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人是世界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群体。他们认为：男儿生于天地之间，专为一大事而来。于是把自己堂堂七尺之躯，视之为大丈夫；而对知书达礼的女子，亦以“女公子”相称。

既然人生天地间是为一大事而来。那么天下大事便有了苦事和乐事之分。而儒家所推崇的天下第一乐事，就体现在孟子那句有名的“众乐乐”上。

关于“众乐乐”的文字，最早出现在春秋《孟子梁惠王下》：有一天，齐宣王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问：“听说大王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宣王说：“我不是爱好古圣王的雅乐，只是爱好世俗一般流行的音乐罢了。”

“只要君王真的很爱音乐，那么治理齐国就容易了。当今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是一样的。”

宣王感兴趣地说：“可以把这个道理说来听听吗？”

于是，孟子发表了这段精彩的议论：

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乎？”（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快乐，跟别人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一种更快乐呢？）

王曰：“不若与众。”（自己欣赏音乐，不如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跟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

王曰：“不若与众。”（不如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众乐乐”的理念由此问世。它宣示了儒家精英与众不同的行事逻辑，就是入世建功，实现“众乐乐”的人生理想。

大丈夫的大事小事、苦事乐事从此泾渭分明。

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中，向儒家文人出了一道人生选择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如果二者不能同时兼得，那么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义，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二者不能同时兼得，那么我只好舍生取义了。

“众乐乐”成了儒家精英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毅然放弃“独乐乐”，以苦为乐历练自己。孟子惊世骇俗地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天下皆知：人生百苦，其中劳、饿、乏、忍，是苦中的极苦。士人却要以苦为乐，头悬梁，锥刺骨，发愤读书，把苦难当作磨刀石，去磨练治国安邦实现“众乐乐”的夲领。到了北宋，欧阳修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更把孟子“众乐乐”的理念，发展到中国人道德修为的极致。

“众乐乐”其实是儒家精英们人生的一条“华山险道”。两千多年来精英们前赴后继，却鲜有人善终。很多人为此吃尽苦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历数了精英们的惊世成就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本人为后世留下一部煌煌《史记》，也承受了“以腐刑赎生死”的苦难人生！

既然追求“众乐乐”如此不易，那么当社会动荡、士途无望时，会不会有人转而选择“独乐乐”呢？

回答是肯定的。

从魏晋南北朝起，一种对“独乐乐”的再认识，再定义，便悄然兴起。

东晋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理想国，生活在其中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何等逍遥的一幅“独乐乐”的生活图景！

“竹林七贤”对“独乐乐”的追求，更演绎到极致。面对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的现实，他们整日在竹林内酣歌纵酒。七贤之一的著名酒徒刘伶，每天带着酒壶，乘坐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他还吩咐一人带着锄头，跟在车后，什么时候他死了，就地掩埋。七贤们从“众乐乐”走向“独乐乐”醉生梦死的另一个极端。

儒家文人以钟摆般的两极走势，对孟子的“众乐乐”作出了调整：即“达时兼济天下，困时独善其身”。如果“众乐乐”成为泡影，儒家文人则可以独善其身，追求“独乐乐”了。

大文豪苏东坡是追求“独乐乐”的高手。苏轼金榜高中，正欲实现“众乐乐”的人生理想时，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杭州任上，他既在西湖上造了道苏堤，做了件“众乐乐”的事；又发明了“东坡肉”，在“独乐乐”中寻得一份雅趣。后来新党执政，他又被贬惠州。别人仕途困顿郁郁寡欢，苏轼却怡然自得，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名句。竟然宣示：他愿长居被贬之地做个洒脱的岭南人！

如果说，陶渊明在“独乐乐”中寻到了避世的乐趣；

竹林七贤在“独乐乐”中，陷入了灵魂的扭曲与幻灭；

那么，苏东坡则是在“独乐乐”中，走向“也无风雨无情”的淡泊与平和。

对于中国历代儒家精英来说，追求“众乐乐”难，而追求“独乐乐”亦难！

正是这两难的磨砺，使他们的品格和群像，在历史的演进中显得分外的奇特和高贵。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