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读完《人世间》的日子。今天也是我姥爷的祭日。

14年前的今天，父亲把我和弟弟从学校接上，说是姥爷病了，去看姥爷。可车子没有开向医院，它开往老家。面对我们的疑惑，我爸先沉默，再说：“你们姥爷不在了！”而后，三人哭作一团。

家人对姥爷的敬重，不是简单的晚辈对长辈的敬重——姥爷生前身后所得的尊敬，多因他的人格而非身份获得。这一点，我愈长大，愈明白。

小时候，我们孩子都害怕这个“怪老头儿”。至少吧，相较于慈爱爽朗的姥姥，沉默严肃的姥爷并不受孩子们待见。弟弟两三岁时，在姥姥家炕上哭闹：“找姥姥，找姥姥！”邻居大爷逗他，指着一旁手足无措的姥爷说：“这不是你姥姥嘛！”（老家方言中，姥姥、姥爷统称为“姥姥”。）弟弟边哭边喊：“俺找好姥姥嘞！”“嘢——”姥爷不服气地嘀咕：“咱是那个孬姥姥呗！”

是的，这个“孬姥姥”老是板着脸提要求：饭粒不能掉桌子上——“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总聊天——“食不言，寝不语”；不能嫌饭、挑食——“肚儿白了”；不能铺张浪费——“一分钱不简单，花着容易挣得难”……

姥爷在家话少，在单位却人称“千把句”。那时候，乡民们听大喇叭说今天是赵书记讲话，便要犹豫要不要带席子而不是板凳——赵书记（我姥爷）一旦开始做思想工作，便滔滔如黄河之水，不可断绝。

姥爷对家务不很在行，对工作却积极钻研，身先士卒。他在仙庄乡主抓农业生产，总结出割麦子要“蜡黄期”收割，使仙庄乡增产百分之十；寒冬里，挖水渠，他从不像别的干部一样拿着大喇叭指挥，而是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泥水中，和老百姓一起挖。他从此落下肺病，晚年深受其折磨。

生活中，姥爷一丝不苟。他爱干净，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梳头四百下；每月初一、十五骑自行车去县城理发、刮脸；腌咸菜要几月几日腌多少缸，包饺子要包多少个，都是有数的。

政治上，姥爷极讲原则。在县煤炭公司任经理，走后门送礼的人从没进去过他的家门；销售员听说姥爷的邻居来买煤，故意多给了几铲，向姥爷邀功，姥爷沉下脸来，自己掏钱补齐了煤价。在煤炭公司任上5年，公司连年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他为国家节省了将近一百万的国有资金，没有拿到自己口袋一分钱。

姥爷晚年生病，需要定期输液。他骑不动自行车，我爸开公车接了他。这个老党员坚决不能接受，精心计算里程，辗转托之前的老部下买好了汽油送到我爸中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我姥爷说。看到汽油，我爸说，刑警队的汉子们都感慨得说不出话来。

姥爷的一生经历了巨变的大时代。晚年，他曾欣喜于“打工潮”的到来——“真不孬！年轻孩儿们出去打工，能挣到钱了，真不孬！”他也常愤慨于新闻中曝光的官员的贪腐——“龟孙！那咋恁好啊？花着公家的钱，夜里睡得着觉！欸——”他一边“欸”，一边把遥控器扔到一旁。

对姥爷，我经历了小时候的懵懂敬畏，年轻时的不甚理解，再到今天的由衷佩服三个阶段。是的，一度我也不理解姥爷，觉得他大约是不懂变通，被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一度我也以为，商品经济时代，需要变通而不是守旧，要开源不必节流，要提倡追求个人价值而不应总谈奉献……

今天的我们，再看姥爷，看他们那一代人，确实有了全新的感受。可以说，如果没有《人世间》的启发，我可能尚未真正理解我姥爷；没有对《人世间》的思考，我可能还是没有勇气写怀念姥爷的文字。

“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是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非常骄傲的头衔，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周志刚以骄傲的口吻讲出这个头衔。在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词被真诚唱响的年代，工人们——虽然他们只是普通劳苦大众的一员——是发自内心地、自信地确认着自己的主人翁身份的。因此，他们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攻坚克难，不怕牺牲，辛苦却幸福。周志刚如此，我姥爷也是如此。

他们是平凡的人，是无名的英雄。《人世间》之所以让我震撼，在于它是一部无名英雄的史诗，在于我的姥爷就是周志刚，我的父母亲、我的舅舅就是周秉昆。他们平凡如沙砾，质朴如泥土。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家庭负重前行。他们并不位高权重，但在我们心中，他们德高望重、情深意重；他们没有高官厚禄，但他们有善良、真诚、无私、担当，谁又能说，这不是更宝贵的传家宝？

姥爷，我们想您。

文/勾文君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