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安门东面的南池子，有一道高大醒目的朱红围墙，这里就是我国著名的“金匮石室”所在地——皇史宬。

所谓“金匮石室”，简单来说，就是古代收藏重要文书的地方，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档案馆”。而皇史宬，就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国家“档案馆”。近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完成对皇史宬的修缮和展览布设，这座故宫边上的“神秘小院”在封闭百年后已开放团体预约参观。

皇史宬专门收藏列朝的实录宝训：实录，是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皇帝死后，嗣位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实录，以为修史的依据；宝训，是皇帝统治时期的言论诏谕，也是修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便是清人依据明朝的实录和宝训修成的。

明朝各朝实录规模都很庞大，记忆中，大学图书馆有这套书的影印本，虽然经过了技术处理，仍占据了大半个书架。上学的时候有幸曾在老师的指导下，读过《明神宗实录》中的几卷，其措辞之谨慎，记事之详细，至今记忆犹新。

能让史臣付出这么多努力修撰，足以表明实录和宝训在各朝享受的就是“正史”的地位。正因为此，它们需要重点保护。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实录和宝训并没有和其他资料分开。太祖的时候，它们被藏在了南京的大本堂、文渊阁，后来成祖迁都北京，文渊阁成为了大学士议政之所，实录和宝训被放到阁东的五间房屋贮藏。一直到孝宗弘治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明廷有了兴建皇史宬的动议。

弘治时期，此前各朝的实录和宝训数量已颇为可观。比如《太祖实录》就有二百五十册，《宝训》十五册；《英宗实录》则有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这些实录和宝训都收藏在内阁，而且只有一部，别无他本，一旦遇到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史料，大学士丘濬在弘治五年，建议为累朝的实录和宝训设立专藏，并就建筑地点、材料、庋藏工具等提出了较为详尽的设想。他上书道:“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挌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锢金以为匮，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存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

丘濬认为，自古以来国家重要的档案都放在金匮石室里，相对于土木材料而言，金石更加坚固，可防潮防火，长久保存档案。他向弘治帝建议，为稳妥保存国家重要文献档案，应该在紫禁城内建造一座砖石材料的建筑，把档案放入金质的柜子里，再把柜子放到该建筑内。同时，他还建议该建筑的选址地点为文渊阁附近。

让人遗憾的是，孝宗对于丘濬的想法虽然表示了赞许，但是只是部分采纳。至于为何没有全部被采纳，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得而知。一直到世宗朝，丘濬的想法才得以实现。

世宗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皇家宫殿多次遭受火灾。根据《明史》记载，从弘治到嘉靖年间，火灾屡屡发生。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宁宫后三小宫发生火灾；嘉靖四年三月壬午夜晚，仁寿宫发生火灾，玉德、安喜、景福等宫殿被焚毁；嘉靖八年十月，大内所房发生火灾；嘉靖十年正月，大内东偏发生火灾；嘉靖十年四月，兵工二部公廨发生火灾，且烧掉了大量文籍。

火灾频发，引发了世宗的警惕。为了防止训录被毁，继位不久，便诏谕内阁，称祖宗的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匮藏之。建造神御阁于南内重华殿西，世宗亲临定制如南京斋宫，内外用砖石团甃。阁上奉御容，阁下藏训录。因为石匮夏季容易潮湿，故改制铜匣。议定之后，于嘉靖十三年七月开始了建造工作。建造过程中，世宗改神御阁为皇史宬。历经两年整，皇史宬于嘉靖十五年七月竣工。

皇史宬的规制宏大敞亮，龙阁崔巍，四周上下纯用石甃，不假寸木；主殿坐北朝南，通体基本上可以称为石屋。其台基、墙壁均由砖石砌成，门窗、梁坊和斗拱等传统上应该用木料的地方用的也是仿木石料。整个建筑与装具设计完美，功能齐全，华贵耐用，既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又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

新修好的皇史宬除了收藏累朝训录之外，还藏有《永乐大典》副本。嘉靖三十六年，宫内失火，藏有《永乐大典》的文楼文渊阁遭到了焚毁。经明世宗督促，总算幸免于难。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命将孤本《永乐大典》摹写一副本，于隆庆元年誊录完毕。正本贮于文渊阁，副本藏于皇史宬。以《大典》之重要，也足见皇史宬之受重视的程度。

皇史宬毁于明末的战乱，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山海关之战失利，出离北京时，发炮放火焚烧了皇宫。火灾过后，只有太庙和武英殿尚存，皇史宬在这场浩劫中也没有幸免。像《明熹宗实录》便毁于此难，这对晚明历史的研究是个重要的打击。

清朝入关之后，皇史宬大体上按明制复建，只是将门额的字做了改变，改成了左汉右满两种文字合璧。清代除了在皇史宬保存实录、圣训和玉牒之外，还另贮《大清会典》《四库全书》等，以及107颗将军印信，两侧配殿还保存过内阁题本的副本。

另外，主殿内石台的布局有所调整。第一次是将明代的20座小石台改建成了前后两座较大的石台，到了嘉庆年间，又将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大石台，这就是现在能看到的石台。这样改建完毕后，石台上就能够容纳更多的金匮了。

有意思的是，咸丰去世后，在摆放他的实录和圣训时，却发现石台就剩下两个空闲的金匮了，如果不对现有档案进行归并，咸丰帝的二十个金匮档案没有地方摆放，于是同治皇帝将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实录金匮进行了归并，这才最终将咸丰帝的实录圣训放进去。同样在摆放同治帝的档案时，光绪皇帝再次对已有金匮进行了归并。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皇史宬最初仍归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府管理；1925年溥仪出宫，皇史宬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接管；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把皇史宬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5年成立国家档案局，皇史宬移交档案局管理；自1956年起，国家陆续拨巨款对皇史宬进行了多次修缮；1982年，皇史宬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皇史宬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对其保护一直比较滞后。堂堂国家级别的档案馆的南院，竟然成为了居民的大杂院。幸好当地政府没有任由这个问题继续发展，借着北京中轴线申遗的东风，北京对皇史宬的违建进行了整治。此后，又经故宫博物院进行专业修复，还原了古建风貌。

文/云韶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