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因此三星堆的发现和其他很多重大考古发现一样，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特别关注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两个祭祀器物坑，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古代区域性文明，这成为20世纪最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年底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6个坑。这一事件自然备受瞩目，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人们都在追问新的发现和它们的意义，对三星堆这个区域性文明充满好奇。就考古学研究而言，6个坑出土的新材料必然会对过去形成的认识加以检验，相关领域的研究将因新发现而进入一个新阶段。既然要面对检验，那就有必要对既往的认识进行梳理；研究进入新阶段自然也需要一个新起点，而这个起点就是对此前研究的总结。为此，本文拟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概况、祭祀器物坑的内涵、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等进行扼要阐述。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在三星堆进行了首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发掘之一。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已认识到三星堆是一处古代文化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学家已获知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6平方公里，遗址上有面积为3.5平方公里的城址。城址四周和城内有城垣，反映出城址的历时性变化和最终形成的复杂格局。城内有多处台地和器物坑，城址内外有房址、墓地等。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有规模巨大的人工夯筑台地，台地上有大型建筑。历年在遗址上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等。

在三星堆过去的考古发现中，最重要者是1986年在城址内发现的1号和2号祭祀器物坑。1号坑出土遗物400多件，2号坑出土遗物1000多件，以青铜器为主，还有大量金器、玉石器、象牙和海贝。大多数遗物前所未见，比如带鱼鸟图案的金杖，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奇特的铜树、太阳形器、“神坛”、眼形器，众多的铜龙、虎、蛇、鸟、鸡等动物形象，还有形体虽小但数量和种类丰富的铜戈形器、瑗形器、方孔器、铃和挂件等。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是如此丰富和独特，这使三星堆成为一个学术热点，甚至拓展为一个具有持久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围绕这些发现进行了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由两个坑出土遗物的年代、特点、性质，扩展到文化面貌、文化源流、社会样态、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解释体系。以器物坑的年代为例，学界始终存在两个坑同时和一早一晚两种认识，具体的年代最初有殷墟早期至春秋的多种看法，之后商代晚期的观点成为共识。对器物坑性质的认识分歧更大，主要观点有祭祀坑、宗庙与神庙祭祀器物埋藏坑、“厌胜”性埋藏坑、不祥宝器埋藏坑、灭国器物坑、盟誓遗存、封禅遗存等，还有不确定祭祀目的和对象的“埋藏坑”“器物坑”。影响最广的祭祀坑说中，曾出现过综合祭祀、自然神祇祭祀、百神祭祀、祖先祭祀、农业祭祀、迎敌祭祀、迁都祭祀、开国祭祀、亡国祭祀、王权交替、生殖崇拜等多种观点。在同一观点下，具体的解释往往也因人而异。至于坑内出土遗物的功能、用途、含义等，更是众说纷纭。

如此多样的认识在考古研究中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类别丰富、独特，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其次也在于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是否设置了成都平原青铜时代开始年代的前提，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否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考古材料的可比性，断代是从实物入手还是以文献或传说作为出发点，不同的方法都会导致不同的年代认识。对于器物坑和遗物性质的判定更取决于方法，如果缺乏综合的考察而仅由一类或几类遗物来得出结论，或者假设缺乏实在的证据，都会使解释出现无限多的可能性。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上采取不同的立场，也会带来不同的结论。

祭祀器物坑的内涵

确定三星堆出土遗物的年代是开展其他研究的基础。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中，青铜容器年代特征明确并可以和其他区域的青铜器相比较，因而可由青铜容器入手，进而判定其他共出遗物的年代。比如，1号坑中的青铜瓿和盘可以和殷墟妇好墓的同类器相比较，龙虎尊也见于安徽阜南；2号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发现较多，它们源于殷墟青铜器。据此可以认为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三星堆的顶尊人像和“神坛”上也有尊，这类铜器也与大口尊属同时。由这样的方法，可以确定三星堆器物群的年代为殷墟早期，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13世纪中叶。在三星堆遗址及其附近，还出土过年代更早的青铜牌饰等零散铜器，但它们可能是从外地传入而非当地生产，也未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因此，三星堆祭祀器物坑铜器群的出现应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开端。三星堆遗址并不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而是跨越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关于器物坑和出土遗物的性质，解释并不求一致性，但要有合理性和可靠性。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应能就各类遗物、各种现象得出明确而且一致的解释。三星堆1、2号坑的出土遗物虽然纷繁复杂，但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用来表现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代表性器物如1号坑的金杖、青铜龙柱形器，2号坑高大的铜树、形象的太阳形器、复杂的眼形器、数量和形态众多的鸟、写实的公鸡等。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可知，两个坑中的各类人像基本属于同类器物，它们的共同点是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

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1号坑的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2号坑最大的神树高达4米，无疑是2号坑器物群的核心。很多学者都相信神树表达的就是《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扶桑和若木，表现太阳的东升西降。据铜树上的9朵花和9只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也象征太阳。2号坑中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2号坑中的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所有这些遗物都表达了太阳崇拜这个共同主题。人们通常将1、2号坑的出土物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两个坑的出土物在类别上明显不同，2号坑铜器上常见的太阳纹、鸟羽纹和眼睛纹也完全不见于1号坑。差异即在于两群器物表达的是王权和神权两个主题。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原本可能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器物何以会被毁坏和埋藏。正因为不确定埋藏的原因或者埋藏过程中是否有祭祀行为，但埋藏物都是祭祀用器，所以笔者主张称这样的坑为祭祀器物坑。

这样的坑现今又发现了6个，每个坑出土物都不相同。据已知的信息，6个坑已出土器物的大类和表现的主题似乎仍与1、2号坑器物相同。无论最终的发掘结果如何都可以肯定，这些新发现将检验过去有关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种种认识和理论，新材料或能纳入原来的解释体系中，补充、丰富原来的认识，或推翻过去的认识而形成新的解释。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这将使科学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由此也说明，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向未来敞开。

以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我们仍可认为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和产品，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被社会上层集体占有，用于宗教活动，最终达到强化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如商周文化相比，青铜器等贵重物不是生活实用器，不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作为礼器来维系礼制或等级制。这表明三星堆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那个时期的社会样貌都有其独特性。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广受关注。这个文化并非突然出现，也没有神秘消失，它有明确的文化谱系，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有联系和交流。

在成都平原，考古学家还发现和发掘了新津宝墩等8座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产生的基础。三星堆文化也受到了成都平原之外其他文化的影响，影响涉及青铜器制造技术、权力观念和宗教信仰几个方面。首先是来自我国西北地区的影响。在三星堆尚未发现生产铜器的作坊，但如此规模的铜器群应当产于当地，其技术来源或可在西北地区探寻。对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表明那里可能是一个冶金中心，河西走廊在距今4000年左右已有发达的冶金业。三星堆年代更早的零散铜牌饰，可能就来自河西走廊。三星堆青铜器中存在的锻造技术，同样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三星堆以金杖和金器象征权力和财富的观念应来自我国西北地区。在距今三四千年的甘肃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遗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新疆天山北路墓地等，都有金器出土。据研究，我国发现的权杖头集中在西北地区，并由甘肃天水一带向东流传，这些权杖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其次是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那类青铜罍和大口尊在安徽阜南，湖北枣阳、江陵、岑河、沙市，湖南华容、岳阳、平江，重庆大昌等地，都有不少发现。这些尊和罍属于商式铜器，但具有鲜明的南方风格。可以认为，三星堆文化通过长江中游接受了商文化影响，只不过这类商文化的青铜器在三星堆文化中成为祭祀用器。太阳崇拜的信仰在东方也有悠久的历史，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和象牙器即有双鸟负日的图案，在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可见到太阳纹和眼形纹。可见，三星堆文化接受了多方向、多方面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也没有因为祭祀器物被毁埋而消亡，当成都平原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由三星堆转移到成都的金沙后，这个文化在金沙延续。在金沙遗址发现了祭祀遗存、大型建筑、普通居址、大规模墓地等。对于三星堆和金沙的考古发现可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不同的文化因相互影响和交流可以拥有相同的知识体系，但价值观未必相同；但两地的文化若具有相同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它们就可能是同一文化。这样的对比分析不限于陶器或某类遗物，不由考古材料表面的异同作出判断，也不依据古史传说确定文化归属。

三星堆和金沙两地的遗物，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器类、形制、纹饰都基本相同，说明制作它们的知识和技术相同。制作青铜器和金器还都使用了较为少见的锤打技术，在锤打的金属制品上錾刻、彩绘图案。两地的房屋类型均以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建筑为主，还有夯筑的大型高台建筑，以及不见于成都平原相邻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可见建筑技术完全相同。两地的城址、建筑、器物坑和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是西北—东南向，或者东北—西南向。这与商周文化的建筑方向不同，而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相关，即平原两侧平行的山脉为东北—西南向，平原内的河流为西北—东南向。两地还有相同的生业和经济形态，均以稻作为主。

两地的文化拥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贵重物都出自祭祀遗存，它们的使用背景、类别、功能均相同。金沙遗址梅苑祭祀区出土的大量遗物同样为三类：象征性器物有带鱼鸟图案的金冠饰、太阳神鸟金饰、铜鸟、金或铜的眼形器等；表现祭祀活动的器物有头戴太阳冠的立人、组合在一起的石人与石虎；祭祀用器同样是小件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其种类和形制与三星堆的祭祀用品完全相同。显然，三类器物表达的同样是王权和太阳崇拜两个主题。另一类证据来自墓葬。三星堆和金沙都没有大型墓葬，墓葬没有葬具，大多没有随葬品，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不用来随葬，这与丰富的祭祀遗存形成鲜明对比。墓葬的共性表明当时虽然出现了社会分层，形成了早期国家，但神权居主导地位，统治阶层将社会财富集中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动。没有厚葬习俗，不以贵重物品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商周文化，差异的根源正在于两个文化具有不同的观念。

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都在成都平原，年代前后相继，两者拥有完全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应为同一个文化，可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三星堆和金沙分别是这个文化两个阶段的中心。成都平原出土的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中不见实用兵器，没有对外战争或暴力行为的迹象，三星堆城址并未废弃，金沙地区的遗址和大型墓地激增，说明当时人口增长、社会和平稳定，所以文化也延续发展。

约在西周末期、春秋初期，三星堆—金沙文化开始被一种新的文化——巴蜀文化替代。东周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开始流行新型的青铜容器、工具、印章等，出现了大量实用兵器和使用了新技术的外来铜器。此时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另一方面的显著变化是东周时期出现了规模巨大或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比如成都商业街合葬墓、新都马家大墓等。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多寡严重分化，以此区分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时还出现了可能分属不同族群或政治势力的大型墓地。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形式都发生显著变化，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东周时期文化的改变反映出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那就是价值体系的不同，这个变化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的衰落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西进有关。

总之，只有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待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文化。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意义

三星堆考古发现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可归结为如下方面。

首先，三星堆的这段历史完全不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学通过考古发现揭示出一个前所未知的区域文明。其次，三星堆的考古发现重构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图景。过去人们秉持的是传统的历史观，即四川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中原或中原文明的“边缘”。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原的商周文明之外，长江上游同时存在着一个独具特色、可以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媲美的区域性文明。因此三星堆的发现和其他很多重大考古发现一样，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再次，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及其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显示出沟通、交流之于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意义。最后，从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星堆—金沙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到秦汉王朝统一巴蜀，成都平原延续了2000多年的区域性文化汇入统一的秦汉文明。考古学揭示的一个特定区域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图片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