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该送外卖还是进工厂？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兴海建议“年轻人应该多进工厂，少送外卖”的提案引发热议。事实上，这是近年来诸如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灵活就业工种涌现带来的新命题。

目前，我国约有1300万名外卖骑手、3000万网约车司机、400万快递员、160多万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2亿人左右。

2亿人的就业保障问题，在今年两会期间继续受到关注和热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这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4年提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目前，灵活就业群体还面临着劳动关系认定困难、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险参保低、职业发展前景不够明朗等问题。今年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政策立法、制度设计、企业责任等角度建言献策，呼吁进一步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数字经济催生多样灵活就业岗位

“我最近刚刚接触到一个新的行业，叫收纳师，小伙子年纪轻轻的，拥有快速整理房间的技能，收入很可观。”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丁光宏在上海代表团第二场采访中提及了一新职业。

“整理归纳师”是近年出现的新兴职业，与保洁家政不同，整理归纳师侧重进行空间规划、改造、扩容，帮助家里杂物堆放繁多、没时间做整理、爱购物却不擅收拾等各类型人群服务。

“通过合理规划，可以让客户的家庭空间扩容30%左右，在深圳，轻松省出来5个平方，可能就是50万了。”位于深圳的收纳师团队负责人李昕蔓表示，她服务的顾客以富豪、公司高管等中高端客户为主，客单价平均在1万元左右。

1992年生的李昕蔓从前是一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如今是一名收纳师，她的团队由十几位宝妈组成。“宝妈人群跟社会脱轨较久，她们想要重新找一份工作其实很难，自我价值感难以体现。”李昕蔓表示，整理收纳师是宝妈重新回到职场门槛较低的职业，且时间灵活，不影响照顾孩子。

2021年1月，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示了一批新增职业工种，整理归纳师名列其中，被纳入“家政服务员”类别下，由此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职业。数据显示，在整理收纳从业者中，本科率已经超过50%。

整理收纳师成新热门职业，图源央广网

数字经济重新定义了工作形态，并持续创造着新职业新岗位。近年来，有许多新兴就业工种在服务平台涌现，包括剧本杀DM（主持人）、套餐设计师、家庭整理师、密室策划师、汉服造型师、VR指导师、电竞顾问、宠物殡葬师等在内的近百个新型服务和工种，且需求持续旺盛。

涵盖内容消费、知识传播、电商销售、本地生活等复合功能的数字经济平台兴起，则创造出视频博主、电商主播、互联网营销师、操盘手、助播、营销达人、带货达人等新职位。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发布的《短视频平台促进就业与创造社会价值研究报告》测算结果显示，快手平台共带动就业机会总量为3463万个，其中直接带动的就业机会共2000万个；快手电商生态和内容生态拉动的就业机会共1463万个。

同时还有一些典型的灵活就业岗位：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突破传统行业的工作限制，让更多群体灵活创收。

饿了么发布的《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显示，2021年，有114万外卖员通过送外卖获得稳定收入，7%外卖员将其作为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超过四成外卖员希望一边跑外卖，一边寻找留在城市的其他工作机会。

外卖骑手是最广泛的灵活就业群体之一

灵活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态。在2020年实体经济遭受疫情冲击时，新业态体现了较强的抗压和发展能力，对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就业、助力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灵活用工课题组等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我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灵活用工。与2020年相比，这一比例上升了5.46个百分点。

社会的就业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丰富多元的灵活就业岗位，对于就业观念更加多元开放的年轻就业者有一定吸引力。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调研报告显示，Z世代（或95后）大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与此前世代大为不同，除薪资水平外，他们更注重工作的职业发展潜力、与自身兴趣爱好的匹配程度、职业自由度和舒适度、职业带来的自尊心和成就感等因素。

明确劳动关系，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

近两年，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依然存在亟待完善的问题。“关于灵活用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些新业态劳动者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提出，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首先要能依法认定他们的身份。

在皮剑龙调研的样本中，仅43%的从业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从业者签订了劳务协议，21%的从业者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协议。

皮剑龙指出，当前，平台企业以及各类采用灵活用工的“巨头”具有一定垄断性。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着“三难”，即很难与平台企业或者外包公司进行平等协商，很难与它们平等对抗，很难去争取合法权利。

一些平台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成本，往往不与从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承揽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这种方式让这些劳动者常常处于缺失社保的境地。

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外包公司会通过异地缴纳社保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或通过低价“折现”的方式引导从业者放弃社保。事实上，不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灵活就业人员对社保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到手的钱多一点就行”。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邮区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

庞大的群体数量，灵活性的劳工特点以及与平台之间法律关系认定的模糊性，都给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了挑战。

“只有问题真的出现时，他们才发现维权有多难。”柴闪闪发现，在这个领域，“一包了之”“层层分包”或者“层层转包”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不仅导致一些灵活就业者的收入被层层“扒皮”，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也“不知道该找谁负责”。

事实上，企业是保障新形态就业者劳动权益的主要参与者，今年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从平台和企业方面强调了保障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

柴闪闪提出对灵活用工模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提升从业者就业质量的建议，办法就包括健全劳务外包法规、畅通维权渠道、强化监管责任等。

针对灵活用工人员维权难，柴闪闪建议，提高经营外包业务类公司的行业市场准入资质审查要求，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分类从严完善外包类人力资源公司的企业行政许可；同时明确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灵活就业“三分关系下”各方的职责，建议明确采用外包类灵活用工发包方的不完全劳动关系责任，对于外包及多层转包带来的纠纷责任方无法有效履偿时，由源头发包方兜底后再对过错方追偿。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指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低，跟通过劳动服务公司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比例低有关。

“现在我们的社保参保平台对于企业职工参保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但是对于劳动服务公司灵活用工，管理就没有很严格和完善。”李东生说道。当管理不严格时，劳动服务公司为了眼下的经济效益，容易钻空子，有的灵活就业人员与劳动服务公司签的合同里，就没有约定缴纳社保的条款，而对于企业用工，替员工缴纳社保已经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

李东生认为，要用制度去堵上劳动服务公司钻的空子：“以后的社保管理就要有明确规定，劳动服务公司用工合同哪些条款是必须有的，是法定义务，就像企业用工一样。”

全国人大代表李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行业监管部门及劳动监察部门要把维护责任区内劳动者权益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特别是要加强社保属地化缴纳的落实，引导发包单位自觉维护外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经营外包业务类的公司，提高其行业市场准入的资质审查要求,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保障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的成果在不断进步，政府和企业对新形态就业者的劳动保障已有行动。

今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再次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对美团、饿了么、滴滴、曹操、达达、闪送、货拉拉、满帮、到家集团、阿里巴巴、腾讯等11家头部平台企业联合开展行政指导。

会议强调，平台企业要全面准确理解政策要求，加大对用工合作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监督力度，持续完善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健全企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机制。

如对快递员的保障，今年1月30日，浙江省邮政管理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基层快递网点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保障快递员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

2021年7月，中通成立了专项为快递员服务赋能的“蓝蜂”项目部，从快递小哥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多方面加大投入，构建关爱快递小哥的综合保障体系。

全国约有400万快递员

外卖骑手方面，去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针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障、从业环境、组织建设、矛盾处置七个方面提出要求，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美团和饿了么均对此回应称，将积极落实行动。

还有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在灵活用工集中的行业引入工会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比如，上海正在探索，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会“两次覆盖”，针对快递物流员、网约送餐员、家政服务员、酒店服务员等六大新型就业群体，以推行联合工会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

从立法层面为灵活就业者撑起“保护伞”

“随着网络主播、视频制作、文案写手、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灵活就业新形式在社会中越来越流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福利偏低，生存压力较大等问题开始凸显。”全国政协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处于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状态，难以享受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补充医疗、生育补贴、企业年金等保障待遇，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用却相对较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除了上述对企业和平台的约束，修订有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是多位代表首要关注的问题。

“劳动就业形式日益多元化，但相应的政策法规并没有及时迭代更新，出现了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法律政策供给明显不足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认为，当前亟需从国家立法层面加强劳动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以平衡实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建弟提出，应当尽快研究推动新就业形态立法，完善灵活就业保障政策，适时实现灵活就业者在薪酬待遇、户籍、住房、子女教育、职业伤害保障等基本权益方面与稳定就业者享有同等待遇，从而增强灵活就业者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为灵活就业者撑起“保护伞”。

皮剑龙建议，尽快修改我国劳动法，补齐劳动立法短板，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将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作为特定职业类型，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具体操作上，杨松代表指出，尽管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务派遣”与“非全日制”两种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了规制，但限制条件很多。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季节性临时用工、退休返聘、兼职等用工形式，均未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之内。同时，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有相当比例出现（企业职工社保或城乡居民社保）不保、漏保、断保现象。

杨松代表建议，制定客观公正、统一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多元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考虑将季节性用工、兼职、实习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在劳动法或者劳动基准法框架下分别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无论参照城镇职工的企业职工社保，还是城乡居民社保，都可以通过修法强制缴费参加，但是需要政府承担起制度设计和督促缴费的更多责任。”杨松表示。

制度层面，郑鈜建议，加快取消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与工伤保险、补充医疗、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的限制，简化灵活就业人员因频繁流动带来的人户分离、社保缴纳和转移办法，适当放宽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的补缴期限，推动应保尽保。

针对不同需求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基数的可选范围，细化参保方式、缴费基数和缴费率，让其可根据自身财务状况自主选择；对灵活就业人员同等实施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育儿假、失业补贴制度，将促进就业与保障其基本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他还提出，要提升对灵活就业人员服务和管理平台建设，协同相关部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效的灵活就业人员服务和管理新模式、新平台。

李东生也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在全国社保体系内设立灵活就业人员独立统筹参保平台；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标准，不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积极性。

李东生指出，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存在“不知参保”和“无处参保”的问题，在全国社保体系内设立灵活就业人员独立统筹参保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一局面，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较为准确地了解这一群体的状态和数量。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少平指出，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和用工政策以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他认为，目前涉及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立法层面、行政规章层面以及行业管理层面仍然需要进一步衔接，并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用工政策和司法解释，统一新业态用工法律规范体系。

本职为邮件接发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柴闪闪说道：“最大的期待就是这些进城的务工者通过自己的劳动，都能够得到自己相匹配的报酬，以及他们应有的社会保障，更好地让他们融入这个城市，让他们的就业平台更加宽广，让他们追求自己梦想的通道更加畅通。”

来源/观察者网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