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逃离的非正式雇佣命运

成为正式职员的路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35 岁至54 岁的非正式职员大概有273 万人，他们又被称为“中年自由职业者”。在这一年龄层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职员。这一数字还没包括已婚女性。另外，有414 万的35 岁至54 岁的女性也是非正式职员，但由于她们属于被扶养一方，并没有被纳入“就业统计”的数据中。也就是说，潜在的中年自由职业者似乎更多。

在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大军里，我采访到了松本拓也，他叙述了自己常年作为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心境。

“如今我已经43 岁了，我对于当下社会不再抱有幻想。只要想到今后我仍然还是非正式职员，就觉得自己在社会上孤身一人，没有寄托。”

拓也经历了无数次非正式雇佣，雇主几乎都是黑心企业。他曾在30 多岁的时候就职于某大型销售公司，月薪30 万日元且不久就成为副店长。但是，每月100 多个小时的

强制加班要求，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辞职。

之后，他开始在餐饮店工作，依靠打工，每月可入账13万日元。不久后，他向餐饮店提出了改善劳动待遇的请求，却遭到了解聘。失去工作的他一边依靠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勉强维持生活，一边参加了职业培训。

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工作，终于寻得一份全职工作，即成为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在东京经营的高端超市的营业员，就这样，他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由于当下零售行业人手不足，薪酬略有上升，拓也的时薪也达到了1260 日元。因为店铺通常营业到很晚，于是他主动要求在薪酬补贴较高的时间段上班。这样，每个月的加班费他就可以拿到8 万日元；扣除社会保险等费用，每月到手的薪酬大约能维持在23万日元。

即便如此，每当契约到期时，他都会担心用人单位是否会续约。公司“终止派遣”了许多负责收银的派遣职员，员工们也只能忍气吞声。用人单位可轻易裁掉非正式职员，一想到这种不确定性，他总是担惊受怕。

“随着年纪的增大，找工作只会越来越难。我想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恐怕也很难成为正式职员了。现有的存款也只是杯水车薪。今后，我该如何是好呢？”

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非正式雇佣，他们身上折射出了隐藏于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被忽视的中年劳动问题

在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境中，我们忽视了一群重要的人，即在就业冰河期走向社会的一群人，如今我们称他们为“中年自由职业者”。

大众对于这一词语的关注源于2015 年。根据三菱日联银行调查资源处研究员尾畠未辉的估算，中年自由职业者逐年增加，至2015 年增长为273 万人。

当然，与正式职员相比，这些人的积蓄较少，社会保险的加入率较低。再过若干年，他们将靠养老保险维持生活，但大多数人的养老金每月还不足7 万日元。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会越发拮据，最后只能依赖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但日本的财政能力恐怕无法负担这一巨额的低保补贴金，届时甚至会造成低保补助制度的崩溃。

另外，我们应当思考，中年自由职业者为何会成为如此庞大的群体？

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在日本，应届生求职之时没能成为正式职员的，只能作为非正式职员进入社会。根据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所公布的有关壮年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工作生活的相关报告（2015 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位25 岁的男性非正式职员，5 年后，也就是30 岁时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为41.7%；10 年后，也就是35 岁时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为49.1%，换句话说，半数的人止步于此。倘若是一位30 岁的男性非正式职员，35 岁时成为正式职员的概率就只有28.0%。

毕业时遭遇就业冰河期的一代人，如今已经迈入中年（35 岁至54 岁），我们称之为“就业冰河期一代”“迷惘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没有获得正式职位，继续着生活的艰辛。

加入相亲大军也是奢望——四十三岁的拓也

“我不想到40 岁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下去，不仅结婚无望，连老了之后的生活都是个问题。”

这种担心来自本书序章介绍的松本拓也。对他而言，只要有工作干，他决不挑地点。他长期以来在小城市的工厂和小店干着包吃包住的工作，梦想着某一天能够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但是收入微薄的他甚至不敢加入相亲大军。

拓也毕业于专科学校，学的是与餐饮相关的专业。毕业时正值经济不景气，因此暂时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靠给饭店打工维持生计。曾有一段时间，他在关西地区经销酒水的商店工作，并晋升为正式职员。但好景不长，公司经营困难，开始大量裁员。第二年，拓也也被解雇了。从此之后，拓也的事业越发不顺。由于被解雇，公司提供的宿舍便不能再居住，他被下了逐客令。就这样，失去工作的拓也也失去了落脚之处。

拓也没有存款，为了凑够搬家所需的费用、押金和礼金，只得向朋友求助。入不敷出的他，开始用信用卡申请小额贷款，加上其他的银行贷款，总共欠债300 万日元。

拓也尝尽了失业和居无定所的艰辛。

“连银行都拒绝了我的贷款申请，我连房子都租不到了。”他说。

根据东京发布的《有关居无定所不稳定劳动者的情况调查报告》（2018 年） 显示，在东京24 小时营业的网咖或漫画咖啡店中，通宵待着的无固定住所的人数每天有4000 人左右，其中无固定住所的劳动者（派遣、兼职、打工） 大约有3000 人。据悉，这一数字接近雷曼事件时期所谓“网咖难民”的人数。从年龄层来看，30 岁至39 岁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38.5%，其次是40 岁至49 岁，占19.7%。从雇佣形式来看，30 岁至39 岁的中年不稳定劳动者占了38%。拓也也是其中之一。

再就业困难重重，仅靠打工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房租。于是，他找到了一家提供住所的工厂，通过与工厂签订承揽合同，承包工程以维持生计。他搬到滋贺县后，在附近的大型电器公司或汽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干组装的活。然而，由于业务骤减，合同还未到期他就被解雇了。随着工厂生产计划的调整，人员雇佣也要随之调整，现实往往很残酷。对工厂而言，提高效率和减少成本才是最主要的；对打工的人而言，工厂的经营状况至关重要，他们随时可能会因为工厂的不景气而风餐露宿。

以前，劳动市场上还存在着日工、离乡外出务工这样不稳定的劳动形式。然而，近年来，这类不稳定的劳动形式又以另一种面目登场，企业不是直接雇佣合同工或临时工，而是通过承包公司或派遣公司来雇佣人员，这使得责任的承担变得模糊，且变相地加剧了解雇的频率，更让人觉得企业毫无人情可言。

拓也又重新开始了求职之路，由于他没有驾照，在小县城找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像销售、看护等缺口较大的职位，通常都需要开车跑外勤。

他想要考驾照，却苦于没有学车的资金，就算去人才市场注册，驾照也是申请求职的基本条件之一。

就这样，拓也被求职的种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为了排解郁闷，他也会去各社区设置的婚介所碰碰运气，但总是不出所料地吃闭门羹。

婚介所里年长的工作人员劝说他道：“你如果能找份工作或者愿意做农村的上门女婿，那就有结婚的希望。”他经常在街上看到婚介所的宣传信息：“唉，这些信息大概都是跟无业游民和低收入的男性毫无关系的吧。”

他在那一瞬间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对中年自由职业者们来说，连婚姻都成了奢望。

节选自《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作  者：[日]小林美希；译  者：邹韵

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