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铺里售卖可降解塑料袋，奶茶店换上可降解吸管，外卖软件增添“无需餐具”选项……一年多以前，堪称“最严限塑令”的《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0-2025年)》正式实施，百姓日常购物就餐也因此发生许多新变化。然而，一些被明令禁止的塑料制品“重出江湖”，一些商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塑料滥用乱象反弹。（3月28日《北京日报》）

理性来说，治塑既是管理命题，更是经济命题。塑料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是制品功能成本选择的必然。因为它不仅工艺简单成熟、价格便宜，而且还方便好用，使用者容易产生便利的依赖。这也决定治塑无论是禁还是限，最终的出路还是要加快塑料制品的功能替代，而不是功能的阉割。如，可降解的包装物、纸质包装及环保制品的扩大使用，取代一次性塑料包装与制品。

如何替代则一本成本账，对于包装应用的各个领域、各个微观主体又是一本现实的利益账，可降解塑料制品等替代材料，其生产成品比现有塑料制品的成本要高得多，销售价格相差好几倍，替代起来得花费很大的成本，不但替代的生产供应需要很大的投入、一定的周期，价格很难快速降下来，而且消费意愿受阻，也会反过来影响到替代制品的生产。

如报道中提到的小小的吸管，同样尺寸的，一次性塑料的每根0.05元，纸质0.09元，PLA则需要0.13元，价格相差两倍多，积少成多，对于终端商家来说就是不小的支出，显然是不小的诱惑，类似的在零售商超的塑料袋以及外卖中的塑料包装等普遍应用场景，理出一辙。如此语境下，更容易固化限塑对强力监管的依赖，但由于塑料包装及制品的应用太广泛，监管事实上难以实现持久广覆盖，监管稍有松懈便出现滥用乱象的反弹，这也是“有形之手”与生俱来的缺陷。

因此，治理塑料污染，在持之以恒加强监管的同时，还应强化经济手段的杠杆作用，配套经济政策，通过经济、税收、行政等“无形的手”来调节，为加速市场替代注入内生动力，打好持久战。

一方面，切实提高传统塑料制品的经济成本，如提高传统塑料原料、半成品及制品的税率，使得传统塑料包装物不再便宜；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和扶持替代环保包装材料、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以及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如给予生产补贴和税费优惠，帮助降成本、降价格。

当传统塑料制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替代包装材料的价格逐步降低，此消彼涨，在禁令、限令违规违法的高额成本面前，顺应环保要求自然会成为普遍的自觉，治理起来必将会事半功倍。

文/木须虫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