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大学毕业的男生阿坤，站在大学和社会的分水岭，像所有急于长大的少年一样，他迫不及待地要好好闯荡一番。他买了一辆二手吉普，本以为新的生活能像野马一样驰骋，却没想到，自己并不能控制人生的剧本……
魏书钧导演兼编剧的电影《野马分鬃》，2020年入围第7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戛纳2020”片单，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内地电影。
故事从买了一辆二手吉普开始，到把车卖了结束。
影片的最后，不仅车卖了，阿坤的发型也从野马鬃毛一般的长发剃成了寸头。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90后魏书钧说，《野马分鬃》里的故事发生在大约10年前，时代会变，环境会变，但青春的本质不会变。
中青报·中青网：《野马分鬃》中有多少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
魏书钧：30%-40%吧。最开始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想到自己在大学临近毕业的那段时间和经历。我当时确实买了吉普车，因为吉普车经历了一些事，最后车也被卖了。但我现在回望自己的大学时光，会觉得片中的角色已经不能代表我自己了，他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跟我不是一回事了。
中青报·中青网：影片中的青春迷茫，是你的切身感受，还是年轻人即将步入社会的普遍状态？
魏书钧：会有典型性，年轻人的心态是类似的，尤其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会加剧这种迷茫。因为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比如，以前只在学校里生活，怎么会遇到警察呢，不出去打工怎么会遇到老板呢？像片中角色，他开始真正面对成人世界，但他又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我的那段时间也挺混沌的。
但迷茫和迷茫是不一样的。如果迷茫是一种情绪，电影通篇只是一种情绪，我觉得这是没有观点的。如果发现了端倪，为什么踏入成人世界之后年轻人的很多观点发生了变化，是什么让我们这样，是什么在驱动这件事——如果有这样的发现，那就不是情绪本身了。
中青报·中青网：影片中的男主人公比较叛逆，你是这样的吗？
魏书钧：我的思索与反思从来没有停过。小时候，如果有不同观点，我会说出来，会反抗，可能就是你说的“叛逆”。上了大学，基本不太说话，沉默了。但拍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去表达自我，主要是因为我已经不满足于说话的那种形式的反抗了。
拍电影和技术类学科的不同之处，是有很多主观创作的东西，就像再一流的大学也很难培养诗人。所以，自我教育挺重要的。
中青报·中青网：10年前年轻人的状态和现在相比会有不同吗？
魏书钧：我们现在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觉得那是青春片。即便观众跟片中人物的成长背景不一致，但青春的味道是相似的，一个好的青春片是抓到了青春本质的东西。环境会变，不同年代的时代精神有区别，但青春本质的东西不变。
中青报·中青网：有人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导演，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的导演吗？
魏书钧：外界对我的评价措辞好像是有些变化的：小聪明、聪明、灵光……我觉得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导演的智慧是重要的，聪明本身没有褒贬。我们也可以很笨拙地做一件很动人的事，所以艺术跟聪明没有关系，但艺术能体现一个创作者的智慧。
中青报·中青网：影片中电影学院教录音的老师，自己却十多年没有做过录音，你怎么看待电影的学校教育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魏书钧：在实践积累不够的情况下，会觉得老师讲的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但经过实践回头再看，发现学校里教的那些都是高度凝练的总结。
比如，老师说电影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拍《野马分鬃》之前，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时间空间，也不知道这对于电影意味着什么。再比如，很简单的，一个镜头里近景和中景的差异，初学的时候只知道是取景框大小不同，实践后发现不同景别的运用其实有着巨大差异。
这些很基础的东西会在实践前后，让我产生很大的认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需要不断地拍、不断地实践，才能感受到。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青年导演的成长环境好吗？
魏书钧：现在机会挺多的，各种创投、电影节，《野马分鬃》就得到了“可能制造”的支持。我去国外参加电影节，遇到很多国外的年轻导演，发现他们想进入本国的电影工业体系其实挺难的，所以他们通常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电影是他们的梦想。中国现在每年有那么多新导演的新作品能进入影院，被大多数人看到，这是非常难得的。
中青报·中青网：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是怎么拍出来的？
魏书钧：首先，拍电影要花钱，一开始很难从外部获得足够的钱，就得自己拿出一部分钱；然后，要有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个很重要。
当时我们拍短片，都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关键不在于大家义务帮我做这件事，而是大家想法一致，都愿意去尝试。拍短片相对比较自由，也没有什么压力。15分钟的片子，拍个三五天，不好就再拍一天，调头也容易，就是一二十人的团队，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产生的所谓电影新浪潮，都是一批人同时出现，其中有导演、编剧、演员，今天我给你做摄影，明天你给我做导演。大家以不同的角度、持之以恒地做，在没有特别大的外部资源的时候，这种氛围能提供很大的助力。
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