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帽落宫花，衣惹御香，凤辇晚来初过。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

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著春衫袅娜。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夜阑饮散，但赢得、翠翘双嚲。醉归来，又重向、晓窗梳裹。

晁冲之的这首《上林春慢》是一首表现北宋汴京（今开封）元宵节日盛况及风习的词作。元宵佳节，上自皇帝，下至平民，举国欢赏，金吾不禁。街上有“龙擎烛戏”，“万枝灯火”，更有“满城车马”，如云游人。而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女人们，她们身着轻盈的“春衫”，显得那样袅娜；头戴素白的“蛾儿”、轻巧的“蝉儿”、柔细的“柳丝”、精致的“梅朵”，颤颤袅袅，婀娜多姿，她们才是这月夜最靓丽的风景。朱弁认为“此词虽非绝唱，然句句皆是实事，亦前人所未尝道者，良可喜也。”对词中关于女性首饰的描写还特意加以说明：“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鬓篸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何时，而词客未有及之者。”（朱弁《曲洧旧闻》附录一《续骫骳说》，中华书局，2002，235页）朱弁指出了晁词的节日民俗价值，他的注也极具民俗价值。

元宵节是个古老的节日，自汉代起源，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宋至于极盛，迄今不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元宵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节日习俗，有些今已不复存在，最典型的便是服饰习俗。元宵服饰以宋时最为突出，多见于时人的笔记杂著、诗词小说。如北宋吕希哲《岁时杂记》记载：“都城仕女有神戴灯球灯笼，大如枣栗，加朱茸之类。又卖玉梅、雪柳、菩提叶及蛾、蜂儿等。皆缯楮为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一引，丛书集成初编本，117页）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亦载：“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596页）南宋临安风俗依旧，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夜市》载有“春冬扑买玉栅小球灯、……闹蛾儿、玉梅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119页）。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记载更为详尽：“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辈，则以白纸为大蝉，谓之“夜蛾”。又以枣肉炭屑为丸，系以铁丝燃之，名‘火杨梅’。”在宋人咏元宵的诗词作品中，这些首饰更是频频出现，兹举数例：

花影乱，笑声璇。闹蛾儿满路，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康与之《瑞鹤仙》）

娇波向人，手捻玉梅低说，相逢常是，上元时节。（晁冲之《传言玉女》）

闹蛾雪柳添妆束（朱淑真《忆秦娥》）

风吹不老蛾儿闹，绕玉梅、犹恋香心。（张炎《风入松》）

灯球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无名氏《失调名》）

新年佳节喜相重，屈指元宵五日中。雪柳巧装金胜绿，灯球斜映玉钗红。（周必大《立春帖子·皇后阁》）

金铺翠、蛾毛巧。是工夫不少。闹蛾儿拣了蜂儿卖，卖雪柳、宫梅好。（无名氏《失调名》）

在宋代的绘画中，也有类似表现。如宋代无名氏的《大傩图》（图1）中人物头冠上所插戴的饰物，就可以看到有玉梅、雪柳和闹蛾之类。

图1 《大傩图》

二

从文献来看，宋代元宵服饰品类繁多，除项帕、貂袖为衣饰之外，其馀珠翠、玉梅、闹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灯球、项帕、貂袖、火杨梅等，皆为头饰。珠翠平日亦簪戴，过节只是倍加增饰而已，通常直接装饰于冠上，这种冠即“翠冠”或“铺翠冠”，如李清照《永遇乐》之“铺翠冠儿”（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931页）、陈世崇《元夕八首》其二之“闹蛾簇簇翠冠儿”（《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3950页）。宋时流行戴冠，据沈从文先生的研究，北宋初年流行冠梳，用漆纱、金银、珠玉等做成两髻垂肩的高冠，上插以白角长梳。最常见的是花冠，“多用各色罗绢或通草作成，讲究的加金、玉、玳瑁、珠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32页）。后妃的珠冠，所用珍珠达上千颗（图2）。珠翠属于奢侈品，为贵家所用。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元宵最流行的是蛾儿雪柳等纸帛材质的首饰，它们也成为宋代元宵节的典型文化符号之一。

图2 佚名·宋仁宗皇后像，画中皇后头戴珠冠

元宵饰品以形状大致可分为三类：植物类、动物类、器具类。

1.植物类：玉梅、雪柳、菩提叶

用白色纸或绢制作而成梅花、柳条，美称“玉梅”、“雪柳”。柳条也有以捻金线制作者，称“金柳”，如李清照《永遇乐》之“捻金雪柳”、周密《探春慢》之“玉梅金柳”、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之“蛾儿雪柳黄金缕”等。梅柳是春天最先开花和泛绿的植物，元宵佩戴以示迎春。

菩提叶，今人多不注，或认为菩提树叶，或不详为何物。元宵所提及的菩提叶大致有两种，其一为菩提叶灯，《武林旧事》卷二“灯品”中便有“菩提叶”；周必大《次韵芮漕国器忆去年上元二首》其一有“古寺看红叶”句，自注曰：“报恩寺菩提叶灯最佳。”（《全宋诗》，26702页）可见“红叶”即菩提叶灯。此灯为广州所产。郑刚中有一诗，题为《广中菩提树，取其叶，用水浸之，叶肉尽溃而脉理独存，绡縠不足为其轻也。土人能如莲花累之，号菩提灯，见而戏为此绝》（同上，19107页），可知菩提灯是以菩提叶用水浸泡脱去叶肉后所馀之筋脉制成。菩提灯在广州一直流传，元人吕诚《菩提叶灯》诗极写此灯之美：“宝林萎叶坠天风，一落人间便不同。云镜荧煌开月匣，并刀裁剪费春工。星攒蜩翼冰绡薄，华拥虾须玉栅红。从此可传无尽燄，五湖今有水晶宫。”（吕诚《来鹤亭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20册，579页）清吴绮《岭南风物记》记载：“纱叶，出广州府光孝寺，即菩提叶。肇庆天宁寺皆有之，光孝者尤大而佳。六七月间取其叶，以少石灰水浸之，二十日则肤去觔存，竟如纱縠，土人以之作灯，并为妇人钗铒之属，如金丝然也。”（四库本）《广州志》亦云：“菩提叶似柔桑而大，寺僧采之，浸以寒泉，历四旬，浣去渣滓，惟馀细筋如丝，霏微荡漾。以作灯帷、笠帽，轻盈可爱；持赠远人，比于绡穀。”（《广东通志》卷五二“诃林有菩提树”注，四库本）可见菩提叶不仅可以制作成灯，还可以做成发钗、耳饰、灯帷、笠帽等，是馈赠佳品。然此为广州土俗，传至京都汴京及临安者为贡品，常人稀有。

另一菩提叶为人造饰品。南宋舒岳祥《金线草》诗云：“金线比方浑未尽，玉函收录尚多遗。盈盈蜂蝶菩提叶，袅袅蜻蜓菡萏枝。”自注曰：“旧时都下花工作翠花，名菩提叶，缀以蛾蝉之属。作小荷叶，名满池娇，则缀以蜻蜓、茄叶之类浮动其上。金线草之花叶正似之。”（《全宋诗》，41000页）金线草也叫女罗，菟丝，野狐丝，其叶圆如锦葵芝草，青紫色，叶脉如荷叶，夏日开花如蜂蛾蜻蜓之状。作者因此以菩提叶、满池娇为喻。可见这种菩提叶乃花工所制作的“翠花”，它上面往往点缀着蛾、蝉、蜂之类，以营造浓浓春意。金王庭筠《清平乐·应制》词有“宫鬓蛾儿双翠叶”（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44页）句，疑其中“翠叶”即为菩提叶。

2.动物类：蜂、蛾、蝉、蝶、蜻蜓

动物类主要是昆虫。蜂，即蜜蜂。蜜蜂在春天开始活动，嗡嗡喧闹，逐花而行，兼取春意、闹意。闹蛾，即灯蛾儿。因元宵燃灯，蛾儿喜光，取蛾儿戏火之意。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云：“桑蚕春茧劝，花蝶夜蛾迎”。自注：“大白蛾花，无贵贱悉戴之，亦以迎春物也。”（《全宋诗》，25969页）因色白故美称“玉蛾”，范成大《元夕四首》其三又有“儿女强修元夕供，玉蛾先避雪鬅鬙”（同上，25986页）句。多称“闹蛾”，取其喧闹之意。

蝉有两种，一种是宜男蝉，较蛾儿为大，多文饰。《岁时杂记》记载：“又作宜男蝉，状如纸蛾，而稍加文饰。”（《岁时广记》卷一一引，117页）这种宜男蝉当即周密所言以白纸所为之大蝉，也称“夜蛾”。施清臣《夜蛾儿》诗专咏此物：“碧服银须粉扑衣，又随雪柳趁灯辉。怕寒还恋南华梦，凝伫钗头未肯飞。”（《全宋诗》，39025页）“碧服银须”，可见确有文饰。胡仲弓《己酉上元诗同日立春》有“花蛾巧剪禁风扑”（同上，39825页）句，从“花”字判断，亦当为此类。另一种叫“孟家蝉”，始流行于北宋绍圣间，据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记载，其式样为“两大蝉相对缭以结带”，一时颇为流行，“民间竞服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六引，四库本）此为一孟姓匠人所献，故称“孟家蝉”，简称“孟蝉”。南宋依旧很流行，岳珂《宫词》“宫样新装锦襭鲜，都人争服孟家蝉”（《全宋诗》，35406页）、姜夔《观灯口号》其三“游人总戴孟家蝉”（同上，32054页）可证。

蝶即蝴蝶，也取迎春、热闹之意。刘将孙《六州歌头·元夕和宜可》“数金蛾彩蝶，簇带那人娇”（《全宋词》，3528页）中就有彩蝶。事实上，蝴蝶、娥、蝉都很相似，孟家蝉有的便作“两蝴蝶相对”造型。

也有蜻蜓状元宵饰品，如洪瑹《阮郎归》云：“花艳艳，玉英英。罗衣金缕明。闹蛾儿簇小蜻蜓。相呼看试灯。”（同上，2964页）这一习俗起源于后唐。据陶穀《清异录》卷上“百虫门·涂金折枝蜻蜓”记载：“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线笼贮养之。尔后上元卖花者取象为之，售于游女。”（四库本，1047册，882页）

这类首饰至明清尚有遗留，佩戴时间改为元旦。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记载明宫廷习俗云：“自岁暮正旦，咸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或簪于首，以应节景。”（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78页）《北京岁华记》亦载：“元旦，人家小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名曰闹嚷嚷。”（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引，四库本）《余氏辨林》亦云：“今京师凡孟春之月，儿女多剪彩为花或草虫之类插首，曰闹嚷嚷，即古所谓闹装也。”（沈自南《艺林汇考·服饰篇》卷六引，四库本）

3.器具类：火杨梅、灯碗、灯球

上元以灯为主，首饰也有火杨梅、灯碗、灯球等灯具类。《岁时杂记》记载：“京城上元节，以熟枣捣炭丸为弹，傅之铁枝而点火，谓之火杨梅，亦以插从卒头上。又作莲花牡丹灯碗，从卒顶之。”（《岁时广记》卷一一引，117-118页）。结合前引《武林旧事》所载，可知火杨梅实为枣泥丸，傅于铁枝上点燃，或插于头。灯碗则为无提手之灯，故只能置于头顶。火杨梅与灯碗皆属灯火，不够安全便利，只有似灯而无火，造型小巧美观，“大如枣栗，加朱茸之类”（《岁时广记》卷11引《岁时杂记》，117页）的灯球、灯笼之类饰品才适合簪戴。赵师侠《柳梢青》“星球雪柳”、周必大《立春帖子·皇后阁》“雪柳巧装金胜绿，灯球斜映玉钗红”中的“星球”“灯球”都是这类簪戴的小灯球。翁元龙《恋绣衾》“且莫把、冰丝剪，有灯球、红绣未描”（《全宋词》，2945页）还有对灯球的剪裁描画。侯寘《清平乐·咏橄榄灯球儿》专咏灯球，夸赞其美：“缕金剪彩。茸绾同心带。整整云鬟宜簇戴。雪柳闹蛾难赛。”（同上，1430页）

除此三类之外，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还写到“鹅毛剪雪英”，自注曰：“剪鹅毛为雪花，与夜蛾并戴。”（同上）是一种将鹅毛剪作雪花状的饰物，较为少见。

三

从上面所列举饰品可以看出，宋代元宵首饰种类繁多，在材质、造型、制作及使用方面，表现出以下特点：

1.取材简易

元宵首饰多为应节而做，基本属于一次性消费品，其材质主要是“缯楮”，即丝帛和纸。其制作大致先以纸或丝帛剪制、粘贴出各种形状，然后将其粘于细竹篾或铜铁丝之上，使用时插戴于发髻或冠上。这与宋代朝廷倡导节俭，多次下诏禁止平民使用金玉珠玑有关。元宵狂欢，一夜游赏之后，饰品往往遗落殆尽，何应龙《元夕戏题》便是形象的写照：“从教香月转亭西，贪看灯球忘却归。挨得玉梅零落尽，蛾儿犹傍鬓边飞。”（《全宋诗》，42017页）由于纸帛易制作、费用低，也不用太可惜。

2.造型美观

元宵首饰虽然取材简易，然而造型讲究。史浩《粉蝶儿》云：“闹蛾儿、满城都是。向深闺，争翦碎、吴绫蜀绮。点妆成，分明是、粉须香翅。”（《全宋词》，1272页）“吴绫蜀绮”剪制点画而成的闹蛾儿，“粉须香翅”，栩栩如生，加上细竹篾的作用，插戴于头，缠缠袅袅，摇曳生姿，恰如马子严《孤鸾·早春》所言：“玉梅对妆雪柳，闹蛾儿、象生娇颤。”（同上，2070页）当然，制作精美的首饰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可谓“金铺翠、蛾毛巧。是工夫不少”（无名氏《失调名》，同上，3672页）。即便是白纸做的大蛾，在夜晚灯下也有不错的视觉效果，正如吕希哲所言：“昼日视之，殊非佳物；至夜，稠人列炬中，纸轻竹弱，纷纷若飞焉。”（《岁时广记》卷11引，117页）

3.颜色尚白

一般而言，节日里的人们喜欢打扮得花花绿绿，崇尚鲜艳的色彩，饰品更是如此，如立春的春幡、春燕、春蛾，端午的五色丝、香包等都是彩色的，而元宵饰品却崇尚白色和近似于白色的黄色。周密说元宵妇女“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正道出了尚白的原因。试想元宵融融月光之下、点点星火之中，女子们一袭白色，宛若仙子，那是怎样一幅幅美妙的图画！

4.插戴尚繁

宋人好饰，插戴以多为胜，只要看南宋李嵩《货郎图》（图3）《市担婴戏图》（图4）等中货郎的满头插戴便可知。《武林旧事》卷三“都人避暑”条记载南宋初夏茉莉花盛开时，“妇人簇戴，多至七插”（同上，43页）。元宵首饰亦喜欢“簇戴”。如前引李清照《永遇乐》之“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侯寘《清平乐》之“整整云鬟宜簇戴，雪柳闹蛾难赛”、刘将孙《六州歌头》之“数金蛾彩蝶，簇带那人娇”、陈世崇《元夕八首》其二之“苍头喝道烛光微，梅压乌云柳压眉。打块成团娇又颤，闹蛾簇簇翠冠儿”等。无名氏的《宣和遗事》也写到元宵“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宣和遗事》前集，丛书集成初编本，53页）。想想看，妇女们戴着铺翠冠儿，满头插戴玉梅、雪柳、闹蛾、大蝉，那是怎样一种繁复的修饰！真可谓“梅柳蛾蝉斗济楚”（赵师侠《洞仙歌·丁巳元夕大雨》，《全宋词》，2095页）。

图3  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5.重在娱乐

与端午佩饰具有强烈的辟邪功用不同，元宵饰品的娱乐功能更突出。元宵饰品典型地表现了元宵灯节以狂欢为主题的特色。尽管饰品中的宜男蝉、灯球等具有求子寓意，但其更为明显的主题是“闹”。灯火是元宵的主角，自汉武帝设祠坛祭祀太一神以通宵达旦的灯火祭祀为主，到东汉明帝时融入了佛教的燃灯礼佛，这个中西合璧、佛道兼容的节日，其最重要的习俗是燃灯和赏灯，元宵也因此称为“灯节”。灯类首饰自然在突出其灯节特质。元宵处处是灯，自当有喜欢灯火的众多蛾儿们来参与。蛾儿乱飞，到处凑热闹，恰与元宵的狂欢性质相契合，故而成为最具元宵节日精神的符号之一。元宵饰品不仅用于簪戴，还到处悬挂以渲染气氛。《武林旧事》就记载元宵卖食品的人“皆用镂鍮装花盆架车儿，簇插飞蛾红灯彩漉，歌叫喧阗”（同上，32页），好不热闹。元宵时节，春天刚刚来临，经历一冬的严寒，人们渴盼拥抱春天，玉梅、雪柳、蜂儿、蝶儿之类表示迎春的饰物也被借用过来，共同渲染出浓浓的春意，盎然的生机。

图4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

另外，元宵首饰男女皆戴，但以女性为主。当妇女们满头插戴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等各种各样的饰物时，节日的欢庆气息和人们的喜悦心情就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繁多饰品的装饰下，元宵节日里的妇女们便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据吕居仁《轩渠录》记载：“司马温公在洛阳闲居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内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说郛》卷三四上，四库本）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可以看出在宋代元宵之洛阳城的“灯景”委实好看，而游人更是别具魅力，吸引着每一个人去参与其中。看看元宵的妇女们是多么的美丽吧：“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全宋词》，1884页）“笙歌雅奏。爱雪柳、蛾儿笑把。琼佩摇、珠翠盈盈，迤逦飘兰麝。”(陈允平《解语花》，《全宋词》，3125页)

时代太平，经济发达，城市繁华，孕育出宋代繁盛的元宵服饰文化，成为亲身经历者难以忘却的美丽风景。当社会变迁，繁华不再，每逢元宵倍伤情，元宵首饰也作为人们追忆繁华、思念故国的代表性符号，留存于文字之中，成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3年第2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