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杨晨转会德甲球队法兰克福，成为中国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留洋”和进球的第一人。

此后，范志毅、孙继海、马明宇、李玮锋、李铁、邵佳一、郑智等国内优秀球员的身影也先后出现在欧洲五大联赛中，有的还成为主力球员。

而目前的中国国家队中，只有武磊一人“留洋”。在上个赛季中，他代表西乙西班牙人队出场34次，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替补出场，仅取得3球2助攻。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第二轮预选赛（40强赛）A组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1战胜叙利亚队，武磊庆祝进球

不过在上半年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四十强赛上，武磊在最后4场比赛中贡献5球2助攻帮助国足杀入十二强赛，得到了外界一致好评，也引发了社会各界重新审视球员“留洋”的重要性。

中国球员“留洋”现状：人丁稀少，与日韩差距还在拉大

从“留洋”的数据就能看出，中国与亚洲足球水平名列前茅的日本、韩国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韩国队目前有多人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日本更有足以组成一支队伍的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其中不乏各球队主力球员，如热刺的孙兴民、斯图加特的远藤航、利物浦的南野拓实等。

孙兴民在2021-2022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后庆祝

对此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表示，中国足球需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把球员送出去是中国足协必须要做的事情，日本青少年在国外踢球的有上万人，而中国则很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未来10年内，我们同日本的足球差距会越来越大。”

“留洋难”难在哪儿？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甚至未成年球员去欧洲、巴西等地深造，中国球员“留洋”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是自费出国。

但另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孩子基本在国外很难立足，只有极少数球员在成年后能在一些低级别联赛获得出场机会，导致“留洋”逐渐变成“镀金”，“出口转内销”现象十分普遍。

目前“留洋少、留洋难”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自身实力不够、国内高薪带来的动力不足、文化语言等隔膜带来的融入难、年轻球员缺乏比赛等问题。

第一，中国青训底子差、根基薄，球员难以凭自身实力在海外立足，“出口转内销”更多的原因还是球员自身能力不足问题。

第二，国内顶级球员仍然存在“留洋”动力不足问题。在限薪令颁布之前，球员们在国内联赛赚钱相对容易。即便目前受到限薪的影响，球员们在国内的收入仍然高于“留洋”收入，这便导致了一些本身具备“留洋”能力的球员失去了在更高平台取得进步的动力。

第三，受文化隔阂、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不同的影响，很多“留洋”球员难以融入社会大环境和球队小环境，慢慢就被边缘化了。以女足球员王霜为例，她在效力巴黎圣日耳曼期间遇到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这都成为王霜决定回国踢球的重要因素。

王霜在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中庆祝进球

第四，多位采访对象透露，目前低龄出去“留洋”的孩子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普遍缺乏比赛、甚至无球可踢。目前，无论是欧洲还是巴西，因为当地政策限制原因，中国孩子都不能随意参加当地正式比赛，只能跟着练。恒大足校前几年每年都送25个孩子去西班牙培养，因为不能参加当地联赛，最开始只能约赛，后来只好自己办了个比赛邀请人家来参加。曾短暂留洋巴西的泰山队队员赵剑飞说，当年去巴西只有十五六岁，年龄太小没有正式比赛踢，每个周末圣保罗俱乐部会给中方球员安排与附近的球队踢友谊赛，但友谊赛的比赛质量跟联赛无法相比。

“留洋”需整体规划 更重要在于治本

从国足在四十强赛上的表现不难看出，“留洋”独苗武磊的表现仍要明显优于场上的其他球员，“留洋”仍然是稳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整体规划，并同时提高国内青训水平，夯实基础，万万不可将“留洋”当作捷径。

陈戌源表示：“中国足协的目标是在今明两年之内，把青少年队伍整建制地送出去，我觉得这是中国足协必须要做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是保障，包括教学、生活等等，让小孩和家长都没有后顾之忧；第二个就是要有球踢，目前我们跟一些发达国家的足协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会请他们帮忙联系和支持，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社会方方面面都来支持这个事情，共同努力把这个事办好。”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陈戌源认为，从过往几十年发展看，要把青训真正做好，应该上升到国家行为，政府要为整个青训事业担当更多的义务。

对此，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建议，由中国足协牵头成立一个青少年足球海外发展基金，并立足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制订15年海外人才培养计划，培养1000-2000名高水平人才。同时，恒大足校校长王亚军也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青训发展基金，对青训卓有成效的机构和队伍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奖励政策，来达到鼓励“留洋”深造的目的。

青训、校园足球取得阶段性成果

与“留洋”问题众多、现状不乐观的情况相比，国内在青训、校园足球开展方面整体呈向好趋势，已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建成两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任务，踢球的孩子稳步增多。尽管各地足协、足校、俱乐部梯队、特色校的运作模式、培养方式、投入都各有不同，中国特色足球青训体系正在摸索中逐步建立，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以恒大足校为例，自2012年成立起，截至目前学生球员已累计入选国少、国青436人次、150多人，向俱乐部输送累计超100人。恒大足校还培养了500多名中方教练员，其中B级以上的教练员接近1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在2019年实现了“八个一体化”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模式，并创建了“5816满天星”青训体系。由体育和教育部门共同布局5个市级、8个大区级、16个行政区和学区级综合配套功能完善的青训中心。同时在2017年率先推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定级赛，并在2018年率先推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2019年的参赛人数达到10782人。

大连实验小学球员在踢球

记者在调研时实地探访大连实验小学时看到，孩子们踢球已经颇有章法，学校也把开展校园足球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尝到了甜头。

体教融合有待推进 优质资源难以整合

在2020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公布后，足球领域的体教融合工作有所进展，但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目前教育优先的理念下，很多家长送小孩加入职业梯队的意愿有所减弱。河南建业外国语中学足球队总教练宋琦说：“家长的观念也在转变。如果孩子能踢出来就去职业队，但是一定不能放弃学业，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做体育特长生。”小学阶段踢球的孩子很多，初高中阶段就断崖式下滑已成为各地的常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地的职业俱乐部和地方足协都在进行体教融合实践，与学校进行深度合作，实践将梯队放进校园以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然而目前由于在赛系、赛制的设置上有不同的看法和设想，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只能由两个系统各自办赛，双方的优质资源难以整合，体教融合的实际难度仍很大。

中国足协执委、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左）向新华社记者介绍情况

虽然整合难度大，但足球界主流声音仍认为体教融合是大势所趋。中国足协执委、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表示：“有一些声音说要回去走体校的老路，体校模式并不符合现代球员的成长规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要坚定信心，继续往下推进体教融合。”

精英青训发展存在诸多痛点

——缺少青训教练员和教练员讲师。据介绍，目前中国足协的注册教练员人数为6万，教练人数尤其是高水平青训教练短缺。

辜建明认为，比起缺乏教练来更严重的是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讲师。建立起教练员讲师队伍是培养教练员的核心，中国足协目前没有一名职业级教练员讲师，而人口只有30多万人的冰岛却有数十名职业级教练员讲师。国内教练员讲师的培养长期被忽视。他认为，高水平的教练员讲师需要同时具备职业足球背景和外语水平，属于稀缺人才，应该出台政策鼓励讲师队伍建设。

新华社记者赴云南省足协了解云南省足球发展情况

——青训补偿难获保障。云南省足协主席常林说：“在参加陕西全运会男足资格赛前，我们发现云南籍03年龄段球员有近百人分散在其他俱乐部和地方队，当云南向他们发出征召函时，大部分人因签了协议，不能代表云南出战。我们在追溯他们信息时，却找不到转会情况，更别提青训补偿了。作为没有职业球队的欠发达地区地方足协，权益该如何保障呢？”

大连市体育局局长温殿斌介绍，由于青训投入金额大、时间长、见效慢，现在很多职业俱乐部都选择花钱从其他地方挖好苗子，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限制政策，被挖角的地方足协或青训机构并没有办法阻止类似的球员流动，其利益和积极性受到挫伤。

文/新华社记者 董意行 王恒志 肖世尧

摄影/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潘昱龙 董意行 大卫

编辑/徐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