我没敢问她），当年流产的婴儿已经成形了。一开始她不肯扔掉，浸在药水瓶里看。我想这也是她一生的痛。她和养子女处得很客气，对儿子，小时候唯恐照顾不周到，大了事事都依儿子，有求必应。我有时都忍不住要说她别过分溺爱，她就无奈地摆摆手。她一生求全，宁可苦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她一生不易，活得太辛苦。

问：定居加拿大以后，她跟国内的朋友还联系吗？

刘慧琴：有联系的。王丹凤去美国探亲后来加拿大看她。王丹凤劝她回国。我第一次回国时见了夏衍，夏衍特意跟我了解了胡蝶的情况，说胡蝶可以回来养老。司徒慧敏和胡蝶在明星电影时期是老朋友，也邀请过胡蝶回国，承诺可以有一个人陪她，想去哪儿全部费用这边出。胡蝶说了一句话也挺逗——“可是老命要我自己出啊。”

带着儿子去访问胡蝶

稿子经常在二手车里写

问：写书期间你们见面采访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刘慧琴：一个星期见一次。一开始见得多一点。我老板比较苛刻，知道我要写书，规定我不能占用工作时间，一分钟都不能用。所以我只能用早上时间，一般早上五点到七点是我的写书时间。她讲不了那么多，有一阵我逼得太厉害了，她有高血压，我不敢再逼她了。

她对自己演的每一部电影都喜欢讲很多故事。我说写这些好像太啰嗦了，她说：“人家都是在这里面出过力的，辛苦过的，历史上是应该给他们留下记录的。”她这个人有爱心，并不是她当了大明星就把其他人都扒拉下来。

问：访问的时候您还得带上儿子一起去？

刘慧琴：那时候我儿子才十一二岁，他小时候个子比较矮，比桌子也没高多少。我上哪儿去都带着他。他觉得很无聊。有的时候我们说广东话他也听不懂，说上海话更听不懂。普通话也不知道。男孩子嘛，手不停脚不停，后来胡蝶说陪他到海边去喂鸽子喂海鸥，带点面包屑。本来她每天也会去喂。

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就在汽车里写。写完以后要来得及我就跟她念一念，我就那么多时间。她说差不多吧，你修改修改，意思我已经知道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写下来。我当时真的没有信心一定能写完。

胡蝶有时很幽默

说自己除了叫胡蝶

还叫糊涂

问：您那时候也相当于她的助手或秘书吧？

刘慧琴：她要给谁写信都是我起草的，她抄。生活上也是我帮她，申请这个那个，给别人回信，甚至有时候见谁，她就说问刘慧琴吧。我相当于秘书、助手角色。

问：关于胡蝶外界有非常多的绯闻，诸如与张学良共舞，与戴笠情感纠葛等。她自己肯定知道的吧？

刘慧琴：她知道。她没有主动提，我主动问她的。她挺坦然，反问我，你相信吗？我诚实地说，我当时还真的有点看不起她们做电影演员的。我没告诉她。 后来有些绯闻说到我这里来了。说我也是在香港拍戏的，也是演员，要不然怎么能那么了解胡蝶啊。我看了就一笑置之。可见这个谣言有多么不可信。

问：胡蝶生活里应该不会很严肃吧？

刘慧琴：有时候很幽默。她不是跟梅兰芳学过戏嘛，去欧洲考察时在船上无聊，便跟梅兰芳学了。我说：“那您后来怎么了？”她说：“后来我就跟梅兰圆学了。”我心想梅兰芳还有个弟弟啊？ “梅兰圆是谁，你猜不出来吧，唱片！”

她经常会出其不意地来几句小幽默。有时候她想不出来了，会说：“刘慧琴，我不叫胡蝶，你知道吗，我还有个名字，糊涂。”我笑，她也笑。我说：“您还真是个老顽童！”她一本正经地说：“唉，你还是个作家呢！老少不分，男女不分，我是老，玩，婆！”

问：您还记得最后一次与胡蝶见面的场景吗？

刘慧琴：最后一次跟她见面是在一个广州酒家，其实就是一个小饭馆，我们经常在那里碰头，离我们住得比较近。临走的时候她会要一些叉烧肉让我带回家给儿子吃。从来不让我空手走的。虽然经济情况不怎么样了，她倒还记得，大小是个心意。

她心善，所以有时候真是心疼她。她晚年过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我是觉得，如果朱大哥还在的话，她可能还会多活几年。朱大哥走了以后，她基本已经放弃了。我也有难过的时候，她也劝我，说人生就是这样，总会过去。她说：“苦日子到头了就会有好日子，但是最后这一次我看不到了。”

文并供图/姬小琴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