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是党史专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曾参加中央交派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一2021年6月）》等党史基本著作编写。

在近日出版的《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史》一书中，李颖精选、严选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的内容，用通俗化的语言，对35个（组）红色圣地进行了全方位、深入浅出的解读，生动地告诉广大青少年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及中国人民是怎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

红军长征出发地有几处？

长期以来，尤其是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后，江西于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广为人知。但众所周知，除中央红军外，红军主力尚有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以及少为人知的北上和西征的先遣部队，他们又是什么时候走上长征的道路，从哪里出发的呢？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部队北上和西进。

7月，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之一红七军团进行改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人领导。7月6日，部队在瑞金沙洲坝的乌石垅集结出发。

11月，红七军团到达赣东北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下旬，重新整编后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出发。

随后，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进。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军，反而孤军深入，陷入与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后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以上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情况。

8月7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部署，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新江口出发，踏上西征的道路。经过80多天的艰难征程，到10月24日与红三军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时（旋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还剩3300余人，完成了牵制敌军和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任务。

这是西征的情况。

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揭开红军长征的序幕。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江西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十个渡口陆续南渡于都河，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5年11月19日，完成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任务后的红二、红六军团主力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编为红二方面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从鄂豫皖苏区撤离，转移至川北后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1月起，红四方面军计划强渡嘉陵江。2月16日，因中央红军调整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中革军委来电解除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但红四方面军总部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3月28日夜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主渡口在阆中境内。因此，从强渡嘉陵江起，红四方面军就实际开始了长征。

原红二十五军一部随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撤离后，新的红二十五军又在鄂豫皖重建。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

中央主力红军是仓促转移吗？

很多人认为，中央红军是仓促转移，真是如此吗？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934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就已经围绕撤离根据地突围转移进行各项秘密准备工作。在得到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第一是进行“扩红”。长征出发前，1934年5月至7月，“扩红”运动达到高潮，原本三个月扩大50000红军的计划，在50天内全部完成，实际上到6月30日，就已扩大红军62269名，超额完成任务。

第二是筹措军需物资。陈云回忆说：“8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时任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回忆说，在长征前几个月当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准备炸弹（每月5万个），翻造子弹（每月达70万粒），修理迫击炮弹（共3000个）等，保证了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补充。

第三是调配干部。前面提到博古主持干部去留工作，他在延安整风笔记《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说道：“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负责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确原只是计划转移到湘鄂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再谋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对留下干部所处的危险估计不足。

第四是舆论准备。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对全军进行思想动员。9月23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张闻天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同志能够很灵活的依照战争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必须要学会在秘密环境之下进行工作”。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委员会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这封信虽未明说要进行转移，但对红军转移后各省县苏维埃如何开展工作已经进行了部署安排。

最后，派遣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实际上是起到探路和战略配合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紧张、时间急迫的环境下，做好以上各项准备工作实已不易，但由于转移准备工作始终秘而不宣，对广大指战员和各级干部来说，则缺乏思想准备和长途转战的具体准备。

文/李颖

来源/文汇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