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者之一陈可辛做客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畅谈其三十年电影生涯的喜怒哀乐。面对未来流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陈可辛充满“斗志”：“我们应该永远站在擂台上，不管那个擂台是什么样的擂台，就是永远抓住我们的话语权。我们能讲故事，我们能感染人，有这个能力，就不应该放弃，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电影人的责任。”
做导演最重要的是永远咬着不放
与陈可辛对谈的是他的老搭档、编剧张冀。两人的合作始于2013年拍摄的《中国合伙人》，之后两人又合作的《亲爱的》《夺冠》等。张冀感谢陈可辛的知遇之恩：“2012年我们第一次相识，创作《中国合伙人》，那是我第一个电影剧本，我记得我见你的那个下午，现在想起来有点像一场梦境。如果让我来描绘一下这十年的创作，《中国合伙人》还是我非常快乐的一部戏，我对电影满怀憧憬和新鲜感的一次经历，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陈可辛表示，《中国合伙人》是其三十年导演生涯里拍得最快乐、最没有压力的一部电影。“虽然它是讲一个内地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后的故事，我个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但我用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去移情在这几个角色上，产生了很多认同感。”
陈可辛认为，《中国合伙人》是个分水岭，影响了自己后面整个十年的电影经历。同时，这十年很重要，“碰到一个想法那么接近的编剧。毕竟我要拍这些接地气的电影，不管我怎么会观察不同地方的人，我还是很难接地气，非常需要一个内地的编剧，作为一个不写剧本的导演，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自己如今作品的”接地气“，陈可辛表示年轻时的自己喜欢拍的“都是情情爱爱、风花雪月的、小男人的，友情、爱情、亲情等等”，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变得更草根，更接地气。
张冀认为，不管陈可辛的电影如何变化，自然和真实是陈可辛导演在电影中永远都在表达的一个东西。张冀更把和陈可辛的合作戏谑地称为“辛酸史”：“有几部作品真的是崩溃，陈可辛导演的要求非常高，要没有套路，要把这个本子给到演员的时候，让他们是自然流露的。”
对此，陈可辛坦陈，电影绝对不能是套路，“但老实讲，什么电影不是套路？我学电影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其实电影的故事就36个，所有故事都是从那36个变出来的，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套路。在那些套路里面，我们怎样使得它不像套路，使得它自然、有生命，觉得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经验，这是我们做导演要做的。做导演没那么难，要有耐性，要有说服力，要会说，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跟所有的部门沟通，最重要的是咬着不放，永远咬着不放。”
《夺冠》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对陈可辛和张冀来说，《夺冠》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陈可辛坦承，自己完全不是排球迷，甚至不是体育的爱好者，“确实这个电影是最没有底气的一部电影，我一辈子拍电影最没有底气的一部。“
张冀表示，《夺冠》是他“最难以放下的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庞大、巨大的题材，不光是拍了一个运动，拍了一个体育，它拍了一个家国，拍了一个时代，可能我们拍了这个题材以后未来十年、二十年没有人可以拍了。我觉得从格局上，从主题上，从情感上，它更多元也更大。”
陈可辛透露，创作中他们最大的分歧是在于怎样使用这些素材，”是拍一部电影还是电视剧？“陈可辛说对他而言，《夺冠》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拍电影就是一个妥协的艺术。我们能幸运地拍到中国女排，还见证了那么多优秀演员的表演，包括国家队最后全员来帮我们重打那场中巴大战，我觉得这些都是奇迹来的，作为电影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拍这样一个戏，很幸福。”
张冀对此深表认同。他回忆起自己在《夺冠》杀青那天泪洒现场，“我觉得在这么大的升级的一次创作中，还是找到了那个你的原则，就是拍真实的人，拍时代中小人物他们的那些挣扎、成长、徘徊，互相的取暖，当然也会拍出一些残酷的，但这个残酷的东西最后，你都会走向温暖，走向成长。”
陈可辛也说《夺冠》让他有所成长，“我们让真正的国家队队员来演，有几场戏都让我怀疑，我现在在拍剧情片还是拍纪录片呢？对我来讲那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经历。其实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很好的磨炼，通常每部失败的电影，不管是票房或者口碑上，会让你有一个跃进，或者让你更加理解自己。其实这不只是拍电影，人生也是，很多不好的经历都可能帮我们整理好自己继续上路。”
调研有用，但不能盲目相信那个数据
除了剧本之外，张冀称赞陈可辛的选角天赋赞不绝口，“他真的有天分，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难题，这是经验。”
对于香港和内地两地演员在表演方法上的异同，陈可辛表示，香港的演员很少受过正规的训练，“很多拿奖的演员未必完整地演过一场戏，台词不一定能全记得住。我尽量把他的优点拉出来，把观众没见过的东西写到剧本里，使得他们能够本色演出，这个本色可能是观众不太知道的，这样子事半功倍，我用这一招用了很多年。”而内地演员演过很多舞台剧，有些时候可能掉进套路，“我们就需要把他从套路拉出来。香港和内地演员是两个极端，我还是得把他们拉到中间，把最自然的一面、观众最没见过的那一面摆出来。”
作为一位在内地、香港和好莱坞等不同创作环境下均有体验的创作者，陈可辛导演还介绍了各地电影产业的一个侧面，即试映和调研体系。
陈可辛表示，香港的试映和调研体系主要来自于午夜场。“香港的观众都是草根而非中产，所以香港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讨好那种很高级的观众的电影。香港的午夜场会卖小食，大家还能带着小吃抽着烟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院是两层的，下面是普通观众，主创、演员或者圈内的人在楼上看。观众很直白的，喜欢就鼓掌，不喜欢就骂，这个就是香港当年的调研。”而在午夜场之后，主创就开始针对观众的反应迅速调整。“我们就回来说，哪里有人笑，哪里有人骂，哪里有人上洗手间，我们回来修片，那个时候修剪就直接拿胶片剪，没有时间重新做混音，这样中间可能有些地方会断。”
而在好莱坞，试映和调研体系完全以另一种形式展开。“我的第一部戏就是《情书》，他们有一个机制去说服导演，或者去合法、合理地‘强迫’导演改戏。那什么东西合法呢？就是观众，所以他们就去找了电影院，找了一些调研公司，其实我们（内地）也做调研，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和导演对抗，但在美国，就变成公司、投资方、监制对付导演的工具跟武器。他们调研就选择了一个分数一定不会高的地方，这样就能够去强迫你去改电影的版本，这就是美国调研。”
针对当前中国内地的试映和调研体系，陈可辛认为，做调研有几个好处，“我们要说服发行，我们要说服院线，我们要给信心。我们通过调研分数决定我们这个戏估计票房高不高，我们会做多少的宣发费，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理智的理性的电影投资决定，是非常有用的。”不过，陈可辛也认为，数据并非永远正确，“我们做完调研自己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地相信那个分数。”
观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当今电影走向流媒体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针对张冀关于流媒体趋势的提问，陈可辛表示自己并不反对。
陈可辛表示自己不是一个电影原教旨主义者，“虽然我很爱电影，我也在电影院长大，觉得在电影院看电影是非常爽的事情，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疫情对全世界电影业都冲击很大，如果完全抗拒流媒体，说我们是电影人，不是电视人，不是网剧的人，那么，可能我们的观众会越来越少。”
尽管流媒体已是大势所趋，但是陈可辛不认为在影院观影就会被淘汰：“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更高级的活动，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的高级的活动，就像去看歌剧。我们永远要对这种经营模式的变化有准备，也要有对策，不能够固执，不能够固步自封。我们一定要跟年轻的观众沟通，一定跟他们尽量保持我们对话的关系。”
在陈可辛看来，作为电影人，“我们应该永远站在擂台上，不管那个擂台是什么样的擂台，就是永远抓住我们的话语权。我们能讲故事，我们能感染人，有这个能力，就不应该放弃，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电影人的责任。”
陈可辛说自己并不喜欢有使命感地去拍电影，“但是不能够回避或者否认，当你真心去拍电影的时候，你的电影会感动到人，你感动到人的时候会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一套东西告诉观众，观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对于未来自己的电影之路，陈可辛满怀期待和信心。“永远保持信心，明天会更好，会有温暖的东西，而且永远把这些东西化成力量，不管是拍电影，还是做人或者做事的判断、决定，我都会有成长，这是一定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弓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