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邀到图书馆做一个讲座，我递交的讲题是《宋朝的图书馆》，讲座主办方建议改为《宋朝的“图书馆”》，给“图书馆”加了个引号，因为按照以为的经验，不加引号容易引来不必要的争议。我能理解主办方的顾虑，也知道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是不相信传统中国是有图书馆的，“古代不是只有封闭的皇家藏书楼与私人藏书楼吗？”
一些研究中国图书馆史的学者论证说，“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所垄断，图书文献被视为私有珍品，不仅私人藏书‘书不出阁’，就连国家藏书也被皇帝视为‘退朝以自娱’，据为皇室所有。图书馆的读者，多为藏书的主人，整个图书馆相对地处于静止和封闭的状态，所以人们称这一时期的图书馆为‘藏书楼’或‘藏书处’。”
还有人进而推论：“一个人把自己的藏书借给陌生人与他人共享，或者干脆把自己的东西变为公共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人所在的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起码是大多数人要具有公共意识。显然，只有在具备了这种公共意识的社会，一个人也才可能把属于自己私人的东西拿出来与他人共享。而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就是在私有文献的公共所有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看来，古代西方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条件，而古代中国则没有具备。”
他们认为，中国之有图书馆的建制，是近代从西方引进来的。由西洋传教士创建、始建于1847年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于1904年对公众开放的的古越藏书楼，则是中国“第一个开放型的私人图书馆”，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
“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主要是缺少面向社会开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这就是图书馆学前辈吴晞先生提出的“中国图书馆西来说”，吴先生又称这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历史的正确起点”。
中国社会在“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之前真的没有公共图书馆吗？或者说，传统中国的藏书楼真的缺乏公共性、开放性吗？以经验常识来看，中国自古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那么多的读书人（尽管不能跟今日社会比，但阅读人口的数目肯定远远大于中世纪欧洲），如果没有提供借阅功能的图书馆，难道都得自己抄书、购书？这不科学。一般来说，需求总是会刺激出供应，正如为了使睡眠的姿势更符合人体的解剖特征，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不约而同地发明了枕头。图书馆的道理也一样。
当然，要证明传统中国有公共图书馆，不能靠经验常识的推断，而是需要证据、证据、证据（重要的话要说三遍）。也许我们有必要将目光聚集到中国宋代，看看那时候的藏书楼形态距离近代的公共图书馆有多远（或多近）。我们要考察的重点是，宋代藏书机构是否具备公共性、开放性与共享精神，因为我们认为，近代图书馆的核心定义便是公共性、开放性与分享性。
私人藏书机构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将宋代的藏书机构分为国家藏书楼、地方藏书楼、社会团体藏书楼与私人藏书楼四大类。
说起传统中国的私人藏书楼，相信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代藏书家范钦建造的“天一阁”。天一阁有一条很不可理喻的家规：“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与祭。”确实非常封闭。然而，天一阁只是传统藏书楼的极端形态，很难说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去检索宋代藏书家的史料，不难找到开放的私人藏书楼。试举几例：
北宋初的胡仲尧，“累世同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数万卷，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宋史·孝义传》）
北宋藏书家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以及子弟观之。”（《却扫编》）
另一位北宋藏书家宋敏求，家有藏书数万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曲洧旧闻》）
又有一位不甚知名的藏书家蔡瑞，修建藏书楼“石庵”，“蔡君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藏书达五千余卷。愿读者处焉。”（《石庵藏书目序》）
南宋最负盛名的出版商陈起（陈宗之），也建有藏书楼“芸居楼”，藏书达数万卷。“芸居楼”的藏书也是对文人圈开放的，一位宋朝诗人写的《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诗可为凭证：“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
南宋藏书家楼钥的“东楼”，藏书极丰富，也允许借阅：“客有愿传录者，辄欣然启帙以授。”（《鄞县志》）
辛弃疾的《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词序也提到一位叫藏书家郑元英，他家藏书楼叫“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这个尚友斋，就是阅览室。
《广信府志》也记录了一处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绍熙、庆元间，直敷文阁赵不迂建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谓邑人旧无藏书。士病于所求，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席，俾能纵览。”
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阅的私人藏书楼，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并不缺共享精神。只不过有的藏书楼允许图书外借，如陈起的“芸居楼”；有的藏书楼允许登楼阅读，但不可以外借，如郑元英的“巢经楼”。
如果说“书不借出”显示了传统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差别，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的图书馆（Library）同样有过“书不外借”的时期，“欧洲古代图书馆长期用铁链将图书拴住，直至18世纪末期图书馆铁链拴书才逐步成为历史”（参见龚蛟腾《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一文）。即便到了19世纪，晚清人王韬见到的伦敦大英图书馆，也是“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出”。被誉为“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的晚清古越藏书楼，也是规定“所藏之书，均盖用戳记，只准在中厅六十座中翻阅，不得借出门外”。可见其开放性逊于宋代一部分私人藏书楼。
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当然还不能等同于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但如果说古越藏书楼“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显然这个“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应该追溯到宋代。这当然并不是我的创见，史学前辈陈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说：“宋人之藏书家者，已能兼为图书馆之事业。”实际上，西欧社会的许多公共图书馆也是从私人藏书机构开放而成的嘛。
社会团体藏书机构
再来看宋代的社会团体藏书机构。
社会团体藏书机构主要为寺观藏书楼与书院藏书楼。寺观藏书楼有点像西欧的教会图书馆，但宋代寺观藏书楼的开放性，远大于同时期的西欧教会图书馆，当时教会图书馆的“借阅规则极严，通常只借给内部人员，每次限借一册，有的馆一年只借书一两次”（江宏《欧洲基督教图书馆简史》）；而宋代的寺观藏书不但内部的僧侣可以阅读，外面的读书人也可免费借阅。
宋朝不少后来当了大官的士大夫，都有游学于寺观的经历，如范仲淹少年时寄读于醴泉寺；韩亿、李若谷、王随未及第之时，“同于嵩山法王寺读书”；吕蒙正、温仲舒年少时都在洛阳龙门山利涉院借读；张士逊“少孤贫，读书武当山”（参见张建东《宋代寺观藏书及其文化贡献探微》）。因为寺观藏书丰富，除了宗教类书籍，经史子集俱备，乃至医书、志书、书画、蒙学教材、通俗读物、年谱、家谱都有收藏；而且，寺观还向读书人提供短期借宿的场所，对于那部分家境贫寒、无力入学的士子来说，寺观藏书楼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汲取知识的公共渠道。
苏轼的朋友李常，“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这位李常及第之后，还将他手抄的九千卷图书赠予寺院，留给后来人。可谓投桃报李。苏轼为此写了一篇《李氏山房藏书记》，说李常之图书“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换成现在的说法，这不正是共享精神的体现吗？
宋代书院藏书楼则有点接近西欧中世纪的大学图书馆。宋朝为书院兴起、鼎盛之时，许多士大夫都致力于创办书院，许多书院都收藏有丰富的图书，如南宋人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其藏书楼“尊经阁”藏书多达10万卷，魏氏《书鹤山书院始末》称，“堂之后为阁，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这个藏书量，堪比宋朝的国家藏书，而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索本学院图书馆，1289年的藏书量不过1000册左右。
书院藏书楼，当然是供师生借阅的公共设施，而非书院创办人的私有、私享之物。另一位南宋人郭钦止创建石洞书院，“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即申明自己捐献的藏书为书院师生共享，“示郭氏不敢有也”。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我们今天对宋代书院藏书楼的图书借阅制度无法深入了解。
但可以确知，书院的建制发展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藏书借阅制度：如朱熹修复的白鹿洞书院，借阅规则是：“在洞生徒借读者，写一票于管干处领出，以便稽考。缴书销票，不许沉搁延捱，致误后来人借阅。损失者，勒限赔补。”纪念范仲淹的兴化文正书院则许可外人借阅藏书：“储书非易，本不宜携书出院，因念寒士以馆为家，不克入院肄业。倘深藏不出，事近向隅，破格从权，故有出院之议。”为方便读书人借阅图书，文正书院还规定，藏书“须编目缮写，悬版于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长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
须知，1770年代，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还要用铁链拴住书籍，禁止外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之一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开始时也是半封闭的，“专供耶稣会会士研究参考之用”，后来才略为开放，“凡教会中人，或由教会中人介绍，经藏书楼主管司铎同意后，亦可入内阅览，但为数极少。库内仅有阅览台一二张，坐椅数只”（葛伯熙《徐家汇藏书楼简史》）。那为什么当我们提及西欧的图书馆、传教士修建的藏书楼时会立即想到它们的开放性与现代性，而说起传统中国的藏书楼，却坚决认为它们封闭、落后，连图书馆的名字也配不上呢？
国家藏书机构
如果说，私人藏书楼、寺观与书院藏书楼属于民间性质的藏书机构，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国家藏书机构与地方藏书机构，显然便是政府系统的一部分了。宋代的国家藏书机构，主要是昭文馆、集贤馆、史馆三馆（合称崇文院）和秘阁，此外，国子监、舍人院、御史台、司天监等中央机构也设有藏书处。
许多人研究者将三馆秘阁称为“皇家藏书机构”，乃至以为是皇帝“退朝以自娱”的私享空间，其实这是不求甚解的想当然。三馆秘阁从来不是皇室私产，而是国家机构。宋政府设三馆秘阁，是为诸才，培养治理国家的人才。宋朝君主明明白白说过，国家之所以设置三馆秘阁，“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
宋代也有“皇家藏书机构”，但不是三馆与秘阁，而是龙图阁、天章阁等皇家藏书处。原来，宋代从宋真宗朝开始，形成了一个惯例：在位的君主都要为前任皇帝修建一座图书馆，存放前任的著述、文件、书法墨迹与藏书，如纪念太宗的龙图阁，纪念真宗的天章阁，纪念仁宗与英宗的宝文阁，纪念神宗的显谟阁，纪念哲宗的徽猷阁，纪念徽宗的敷文阁，纪念高宗的焕章阁，纪念孝宗的华文阁，纪念光宗的宝谟阁，纪念宁宗的宝章阁，纪念理宗的显文阁。
宋人这个做法有点像今日美国的总统图书馆，按美国《总统图书馆法》，美国总统卸任之后要在家乡建造一座图书馆，存放自己的手稿、档案材料、书籍、纪念品，交国家档案部门管理。这类皇室藏书阁，才是皇帝“退朝以自娱”的地方，如宋真宗增龙图阁藏书，说：“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这分明是宋朝君主爱读书的体现，却被后人误用来证明宋代国家藏书的封闭性，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实际上宋代的国家藏书机构是公共的（非皇帝私有），也是开放的（尽管开放度有限）。从常理判断，既然三馆秘阁是国家储才、育才机构，那必定要对一部分士大夫开放，供他们阅读藏书，否则如何储才育才？从史料透露的信息来看，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的藏书也确实允许文臣学士入阁阅读或借出阅读。
北宋咸平二年（999），宋真宗谓宰臣曰：“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兼雠校不精，……自今差官校勘及掌书史，卿等严行约束，杜绝因循。”三馆秘阁的藏书因为外借，导致“散失尤多”，皇帝便要求宰臣“严行约束”。但这个“严行约束”，肯定不是禁止借阅藏书，而是指借书人要及时归还图书。
因为到了熙宁七年（1074），三馆秘阁的官员上书皇帝，申请“将借本书库原书籍添入经史子集，书数足备及准备阅览。……科场借书，外面无本，方许于馆阁权借”。宋神宗“从之”。这条史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三馆秘阁出现了“借本书库”。顾名思义，“借本书库”显然是指收藏专供文臣学士借阅之图书的书库。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也可以向国家藏书机构借书。
宋朝国子监的藏书处也允许借阅。清代藏书家、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提供几条例证，如宋版《大易粹言》册末，纸背印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污，典掌者不许收受。”据此可以肯定地推断，宋朝官书是“许士子借读”的。
虽然宋朝的国家藏书机构开放性有限，与现代的国家图书馆不可同日而语，但肯定不能说是“处于静止和封闭的状态”。
地方藏书机构
当然我们也应承认，相对于庞大的士人群体，三馆秘阁、国子监提供的借阅机会肯定如杯水车薪。那么，难道绝大多数的士子就无处借书？不是的。宋朝中央设有国立藏书楼，地方也建有州立藏书楼、县立藏书楼，就如天下士子散于各州县，这些地方性的藏书楼也分布于各州县。只是由于史料佚散，其具体的运作情况已鲜为人知。这里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检索到若干史料，可略窥宋代地方图书馆之形态：
资州的“聚书楼”与“博雅堂”。聚书楼为北宋宣和年间资州太守魏侯润博所建，楼成之后，魏侯润上书朝廷，请求朝廷赐书支持：“以州号多士，请于朝减他州之赐，以益此州。宛乎如韩宣子所见周书之在鲁矣。”到南宋时，因聚书楼破败，新太守宇文绍奕（他本人是一位藏书家）又建博雅堂，“比旧目増千余卷，因旧楼徙故葺新，复为厨肆，贮之博雅堂”。问题是聚书楼与博雅堂对资州读书人开放吗？宇文绍奕的自述称：“（我）以诗书发身，凡二十年聚书，上自孔氏，下至历代诸史、稗官小说，与夫国典、名公之文，合万余卷。……吾家故所贮（指藏书），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盖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大夫共之。”将家中藏书捐给了州立图书馆。“盖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大夫共之”之语，表明资州图书馆是允许借阅的。（《聚书楼记》）
建康府的“紬书阁”。南宋绍兴年间，大藏书家叶梦得任建康知府时，利用政府的财政节余建造了紬书阁，购置公共图书：“公厨适有羡钱二百万，不敢他费，乃用遍售经史诸书，凡得若干卷。厅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别室，上为重屋，以远卑湿，为之藏而著于有司。”（《紬书阁记》）这个紬书阁便楼是建康府的公共图书馆，目录学大家汪辟疆说，叶梦得“尝建紬书阁，以藏公家之书，亦宋代之公共图书馆也”。
庆元府的“重楼”。南宋宗室、资政殿大学士赵彦逾出知庆元府时，“建三层楼，中层藏书，所谓赵大资重楼也”（《鄞县通志》）。宋诗人孙应时写过一首《和楼尚赋赵大资重楼》，其中说道：“寒生感公恩义重，草根窃亦吟秋虫。扁舟登门频宿舂，敢逐炎凉如燕鸿。”可知庆元府重楼可供当地“寒生”借阅图书。
扬州的“藏书楼”。南宋末年，两淮制置使印应雷所建，楼成，“自六经而下，诸子百氏之论著，先儒故老之纪述，靡不咸在，森然一众玉府也”。扬州藏书楼也是公共图书馆，时人称：“（藏书楼）书由阙而备，道脉融畅，其嘉惠于扬之士其浅哉？淮海之间，士风深厚，士多愿质。”（《扬州州学藏书楼记》）显然，扬州藏书楼是向淮海之士开放的。
这些地方性的图书馆究竟是个别地方才有建造，还是各州县普遍设立？陆游《婺州稽古阁记》提供了一个信息：“大观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既大兴学校，举经行之士。于是诏天下州学经史阁，皆赐名‘稽古’。”皇帝为各州县藏书楼赐名“稽古阁”，如果仅仅是个别州县才有藏书楼，应当不劳皇帝大驾。必是天下各州县普遍设置了藏书楼，才需要皇帝统一赐名。正是这分布于各地的无数个地方性图书馆，满足了天下士子的阅读需求。
那么彼时地方图书馆的借阅规则又是如何呢？时过景迁，我们已无法得悉详尽的细则，不过叶德辉《书林清话》记录的一处细节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体情况：“北宋刻大字本《资治通鉴》卷中有‘静江路学系籍官书’朱文长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记曰：‘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书明白登簿，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可知宋元时期，读书人向地方图书馆借书，需要登记，最长可借读一月，丢失或损坏图书必须赔偿。
论述至此，你是否同意我的结论——宋代中国已经产生了具有公共功能的图书馆（不带引号）。而且，图书馆数目并非少数，而是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图书馆网络，既有国立的藏书机构，也有地方性的公立藏书楼，还有由寺观、书院建造的图书馆，以及一部分供借阅的私人藏书楼。虽然宋代的图书馆无论数量、藏书规模，还是开放性与公共性，都不可与现代的图书馆相提并论，但显然，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并不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路”，而是图书馆的开放性与公共性不断扩展的一个过程。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