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历史|陈独秀倡举废讲义 最终废了个寂寞?
北京青年报 2021-08-30 14:00

蔡元培拟订“八戒”条例,发起“进德会”

话说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正式履职)以来,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校内学科与学术建设上,其“破旧立新”之举可谓层出不穷、不遗余力。首先是推举《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人物,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也随之被请进了校园,校风学风顿时为之焕然一新。

再者,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授意之下,北大校方还相当重视在哲学、美学、艺术等人文修养方面对学生的薰陶与培养,不但曾邀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还请吴梅讲授古典戏曲,又聘请陈师曾、徐悲鸿等出任画法研究会导师。诸此种种广纳贤才、革新教学之举,不但对学生个体成长起到了多元多维度的助益,更对当时整个社会民众的教育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元培、陈独秀合影,摄于1918年6月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相当注重德育,将北大师生的人格品质、道德操守,视作校风学风之基础,也因之将德育视作智育、美育之先导,始终予以高度关注。1918年1月19日,蔡氏在刚创办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第50号上撰发《北京大学之进德会》一文,从“公德”与“私德”的辨析着眼,以“私德不立,公德何在”为原则加以号召,又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为告诫加以劝勉,号召广大师生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立身修德,既追求个人道德人生观的进步,又推进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进步。

基于此公开号召与劝勉,蔡氏决定要在北大校内发起“进德会”这一组织,并制定了申请入会的相关条例。这些条例归结起来可以简括为“八戒”,即八个方面的败德恶习之“戒除”。

此文一经发表,北大拟办“进德会”的消息一经传出,校内外即刻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久,1月28日,远在上海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也竞相转载此文。2月3日,《时事新报》更是将“八戒”之说十分简明生动地表述了出来:

“北京大学十余年来校风不见优良,教员学生每酣嬉无度,校长蔡鹤卿先生思有以移易之,乃发起大学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甲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为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为丙种会员。著为宣言,征求同志,大学校风或可因之一振欤。”

时至1918年5月18日,北大“进德会”会员已达468人,决于5月28日在当时的“文科第一教室”开成立大会。9月20日,在这里又举行北大1918年度秋季开学典礼。蔡氏掌校一年来,推出了包括“进德会”在内的哪些革新举措,又即将有什么革新思路,都在这次典礼致辞中有着简要说明。

次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09号刊发了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开场白那一句“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约略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思想史的后世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不但不会感到陌生,还简直可以称之为当年阐发大学宗旨的经典名句之一,至今仍为世人传诵。

至于蔡氏后边提到的各项治校革新举措,诸如“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云云,也颇可见当年北大“新风”蔚然之势。一如前述“进德会”,这些举措的发起与创办,所产生的校内乃至社会影响,都是可以想见的。

蔡元培致辞之末,称“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划,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守己守残之习也”,这乃是预告一项更有着深远影响的革新举措。这项举措,特意为打破“专己守残”之学科学术壁垒而施行,即破除文理科区分,合并文理科。此举确于1920年得以践行,此次开学典礼所在场地“文科第一教室”,也因之改称为“第一院”了。

关于北大废止讲义的文科学长布告(部分),原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日

“废讲义”曾广征意见,诸教员见解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致辞完毕之后,紧随其后的致辞者乃是当时正叱咤风云于文教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据《北京大学日刊》第209号上的报道,陈独秀当时谈及:

次陈学长演说,大意谓: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曰,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多许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

1918年北大秋季开学典礼纪事(部分),原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

陈独秀此番致辞,与后世读者对其思想旨趣及讲演风格的一贯印象,是有着较大差异的。陈氏致辞,完全从青年学生的学习主旨与方法着想,并没有一贯的批判现实与激进号召之语,虽仍有明确的劝诫之意,可随之提出的学习方法之类,还是更倾向于学业本身,且相当实际的。

不过,也应当看到,陈氏致辞中提出的三大学习方法中,竟有一项为“废讲义”,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须知,北大内部流通的讲义本,实为教员的授课纲要,校内有专门的出版部(组)印制发售。教员编撰、校方印售、学生购置、课堂使用讲义,这在当年的大学生活中乃是惯常流程,并未见得是什么必须革除不可的极大弊端。

仅据笔者所见所知,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少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还仍有北大新版印制的讲义付诸发售;及至抗战胜利之后,北大出版部(组)仍在发售各类积压已久、尚未售罄的讲义。如此看来,陈氏所谓“废讲义”之说,应当没能最终实现。

事实上,早在1917年末,陈独秀就有意对学生屡有反映的讲义印发不及时、售价过高及不能退换等问题,做过一番调研,为采取进一步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为此,他特意致函北大文科诸教员,先行听取他们对于使用讲义方面的意见。1918年元旦,新年首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减发讲义案》,公布了各文科教授对减发讲义乃至“废讲义”的个人意见。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国学名家朱希祖认为,其所讲授的《中国上古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仍需用讲义,须待明年(1919年)修订完毕,待成书付印之后,方可废止。这样的意见表达,无异于是希望维持现状,并不赞同径直“废讲义”之举。教授《西洋文明史》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松,指出当时关涉西方历史的中文教材缺乏,讲义又因“随编随印”存在印制周期过长的问题,虽并未明确表示是否赞同“废讲义”,也间接表明各门课程及其教员因其自身特点与情况各异,“废讲义”绝不能一概而论,也很难有统一的时间表。

与此同时,表示完全赞成“废讲义”的也不乏其人。著名学者、心理学家陈大齐就明确表示“极为赞成”,“如能本科一律改用口授,齐所任功课自当停发讲义”。陈氏发表此番意见十个月之后,1918年10月,其著《心理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心理学教科书。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北京大学丛书之二”,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与陈大齐的意见相仿,关于“废讲义”的预计时间也一致的,还有著名学者、文学家周作人。周氏明言,“中文第一年级用之《欧洲文学史》,大约下学期末可以编了”,“第三年级则本学年讲了,唯现讲十九世纪,两学期以后则须三学期,故虽讲了,尚须增订大约八月中方可成也”。也是在1918年10月,其著《欧洲文学史》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与其兄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之后“求新声于异邦”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用于大学授课的欧洲文学史教材。

可以说,陈大齐与周作人的北大讲义,付诸出版的计划本就及时妥当,恰与陈独秀“废讲义”的思路不谋而合,算得顺势而为、正当其时。也正因为如此,正当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话音刚落,这两部北大讲义就作为当年商务印书馆专列的“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分子迅即付印出版,成为了北大文科早期的正式教科书之“样板”,二人遂亦成为响应“废讲义”的先行者。

钱玄同无法苟同,“废讲义”岂可武断

若依常理揣测,作为《新青年》同仁的陈、周二人对陈独秀“废讲义”之举,既然均公开表示赞同且以实际行动达成,那么,一贯活跃异常的新文化健将之一的钱玄同,对此革新之举理当表示激赞之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为文科教员的钱玄同,发表对“废讲义”的个人意见,较之陈、周等人的意见刊发还稍晚了两天。其刊发的篇幅,却数倍于诸同仁,显系深思熟虑、冷静权衡之详尽表达;且其对“废讲义”表示无法苟同,并逐一列举其授课实际情况,来表达在教学中不可断然“废讲义”的基本立场。

北大第一院大门旧影

原来,因为钱玄同讲授的乃是“古代声韵学”课程,这一课程从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到教授学生两个层面上,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文科课程的特殊性。为此,钱玄同首先解释并声明称:

“弟所授之文字学既无教科书,又无简要适当之参考书,此科又为学生未入大学以前所不习,若专用口讲,学生必致茫然,不解所谓。故油印讲义在本年暑假以前,只能照旧印发。”

不但需要“照旧印发”,钱氏还提到要“着手重编”,理由是:

“惟弟之讲义均係民国四五年间所编,当时本属草创,兼之随编随教,体例内容之纰缪,繁简详略之失宜,触处皆是。现方着手重编,须至本年五六月间方可告竣,此重编之本,即当付诸排印。”

至于这讲义“重编之本”,还分为三个编次,即“声韵”、“形体”、“训诂”三编,每个编次又对应不同的年级加以讲授。如此一来,莫说此讲义“重编之本”要付诸出版还遥不可期,即便将来能够出版,也还不如就各年级对应各编次的讲义本“随编随教”来得方便,也更切合教学实际。

此外,同为《新青年》骨干,亦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对“废讲义”之举也未置一辞,无从知晓其确切意见。不过,胡适于1919年2月,略晚于陈大齐、周作人,也将其课程讲义付诸出版,即是日后令其“暴得大名”的,之后13年间多达15次再版的(此间尚有另外两种改版新印者)那一部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至此,但凡选修胡适所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者,皆可至校内出版组经售处或校外各大书店书铺购置此正式出版物,充作教材,课堂上确已无需再有讲义本存在。

殊不知,此举看似对“废讲义”之议的间接赞同与响应,实则在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时,胡适仍不得不“随讲随编”,仍以讲义本的形式分发给在课诸生。1919年、1920年两年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授课内容,之后也再未出版,至今仍只见载于当年的讲义本中。当然,这一讲义本的印量还是得到了严格控制,符合陈独秀先前倡导的“减发讲义”之原则,可以只曾印制过数十部而已——百年后几无存世,近百年来,外界几乎完全不知其存在。

北大文科第一教室旧影

言归正题,上述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当年陈独秀所倡举的北大“废讲义”之革新,最终确实未能全盘实现。为力争1918年暑假期间北大内部能基本“废讲义”,1918年上半年,由陈独秀以北大文科学长身份发布了两份校内布告(公函)。三天后(3月4日),蔡元培的一纸“校长布告”也赫然刊发,再次强调称,“顷学长会议议决,暑假后全校各种讲义一律停发”,这无异于为北大“废讲义”之举再次鸣锣开道、助推添力。

然而,事情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两个月后,陈独秀还未收齐其布告中所言的“诸君所编成之全书或一部分”,5月13日,陈氏又撰发了一篇催交讲义“定本”的公函。直至四个月后,在9月20日的北大秋季开学典礼之上,陈氏致辞中再次提到“废讲义”之说,恐怕已是此中实情不足为外人道的自说自话了。毕竟,此说固然有可圈可点之种种益处,然此举实施之困难、实现之艰难,只有当时的文教界中人方才可予真切感受与体悟罢。

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锐意革新、只争朝夕的陈氏及其追随者,还是那些虽未必公然反对、却又实在无法苟同的以钱玄同为代表的诸多教员,在这一场“废讲义”的教学改革中,都已然经历了一场现代教育与国情实际之间的博弈及焠炼。其中况味,百年前的当事人自是各有体味;而对于百年后的如我辈读者而言,更是耐人寻味。

文并供图/肖伊绯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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