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王力宏与前妻李靓蕾近日在微博上的对峙，向我们提供了当代家庭矛盾的一手文本：男性手握性别福利却不履行婚姻义务，女性不愿再是沉默的生育机器和无偿劳动的提供者。
“我决定站出来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想再有女生和我经历一样的事，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省思。”12月17日，在歌手王力宏于社交媒体宣布已申请离婚的两天后，前妻李靓蕾在微博上控诉前者婚内出轨、家庭冷暴力等。不同于一般娱乐新闻婚内出轨曝光的指责，李靓蕾的文字更多着墨于讲述女性在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后所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恋爱中被欺骗的角色期待和婚后连续怀孕哺育的落差；“伪单亲”丧偶式育儿中丈夫的缺位；她遭遇的婚内经济失势、夫家家庭成员的霸凌和来自伴侣的利用和情感剥削。李靓蕾在文章中说：家庭主妇是一份全年无休的无酬工作，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不被承认。“这样不对等的关系，也会让女性处于弱势，即使男生出轨或者家暴也难以有话语权。”
王力宏和李靓蕾在社交媒体上隔空喊话的拉扯难以避免地被社交媒体当做娱乐丑闻狂欢消费，但这起明星夫妻之间的个案纠纷本质上仍反映着婚姻中普遍的性别困境。二人的叙事体现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和性别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挣钱、女性育儿。19日到20日，两人在微博上就婚内是否出轨、离婚经济纠纷等问题来回进行了数次质询和回应，双方叙事恰好同时暴露了婚姻中典型的性别风险：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的家庭婚姻责任的不对等、出轨等性道德的模糊化、婚内利益分配的失序和两性权力关系的差异。
本文暂且放下此事件中关于王力宏是否出轨等事实性的分歧，希望借助李靓蕾较有自主意识的叙事和对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口述，讨论其所展现出的女性在不平等的婚恋和家庭生活中所面对的结构性的沮丧和压抑，正视她们在家庭中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痛苦，讨论被长期忽略的照料和生育的社会价值，消除对家庭主妇的污名和对家庭劳动的轻视。李靓蕾所经历的绝非孤案，她所讨论的困境是任何一个女性因婚姻和生育陷入困境、因为性别进行再生产劳动却得不到认可的普遍现象。在这个充斥着性别焦虑和婚育压力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在公共讨论中推进对社会性别不公现象的反思，如她所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一起省思的议题”。
养成式的爱情：父权浪漫观的陷阱
倘若对娱乐新闻尚存记忆，大家应该记得2013年王李二人宣布成婚时，媒体是如何利用两者的年龄差异来打造美好爱情神话：“16岁的李靓蕾遇到了26岁的王力宏，相识十年后步入婚姻殿堂”等等。然而时过境迁，浪漫的甜蜜爱情反而变成了不堪的过往。李靓蕾回顾当时“我还未成年，你26岁与我语言暧昧”和王力宏的“没有联络差不多有十年”的反驳，让这十年有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意涵。
实际上，男性成功人士寻找年轻的女性作为伴侣的“养成”模式并不少见。近期一系列男明星在性别问题上的“人设崩塌”和人们对“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文化现象的反思，都说明了有权势的男性在利用父权的性别优势、通过经济物质甚至精神控制的方式，围猎和剥削女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李靓蕾指出的“有权势的人操纵媒体、媒体操纵大众，造成社会价值偏差，舆论思维被控制”。因此，男性名流的性别失范不是个别的“不守私德”的个人问题。娱乐工业和造星过程，也正是养成式爱情叙事的教唆源头之一。这些流行于大众文化的符号和话语，把男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性别特权，装点成了一个看似诱人的陷阱。尽管步入这样的关系意味着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等全方位的不平等，但性别规训刻意忽略了男女在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女性所承担的大多数婚育风险。不论是短暂的“性玩物和社交资本”或步入婚姻成为“家养的生育机器”，权力差异都意味着社会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
如果说婚前养成式的爱情是神话，那么婚后家庭主妇个人发展的牺牲和退让，才是千疮百孔的赤裸现实。李靓蕾的婚后生活成为“明星全职太太”难得的口述证言：“我放弃工作和自己个人的人生，一切以你和孩子为中心。我们结婚大部分时间，我不是在备孕、怀孕，就是在产后哺乳育儿，过程中身心都经历了很多变化，大部分我都是自己独自面对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看似帅气优质的王力宏实际上难以完成为人夫和为人父的基本责任。除了长期的丧偶式育儿，李靓蕾后期在爱情政治的角力中继续让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作出了单方面开放式婚姻的妥协：“我还是愿意选择原谅你、陪伴你，只是换一种方式，不奢望你改变了，让你自由地过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我退出了你的生活，就带着孩子在家等你。”
从经济物质条件到感情利用操控，女性暴露于婚姻中的风险是多维度和全方位的。李靓蕾的讲述为我们提供了家庭内部性别不公造成对女性伤害和惩罚的一手经验，揭示了婚姻生活中全职家庭主妇的身份困境、被压抑的情感欲望，无偿劳动的照料惩罚（指女性在家庭内部承担照料工作，会导致其低就业率和低薪资水平的情况）和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指因为职场的性别隔离、婚姻和生育等因素，女性丧失职场机遇，获得更低的薪酬待遇等），父职的缺席和婚内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以及就此延伸出来的道德困境和人际关系危机。幸运的是，她的故事揭开了父权浪漫观下两性关系虚伪的面纱。
李靓蕾有能力通过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的文字夺回个人历史的叙事权，但她的控诉和后来的胜诉，更折射出了另一群体的性别困境。在这个始终以男性为中心的多边关系中，李靓蕾并非最弱势的一方。作为合法妻子，她拥有身份的道德优势能够让她写下针对前夫的檄文、为自己说明申诉，并且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而那些前女友、“小三”、被睡的嫩模等，却始终是最边缘的客体。实际上，她们和李靓蕾一样都是父权中心主义下男性性游戏的猎物，是被王力宏利用和剥削的受害者。不论是在和王力宏的关系还是在“小三”的指责中，她们经历的性别暴力和社会压力也源自性别歧视和不平等，但她们更无法反抗这种不公，难以说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她们的情感经历和个人诉求不被认为具有道德正当性，也因此几乎无法收获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李靓蕾的本意或许并不是要把矛头对准其他女性。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这些情况的知情和忍让，在婚姻关系破裂后又为指责王力宏其他性对象的“实锤”，王李婚姻政治的角逐和利益的争夺，在客观上让其他女性成为他二人之间婚姻悲剧的“陪葬品”。问题制造者和发起剥削暴力的男性只是有了个沾花惹草、无关痒痛的道德污点；合法妻子因为占领了婚内身份和道德优势赢得了舆论胜利；其他女性成为被消音的、被剥夺的阴影中的幽魂。然而，男性始终占主导的、以“合法身份”、“上位”作为女性奖赏的附庸型的婚姻制度，却无法进一步反思。这是我们在讨论李靓蕾事件中仍需警惕的父权观念的陷阱，因为正是“宫斗戏”的看客心态，强化了父权制对不同女性进行分化、规训和奖惩的道德秩序。“正房撕小三”中的道德指责，也正是父权制的幽魂借着部分女性的手，在加害另一群女性。
俘虏式的家庭主妇：是选择还是妥协？
李靓蕾在某种意义上是颇具有自主性的完美幸存者：她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符合“理想妻子”各方面严格的社会要求。她期待幸福完美的家庭生活，“愿意”成为全职妈妈，也想要孩子，于是成为家庭主妇和完成三胎生养哺育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她的个人意愿的。这样的“家庭主妇化”个案，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主动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已经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主妇叙事。而她的经历和控诉，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许多焦虑和认同，更把“家庭主妇”的讨论拉入了公共空间的焦点。社交媒体不断提出“女人一定要有钱”和“不论何时都要有工作”的危机解决方案。《中国妇女报》也在对该事件的评论中直言“警惕脱离职场的风险”，称“女性参与职场、保留职场竞争力，还是最有安全感的选择。”
舆论隐隐透露出了性别焦虑下，“嫁得好”和“干得好”这两个经典的互斥模式之间大家对后者的选择偏好。然而，这两种所谓的“个人选择套餐”背后的支撑话语都存在简化、理想化女性现实困境的倾向。对个人而言，步入职场还是留在家庭的选择面临着制度结构和文化的多重钳制。是否成为家庭主妇并非完全凭借个人意愿，女性面临的群体性困境，不应该被简化成个人选择和宿命。我们更要警惕对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的二次歧视。作为社会现象，“主妇化”与女性群体所存在的经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在一个排斥女性的、不友善的劳动力市场，女性无法摆脱传统藩篱和陈旧观念的家庭角色规范的要求。个人在缺乏制度性的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女孩该不该回家、能不能回家”的行为动机，受到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家庭策略和自我认同等多方位的影响。
在现实中，更多的女性并不像李靓蕾这样具有经济优势，职场和家庭之间的“双肩挑”重担同时压在许多女性的身上。如何兼顾家庭和职业是长期以来女性难解的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女性是首当其冲的下岗和失业人员，进城务工女性的母职实践也展现出更复杂多样的面貌。严酷的职场竞争、缺位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女性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成为深受国家、资本和父权三重压迫的弱势群体。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的阶段，回归家庭背后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虽然李靓蕾的案例脱离了中国普通女性的情况，属于少数积极主动主妇化的特权阶层，但在中国，类似情况也多见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的上层家庭。同为家庭主妇，她们与来自社会底层的传统主妇有天壤之别。对于她们而言，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家庭实践过程也并非完全的个体自主的选择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下与相关家人的互动、协商、妥协中形成的”。
社交媒体上“不论如何不能放弃工作”的解决方案理想化了职场女性的状态，忽略了职场女性所承担的母职压力。事实上，挣得多不代表女人在家庭内就可以扬眉吐气。根据叶胥等人的研究，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不一定因女性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家庭内男性话语权和性别展示的作用依然重要，女性甚至为了缓和家庭性别角色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冲突，主动提供更多的家务以弥补自己收入更多带来的性别角色失位，以安抚“男性自尊受损”的丈夫。另一方面，全职妈妈则因为没有经济收入而成为丈夫的附庸品，在家庭地位陷入了“俘虏式妻子”的角色困境。学者莎妮·奥加德（Shani Orgad)）对这种情况这样总结到：“妇女以自身的牺牲培育下一代，让丈夫们从家务劳役中解放出来，投入职场拼搏。他们的社会权力和地位得到巩固，占据了家庭主导的经济地位，反过来却对没有经济报酬的全职太太们施压。社会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贯穿于两个空间之中。这样导致的现实是，妇女在外被职场男女不平等、以有偿工作为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资本力量所操控；在家庭内部则被父权制的特权所宰制，迎合丈夫的需求，将个人价值寄托在儿女身上。”
是工作还是当母亲，现代女性如何“为自己而活”是一个生存命题。要解决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之间的性别困境，要拓宽女性自身个人发展的空间，不仅仅需要打破职场好家庭观念中的性别歧视，寻求夫妻共同育儿的改变，也需要获得社会福利和公共制度的支持。这其中，最紧迫和最具现实意义的改变之一，就是承认包括家务和生育在内的女性再生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保障婚内女性的个人经济权利，消除母职惩罚和照料惩罚。
“爱的囚徒”：照料惩罚与隐形的家庭再生产
包括生育、照料、家务分工和母职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经典议题。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再生产的理论之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开始定义日常生活和代际维系中的照料和生育等行为。简言之，女性在私人领域从事的“隐形的”劳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但是由于此类劳动需要投入感情和关怀，被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认为“去技能化”，难以兑现市场价值，从而对劳动的提供者（通常为女性）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维度。在这一过程中，照料者对被照料者存在感情和爱的责任，家庭或亲密关系里的利他意愿和感情回报，也形成了家务劳动低薪酬、无经济回报的文化原因，学者称之为“爱的囚徒”（Prisoner of love）困境。
李靓蕾有意识地把自身作为母亲和家庭照料者的身份视作是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几乎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学视角的母职研究的典型个案。李靓蕾甚至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家务劳动薪酬计算公式，以弥补自身受到的母职惩罚。她写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女性，选择为家庭付出当家庭主妇，虽然实质上属于‘无酬’工作。但，这只是家庭成员角色的分配，也是家庭重要的支撑……这份工作的薪酬应该加总计算加上以你的能力不外出工作的机会成本。这应是所有家庭主妇透过自己努力应得的薪酬，而不是被赠予或施舍的。被分配到这个角色的人不应该是理所应当要永远没有经济能力或积蓄，而担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获得所有的利益和权利。”
在她的辩解和自证中，尤其值得玩味的最后一段关于“跻身上流社会”的澄清，也体现了在“爱的囚徒”困境中女性的意愿、感情与家庭再生产劳动之间的张力：“我没有‘靠他’获得现在的生活，未来我不需要，也不会为了要跟他拿生活费而受任何的屈辱（虽然是我应得的，但是不用，谢谢。）我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把孩子很好地养育成人。”这一段叙事展现出了家庭成员中照料劳作的现实利益深刻地羁绊勾连着人的情感价值——李靓蕾必须小心翼翼地绕过“处心积虑拜金女”和“怀孕/离婚胁迫要钱”等性别歧视的道德暗礁，才能进一步争取婚姻内合理的经济权利。
事实上，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谈论财产和利益分配是尤其敏感的。王家父子的回复也赤裸裸地展示了父权制的家庭照料安排中，社会不平等被镶嵌在家庭的爱与金钱的二元对立里。关怀和照料如果带有挣钱的目的就不再单纯，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预设形成了一对极富张力的矛盾，这样隐形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也造成了亲密感情和经济报酬的互斥性，进而，阻碍了照料者获得公正报酬的合理性。事实上，家庭劳动和育儿哺育的性别分工和无偿劳动让女性受到了性别惩罚；妇女回归家庭的再生产没有得到社会的物质及观念支援，更牢固地把她们困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中。感情劳动在家庭内部的交换价值也有限，造成了家庭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低下。而现有的法律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形同虚设，法律和制度中尚未有明确的规定保障家务劳动者的利益，造成了家庭内部成员生存和发展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平等。
20日中午，随着李靓蕾对王力宏利用情绪操控（gaslighting）和更多婚姻情况的说明，王力宏道歉，表示将要把房子过户给李靓蕾，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并称暂时退出工作。二人之间的“口水战”可以说已经分出胜负，再度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盛况空前的热烈讨论。这一热点事件终将冷却，但李靓蕾讲述出作为名人背后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生活体验，利用文字和社交媒体重申话语权、夺回个体尊严、争取自身经济权利的文本，为今年的公共讨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力宏李靓蕾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为人夫妇、为人父母的男女个人在婚姻层面的伦理挣扎，更精准地踩中了时代性别、阶层焦虑和群体性婚育危机的脉搏。尤其是在三胎政策人口压力、家庭经济紧张和性别文化转向的当下，生产和再生产处于普遍调整变动的复杂关系中，亲密关系和家庭组织模式自然要受到强烈的冲击。
李靓蕾在文章中数次对其他女性的提醒和忠告：“所以女孩们！一定要好好的防患于未然。”然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作出反思的不应该仅仅是女人。上层社会中的李靓蕾拥有教育和个人能力的资源，可以作出“漂亮的反击”。可以想见，社会中下层家庭主妇，即使拥有相同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够像明星妻子一样获得公众注意力。对抗婚姻、职场和家庭中的性别不公，不仅仅是女性更聪明地作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男性参与共同构建平等伴侣关系，解决全社会结构性、系统性的性别不公的问题。生产与生活制度上的公私分离，不仅仅是“丈夫与父职的缺席”，更是育儿公共服务和合理社会政策的缺席。我们要继续追问如何追求性别更平等的家庭结构和育儿模式，改善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内部等不同空间的性别文化。
编辑/孙政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