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古董局中局》:靠偶然和巧合,难以成局
解放日报 2021-12-09 10:38

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一书中探讨影院机制和观影心理时,突出了三个关键词:认同、窥视、恋物。如果不惜折损麦茨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我们可以对这三个关键词作通俗化解读——观众的观影愉悦来自这样几个方面:被影片中人物的性格、处境、命运所吸引,或对扮演该人物的演员有认可与赞赏心理(认同);观看奇观性景象或隐秘、禁忌性内容的满足感(窥视);对电影中的艺术技巧、明星、电影衍生物(如海报、电影周边、明星签名)等的迷恋(恋物)。在这种理论视野的照拂下,《古董局中局》的艺术得失就非常明显。

《古董局中局》围绕剧中人物许愿与药不然对唐代明堂玉佛头的争夺展开情节,杂糅了寻宝与冒险的元素,带有悬疑与喜剧的色彩,结局是代表正义的许愿与烟烟揭开了惊世谜底,粉碎了药不然的篡位阴谋。影片为我们展示了古董界的深不可测、明争暗斗,鉴定古董的精妙与细腻,以及围绕古董鉴定、买卖而发展出各路人马与江湖格局,这足以满足观众的窥视欲。影片中那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古董文物、各种机关和暗语、拥有较高人气的明星,多少可以抚慰观众的恋物心理。但是,观众观赏一部影片的心理愉悦首先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即观众对人物有同理心、有代入感,对影片情节能产生沉浸感,不会质疑其中的逻辑。遗憾的是,《古董局中局》在召唤观众的“认同”方面几无建树,人物缺少感染力,情节四处漏风,观众的观影体验可谓疏离和抗拒。

影片最大的看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许愿和烟烟在寻找真正的佛头时,需要破译诸多密码,拼凑各种线索,这是对人物智商的考验;二是许愿和烟烟在“按图索骥”时,需要面对药不然的恶性竞争,对付老奸巨猾的付贵,摆脱老朝奉派来的追兵,并与郑国渠的制假团伙缠斗不休。按理说,影片可以借此为观众奉上智力冲浪和动作奇观的双重享受,并制造张弛有度的情节节奏,然而,当影片用空洞的人物形象、错乱的人物动机、潦草的情节逻辑来结构时,观众像陷入了一团迷雾中,被各种应接不暇的人物冲击得头昏脑涨,不明所以。

影片主人公许愿一路寻宝,需要懂摩斯码,精通篆书和中国古代文化,对围棋知识和历史如数家珍,当然还要在古董鉴定方面有极高造诣。问题是,许愿7岁时父亲就不辞而别,他寄人篱下,一直是被作为一名家电维修人员来培养的,少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又活得浑浑噩噩,他何以能建立如此广博深邃的知识体系?许愿的父亲隐姓埋名,是希望儿子过上简单平淡的生活,但他又留下无数线索,指引儿子找到佛头,这本身也自相矛盾。

许愿在历经艰险,甚至死里逃生之后,知道了一个“惊天”秘密:他爷爷当年将真佛头包在假佛头里送给了日本人。观众等了两个小时,随同人物完成了一路的奔波和冒险,影片就端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重磅炸弹”,这种一脚踏空的失落感令人沮丧。因为,纵然外假内真,许愿的爷爷还是把真佛头给了日寇,被枪毙,不冤啊。许愿在会场那惊天一锤,却生生坐实了自己爷爷的罪名,恐怕与想要给观众反转惊喜的初衷背道而驰。

许愿用惊人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商,一路破译父亲留下的线索时,观众理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但这个破译过程依靠大量的“偶然”勉强维系着,破译之后又由更多的“巧合”来推动情节发展,这无异于沙上建房,根基不牢,故事大厦随时会倾覆。例如,许愿看到父亲房间里真假混杂的古董时,瞬间想到摩斯码。由于缺乏前期铺垫,人物的这个脑回路多少有点突兀。他从摩斯码中拼出“付贵”之后,一旁的烟烟马上说她知道付贵,这种巧合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破解父亲留下的摩斯码之后,没有破坏现场以误导后来者,让药不然得以一路跟踪,这又显得太不专业。他拿到青铜镜的全部资料却对关键信息不甚明了时,一旁偷听的付贵马上说,核心密码是找郑虎,而他刚好认识郑虎……影片情节设置的随心所欲、情节链条之脆弱牵强显而易见。

“古董局中局”的片名相当于与观众签下了合约,即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会存在意想不到的反转和颠覆,一些看似平常的场景可能隐藏着令人拍案叫绝的骗局与算计。但是,影片中的“局”实在太少,精巧性不足,格局也不大。在关键性的寻宝段落中,人物不是身陷谜团中不知出路,不是因别人的阴谋而危机四伏,而是与敌对团伙正面对决,甚至在地洞里爆发了激烈枪战。一部以“做局”为卖点的电影,争端的解决居然靠不合常理的枪战,这已然落于下风。观众没有在谋篇布局中看到叹为观止的“珍珑棋局”,自然也无法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转中,涌动自叹不如的心理折服。

影片的开头有一场民间拍卖会,发生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折射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的社会背景;许愿开设家电维修店的那条小巷,寒酸破败,形象地展现了当年下岗工人的困窘处境;许愿出场时,落魄潦倒,醉酒度日。这些场景给观众一种错觉,以为影片想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示人道关怀,或者书写失意者步步艰辛的突围之旅。不过,影片很快就让许愿离开这个晦暗的环境,走上惊险刺激的寻宝之路。这说明,创作者对于影片作为商业片的市场定位非常明确。只是,影片既然标明了“1992”的时间坐标,就应该体现对时代人心的敏锐捕捉,对时代风情更有质感的表现与开掘,而不能一方面营造逼真的时代氛围和浓郁的市井气息,另一方面又沉浸在背景架空的叙事快感之中,甚至希望情节的展开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更不受时代氛围的禁锢,这未免有点自我分裂。这也解释了影片叙事失控、观众出戏的原因,因为影片在创作之初就陷入了规划与实施南辕北辙的困境之中。

文/龚金平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贺梦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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