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行业的发展，以及外界的各种打压，以往的慢聊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必须以快制快、以专制专，发展精聊，才能迅速致富。”这篇题为《精聊入门》的诈骗话术“手册”，由一个裸聊“教练”编写，落款时间是今年6月。这位教练四易其稿的总结，提炼了最近一年多来的“成功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启发，给公司带来更大的收益。”
哪些人构成裸聊的目标客户？“首先看长相，太帅的，生活层次高的，留着胡子、很有男人味的，每天健身房的，炫富晒车晒钞票的，长得吊儿郎当的，基本就可以排除了。这些人要么是搞杀猪盘的同行，要么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比较难缠。其次看年龄，一般24 岁到 36 岁之间，情况特殊的可以适当往上提点，往下降就没必要。”教练解释称，“现在年轻人不欠款就不错了，不指望他身上有多少现钱，只求撸网贷没问题。”
从寻找诈骗对象、筛选、沟通、诱导到实施诈骗或敲诈，这篇长达11页的话术给出了细致的指导意见。微信公号“终结诈骗”披露了话术的具体内容并点评道：“脱衣裸聊，这个貌似色情、实为诈骗，但却归为敲诈勒索类的特殊犯罪，目前发案量仍处在高位。”
事实上，电信诈骗犯罪手法已超48类300种，发案量居高不下的远不止是裸聊。2020年全国共破获电诈案件32.2万起、抓获36.1万人。打击的同时，2020年公安部门还劝阻了870万名群众免于被骗，累计挽回损失1876亿元。
国家反诈中心负责人提到，网络诈骗增长迅猛，贷款、刷单、杀猪盘、冒充客服四类高发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占70%以上。新的诈骗手法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出现应运而生，并且不断演变升级，令公众防不胜防。反诈如何有效？这是社会全体成员面临的共同难题。
精准诈骗和“被害内卷”
一位女企业家被人添加微信，几天之后就与对方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自称是个大老板，在一个虚拟货币平台投资，让她跟进投资了180万元。其间，反诈专线96110提醒她有受骗风险，她问男友：“亲爱的，你怎么可能有问题？”“我也会接到这种电话，是善意的提醒，没关系的。”男友说。大概第10天后，平台账户被锁，她报警说，自己和男友都被骗了。向警察出示的聊天记录里，她对男友说：“平台怎么就欺负我们俩呢？”到这一步，她仍不相信自己落入了杀猪盘的骗局。
这是一位办案警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的诈骗情节。诈骗分子是如何获知女企业家的联系方式的？他解释，诈骗分子通过工商资料查询软件，可以获取全国所有企业的电话，其中不少小企业登记的是老板的手机号。获取这些手机号后，几种骗术往往轮番上演。“如果有贷款需求，适用放贷骗局；假如号码是会计的，冒充老板要求转账；伪装成地方领导，加小老板微信，之后再有针对性地骗钱；如果手机号对应微信头像是个女的，可以用杀猪盘。”
“无论何种身份，总有一款套路适合你。”这名警官感慨道。
诈骗之术古已有之。明万历年间张应俞编写的《新刻江湖杜骗术》，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专业反诈书籍。全书总结了24类骗术，有些今天仍在发生，比如类似于冒充公检法套路的“冒官行骗”。如今传统诈骗搭上电信网络的技术手段，犯罪手法裂变至300余种。
公开资料显示，电诈犯罪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最初流行的套路是告知中奖并要求交税。2000年前后，东南沿海省份有人从台湾学会此类骗术，逐渐自立门户。等到2008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专班一队队长胡巧悦开始接触电诈案件时，电信诈骗已扩散到大陆各省市，全国各地陆续进入电诈案件高发期。2009年4月，两岸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高压打击之下，电诈团伙的主要据点陆续往境外转移。
伴随诈骗窝点的转移，30年来新的诈骗手法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的出现应运而生，并且不断演变升级：2002年前后流行 “脑溢血”“车祸”骗术，2010年前随处可见“重金求子”的街头广告，2010年起冒充公检法行骗屡见不鲜，2012年后购物退款、刷单等网络诈骗频发，2015年起，在大数据加持下，进行个性化定制的精准诈骗开始大行其道。
根据公安部的粗略统计，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59万余起，诈骗金额高达222亿元。一众诈骗类型中，投资理财类的案件占比和案值最高。一位不愿具名的区级公安人员透露，当地今年以来仅仅因为投资诈骗这一类型，每月被骗数额过亿元，平均每个市民每月被骗20元。
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无论传统诈骗还是电信网络诈骗，经验丰富的作案人通常能说会道，并且懂得随机应变。据他了解，诈骗团伙通常有培训教材，教的主要是角色扮演和诈骗套路。“什么时候需要转换角色，在什么情境应该说什么话，都是精心设计的，谈吐很自然，打字速度很快，骗局很难被识破。”与之相对，受害者接触到电诈的心态，往往是“信而有疑，疑而又信”，这导致被骗概率极高。
《精聊入门》详细讲解了如何把握节奏和操控受害者的心理。“如果有人问你在哪直播，委婉一点，明明想让他看，又稍微推一下，又不到推死地步。”到了裸聊环节，如何成功让受害者脱掉衣服，《精聊入门》分情况进行了讨论：对于心急的客户直接视频；对于慢热型的客户，循序渐进，慢慢“聊骚”；假如客户很害羞，《精聊入门》给出的方案是先聊别的话题，寻找时机视频，“把自己的视频调到不露但又有点诱惑的位置”。
因为裸聊敲诈的猖獗，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专门成立了裸聊敲诈打击专班，作为其反诈体系的十大板块之一。上海市反诈中心劝阻大队民警杨牒舒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伴随网络诈骗的常态化，骗子得到的资源越来越多，手法越来越成熟，会设计更多的花样来行骗。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洁在研究中，将当前电诈趋势总结为“被害内卷”的现象——依靠心理学技术和网络技术相结合的精准信息诈骗，不仅能找到合适的犯罪对象，还能对犯罪对象的心理特征及财产信息进行研判，使得被害人被害程度不断加深。
紧密合作的产业链条
在中国的电诈史上，山东徐玉玉案是一场难以忽略的悲剧。2016年8月19日，一个诈骗电话骗光了贫困生徐玉玉的9000元学费。事发时考上大学不久的她向教育部门申请了助学金，诈骗电话通知她去领取，并一步步引导她到银行转账汇款。被骗后，徐玉玉悲伤过度以至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在这起悲剧中，根据央视报道，诈骗分子在网上看到以助学金为名对学生进行诈骗的剧本，想要效仿，于是先后在网上购买了非实名的电话卡和银行卡作为作案工具，以及数万条山东籍高考考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学生姓名、学校、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诈骗者将受害者的个人信息称为“料”，拿料是其实现精准诈骗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会有专业黑客去渗透网站，也会有一些平台员工内外勾结，出卖数据给诈骗团伙。徐玉玉的考生信息，正是黑客攻破教育部门网站所得。
数据加持下，诈骗团伙可以量身定制，进行精准诈骗。胡巧悦举例，杀猪盘的受害者通常是经济能力较强的年轻单身女性，刷单诈骗面向的多是闲暇时间多的在校大学生或家庭主妇。在徐玉玉案中，犯罪分子知道徐玉玉申请了助学金，并能准确说出她的名字、就读和被录取的学校，于是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她的信任。
拿料只是第一步，围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形成一条上中下游紧密分工、密切关联的产业链条。有报道称，网络诈骗地下产业链存在开发制作、批发零售、诈骗实施和分赃销赃四个主要环节，链条上协同作案的工种达15个之多。比如，开发制作环节的钓鱼编辑、木马开发、盗库黑客属于技术支持工种，专门负责提供诈骗工具和各类信息。批发零售环节的工种最多，有钓鱼零售商、域名贩子、个人信息批发商，以及银行卡贩子、电话卡贩子、身份证贩子，这些人通过倒买倒卖各种犯罪工具获利。
诈骗实施环节的电话诈骗经理、短信群发代理、在线推广技师等，则是直接与受害者接触的诈骗分子。接受采访时，胡巧悦特别提到“引流”团队：从短视频到各类聊天交友App，发达的社交网络建构起成熟的引流环境，专门有人注册账号、保持活跃度，进而卖给诈骗者用于引流作案。
当受害人的钱到了指定账户，就进入分赃销赃的环节。财务会计师、ATM小马仔、分赃中间人会将骗到的钱迅速转移、提现。这方面有专门的洗钱团队，把赃款一级级拆分至不会引起银行风控注意的额度，再通知车手将钱取出来存到“安全卡”。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许多团伙如今利用虚拟币洗钱，给警方追赃带来巨大挑战。
“过去是团伙式、家族式作案，整套活自己干，现在是发包式的，几乎每个环节都有独立的团队在做。这导致骗了100块，分到诈骗者手上的通常只有三成。”胡巧悦提到，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明显的链条化特征，而核心的诈骗团伙则实行公司化运作。
公司化运作的趋势始于2008年，伴随着4G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一些零散的非专业的诈骗分子开始组团，向着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浙江金华今年破获的一起特大杀猪盘案中，犯罪团伙实行公司化运营，内部设有直营团队、代理团队、讲师团队、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和洗钱团队，结构严密，分工明确，定期更换诈骗平台，轮换窝点人员，逃避侦查打击。“业务员是四五千的基本工资，加上个人行骗所得的7%的提成。组长按整个组收益的3%提成。讲师讲一期提成5%，比如开3个盘口骗得6000万，每个讲师能分100万。”参与侦办该案的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被上海警方破获的“大麟直播”诈骗案，同样呈现鲜明的公司化特征。胡巧悦提到，相关诈骗团伙有管理层，有专门的人事、财务，有技术、法律、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团队，还招募大量的代理。该诈骗团伙总公司在洛阳，平台搭建方在武汉，29个代理公司或地方分支则分散在全国10省16市。今年5月，警方对“大麟直播”诈骗团伙实施抓捕。他们发现，为求“财源广进”，诈骗窝点摆风水阵、拜关公，养了金龙鱼。更讽刺的是，“老板”办公室挂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条幅。
一些诈骗公司，甚至也在努力营造“企业文化”。前述《精聊入门》，营造出浓厚的业务交流氛围。该手册在文末写道：“我的聊天方式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公司还有别的同事的聊天方法，同样适用于大家日常作业使用，大家有时间可以多跟他们交流。”
有些团伙利用宣传口号激励员工加倍骗钱。“20岁的贪玩，造就了30岁的无奈。30岁的无奈，造就了40岁的无为。40岁的无为，造就了50岁的失败。”2019 年，贵州凯里某大型商场写字楼内的一个电诈窝点被端，诈骗集团在墙上贴满标语：“对号入座，年轻人。请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
层出不穷、破案率低
面对形成产业链之势的电诈，反电诈如何打怪升级，成为现实的挑战。6月17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举措成效：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1.4万起，打掉犯罪团伙1.4万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4万名，同比分别上升60.4%、80.6%和146.5%。
发布会重点介绍了两个典型案件，其中一个是上海打掉的利用直播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和大麟直播的手法类似，都是通过在抖音、相亲网站等冒充年轻貌美的女性，把一些有情感需求的男性引流到直播平台上，进而帮助女性刷礼物。”胡巧悦说。
上海作为常住人口超24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为应对严峻的电诈案件发案形势，在打击力量的配备上进行了多年探索。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九支队情报综合大队大队长马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公安局在2013年年底遴选了一批专业打击队伍12人，专门从事反诈工作；2016年3月，建立上海市反诈中心，银行、运营商以及多个警种共同入驻，搭建起反诈的合成作战平台；2016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刑侦总队下新设九支队，作为专门的电信网络诈骗侦查支队。“九支队分情报综合、破案打击、综合查控、接警处置四个大队，超越了传统刑侦的范畴，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几年电诈案发量的逐年攀升。”马涛提到，反诈中心的工作亦由九支队牵头，人数已从成立之初的数十人，扩展到如今的260人。
区一级的体系构建紧随其后。2019年，浦东分局建立起三级反诈责任体系：分局成立反诈专业队，六家公安处成立反诈工作专班，派出所设置反诈专员。
虽然加强了警力，但层出不穷的案件依然让浦东分局应接不暇。“去年正好是案件大量爆发的情况，这么多案子来了，应该怎么走？是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为了理清办案机制，浦东分局全局的工作都围绕反诈开展，并且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加班状态。据浦东分局负责人分析，传统的偷盗、抢劫等接触类案件，通过增加智能安防设施等手段，已经产生很好的治理效果，“一个抢劫犯到上海来，往往还没离开上海就被抓了”。与之相比，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受害者散布于全国各地乃至境外，一起案件侦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
面对数量庞大的电诈案件，公安部门没法持续地增加编制和经费，而必须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重点是打击高发的、初露的，比如直播平台诈骗，刚露头我们就打。”胡巧悦说。他坦言，因为境外打击难，加上警力和时间有限，对一起案件的研判打击通常到境外层级便很难再有突破，转而做下一个案子。公安部提出“立足境内打回流”的打击思路，正是考虑到境外打击难题。
打击电诈另一个挑战是有效证据链形成难度较高。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洁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案件认定事实的关键，一般在于建立犯罪嫌疑人、受害人、犯罪现场之间的联系，但在电诈犯罪案件中，受害人数众多，作案手段也基本相似，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双方未见面，无法陈述彼此的具体情况。胡巧悦则指出，“将虚拟身份对应到诈骗人员的真实身份很难，即便他们承认了实施诈骗，但是要有数据印证，没法靠纯口供。更不用说还有大量不交代的，如何才能认定虚拟身份指向他、他具体骗了哪些人？”
为此在实施抓捕之前，办案人员首先需要分析研判，想方设法获取关键证据。胡巧悦提到，伴随打击的深入，今年浦东分局破获的4个直播诈骗团伙“一波比一波难打”。“跟我们对抗的不是草台班子，都是专业人员。他们互相之间有圈子，一旦打击有漏网之鱼，剩余的人就会更新话术、清除原先的犯罪数据。”
种种挑战之下，公安部门对于电诈的打击始终滞后于犯罪。“看到很多被破的案件，做梦都希望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哪怕钱回不来，我也觉得有那么一点安慰。”去年11月，李娟因刷单骗局负债20万元，多次催促无果后，她已经接受了现实。
王洁在江西调研时，南昌公安局东湖分局的一位警察告诉她，2017年该局受理电诈案件为4634件，其中侦破案件为35件，破案率低于1%；新余市公安局则表示，电诈案件的侦破率“九牛一毛”。“尽管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但是，在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然高发，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是一场持久战。”国家反诈中心负责人说。
电诈行业在培养诈骗2.0一代
电诈犯罪缘何屡打不绝？相对“被害内卷”的现象——电诈的受害面不断拓展、受害程度不断加深，王洁试图提出“犯罪外卷”的概念来解释个中动因。
“犯罪外卷”的表现之一是，几乎每一起电诈犯罪的背后都有强大的黑灰产业链的阴影，电诈犯罪仅仅是链条中的环节之一。黑灰产业链是指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产业，包括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手机卡、银行卡，提供信息发送、网络通信、网站搭建、App开发、洗钱套现服务等。王洁提到，黑灰产业链中，每个环节相互独立又物理隔离，参与人员不会有见面机会，各个犯罪小组与国外的诈骗头目保持单线联系。同时，从上游信息泄露、倒卖手机卡，到下游倒卖银行卡、“水房”洗钱等各个阶段还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中心化运行的特点，这种运作模式诈骗效率更高，危害范围更广。
黑灰产业链的形成，与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漏洞不无关系。就像徐玉玉案所揭示的，大量公民信息被明码标价供诈骗者选购。而信息泄露的源头，是掌握公民个人信息资源的银行、民航、国土资源、电信运营商、医院等企事业单位，甚至可能包括公安系统。
“两卡”的问题尤为突出。2015年，国家工信部发布25号令，要求全面实行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制度。然而政策实施至今，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三大运营商把部分通讯网络使用权承包给了虚拟运营商，这给诈骗团伙提供了匿名诈骗的便利。“诈骗分子利用电信漏洞与受害人联系进行诈骗。要在这个环节解决问题，需要设置关卡，阻碍犯罪，甚至让罪犯留下信息以便锁定罪犯。”有分析称，这需要付出电信行业成本上涨、更新速度大幅下降、入网手续变得繁琐等代价。
在银行卡层面，银行的资金流动通道难以实施有效监测。据公安部门统计，2015年全国有222亿元从受害者账户流向诈骗犯罪分子的账户。“要在这个环节解决问题也有两个办法，一是严格办卡程序，杜绝假账户；二是严格转账程序，拖延转账时机，同时简化冻结手续，提高公安机关权限。”前述分析提到，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所有的转账不能即时到账了，你自己的正常银行卡也可能被别人恶意冻结了。”
“‘两卡’非法交易泛滥，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屡打不绝的重要因素。”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长李睿懿提到。有鉴于此，去年10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会同检察院、法院、通讯、金融等部门联合开展“断卡”行动，试图从源头上全力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行动以来，共打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1.5万个，缴获涉诈电话卡373.3万张、银行卡56.6万张，惩戒“两卡”失信人员17.3万名，整治违规行业网点、机构1.8万家。
今年3月，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抓获127名涉及“刷单”“提升借款额度”等诈骗信息发送服务的犯罪嫌疑人，捣毁一个专门为骗子提供银行卡支付结算服务的犯罪团伙。“打击灰黑产是无奈之举，并不是我们本意。只有这些灰黑产，是我们打得着、摸得准的。”一名受访警官说，各地公安部门都在尝试通过打击灰黑产来切断犯罪链条，然而这只能提高犯罪成本，却难以杜绝诈骗。“此消彼长，他们随时可以把缺失的链条拼接回来。”
打击失效背后，有一些源头治理问题始终无法破题。国家反诈中心负责人举例称，银行账户和手机卡实名不实人是滋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根源性问题；一些互联网企业的风控不到位，重经济利益轻社会责任，网络空间乱象丛生，微信、QQ等互联网通讯工具和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已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重要工具。
金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权认为，电信诈骗是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有一些部门、产业在放水，导致电信网络诈骗的生存土壤越来越肥沃。很多虚假的诈骗网站，是有能力发现的。这么多App上架，肆意侵犯用户隐私，相关部门监管到位了吗？手机卡实名制虽然实行了多年，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洞……”李权认为传统犯罪得到遏制后，新型诈骗犯罪借助互联网环境和新的支付方式得以蔓延。
“犯罪外卷”的另一个表现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电诈犯罪圈。130多年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描述了这样一种犯罪行业：几乎没有危险，工作量少，经济报酬优厚。王洁认为，电信网络诈骗已然具备这些特征。“很多诈骗者犯罪后不仅没有受到刑法的惩戒，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从事他们拿手的电诈行当。”
“电诈行业在培养诈骗2.0一代。”胡巧悦说，电诈从业者多是95后甚至00后，初中毕业或肄业的，原先可能在工厂打工，有犯罪前科或不良习惯，“这部分人纷纷弃盗从诈、弃毒从诈、弃赌从诈。”根据《2018网络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国内从事黑灰产业的人员已有40万之多，而该群体的年龄平均不到23岁。
“从既有研究来看，作案人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女性越来越多加入这个行当。往往在国内招人，越过国境后开始训练。实际上有很多人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或者有就业机会但是收入不高。”犯罪心理学专家武伯欣说。
武伯欣观察发现，区别于杀人放火等传统犯罪，犯罪者事后的负罪感较为强烈，不少诈骗者即便被抓获，也没有很强的负罪感。“他们表现出自我合理化的犯罪心理，在高度分工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只是打打电话、在网络上聊聊天，别人愿意把钱给我，是别人的问题。”
“他们会认为被公安机关抓捕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甚至泛化成是因为警察选择性执法。”王洁曾到一些“诈骗之乡”调研，发现在“诈骗亚文化”的熏陶下，诈骗被视为不合法但合理的行为。“频繁听到类似的表达：我儿子、媳妇才骗了4万多，要关4年；邻村的骗了2000多万，现在还在外面……”
诈骗者的心态何至于此？武伯欣认为这与人口的快速流动有关，此外，社会上功利化的倾向、希望短频快致富的主流心态，同样影响了诈骗从业者对法律的敬畏和对社会规则的遵守。“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是乡村或者集镇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武伯欣提到，许多电诈成员是无业可就的人。很多是80后打工者的后代，因为早早辍学，同样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不甘于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反诈不难，但到处都在堵漏”
有这样一个案例让武伯欣印象深刻：一个濮阳的电诈从业者被关押了一年半，刚出监狱便另起炉灶，组建新的团伙，从原来的马仔进阶成主犯。“这种滚雪球式的、分裂出越来越多组织的犯罪模式，不会随着打击的加强就得到遏制。”他认为，运动式打击犹如一阵风，风过之后，电诈容易恢复甚至变本加厉。
短打之后，如何取得长效，已经超越了单部门执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难题。
周杰2018年从警校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参加反诈工作，目前在总队九支队专门从事电诈的案件研判和人员打击工作。“警力分配上已经对电诈案件倾斜了很多，其实全国都在高位运作。”周杰说，早期面对电诈犯罪的刑侦理念是“以打开路”，然而诈骗团伙不只是在跟刑事打击部门对抗，比如电话卡、银行卡、涉诈App的买卖，牵涉到多个部门的管辖范围。
“反诈不难，难在公安一家单打独斗，到处都在堵漏。”李权认为，打击电诈“没有一招制敌的办法”，“公安主要是兜底，前端的统筹治理更重要。” 仅仅依靠公检法来打击电诈这种新型网络犯罪显得力不从心，以社会共治的方式来应对电诈犯罪于是成为业内共识。
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了由公安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信部等2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此后，各地省级层面的联席会议制度陆续跟进。上海于2015年12月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并于次年3月成立上海市反诈中心，作为联席会议的合成作战平台。
浙江金华的做法类似，不过成员单位扩充至43家，并且将全市11所高职院校列入特邀单位。其中，常态入驻金华反诈中心的有三大运营商和中农工建邮储五大行，其他的银行金融机构也建立了联络渠道，以期为及时预警、快速止付挽损提供有力支撑。
人行金华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副科长陈竹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公安早上跟我们反馈有银行卡被倒卖，下午就发现变成涉案账户了。我们必须做到比犯罪分子还要快。”她介绍，目前人行金华市中心支行联合公安局、运营商创建了警银信息共享平台，试图通过大数据分析、数据交叉验证等，实现风险账户精准预警。为了倒逼银行从业人员重视反诈工作，人行还与公安联合发文，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了银行工作人员劝阻奖惩机制。“逐户倒查问题账户，发现银行履职不到位导致涉案账户发生的，相应银行将会面临从网点经办人，到网点负责人，再到上级行分管领导的三级问责。”
反诈斗争是一场与诈骗黑灰产业的动态博弈，诈骗犯罪手段不断升级，反制技术也要不断创新。如何抢先一步知道哪些人已经被诈骗分子盯上，并精准找到潜在受害对象实施拦截，是公安机关亟待破解的难题。对此，上海市反诈中心构建了一套智能分析预警模型，借助它公安机关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潜在受害者，产出精准预警信息，然后按照被骗风险等级，以不同指令直接推送相关人员进行研判、劝阻和打击。
走进上海市反诈中心的预警平台，大屏幕上的核查指令、分类预警信息、发案走势图和实际劝阻数据实时更新，营造出争分夺秒的战斗氛围。劝阻大队的民警杨牒舒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根据风险等级，通过发短信、打电话、上门等多种方式对潜在受骗者进行劝阻，其中每天上门劝阻数达1500户以上。上海公安机关在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既遂数“两年连降”、破案数“五年连升”的基础上，今年以来既遂案件数继续下降3%、破案数上升35.7%，直接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7.4亿元，有效遏制了此类犯罪在上海的发案势头。
以打开路还远远不够。据王洁分析，无论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行为，还是盗窃、侵占等财产犯罪行为，不管被害人是否配合，凭借暴力就可以径直实施；不同的是，电诈操作程序中只要被骗人能及时唤醒自身的预防机制，挂断电话、停止聊天或终止转账，就可以免于被骗。基于此，她认为治理电诈的根本措施是激发潜在受害者的被骗预防理念。
公安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3月，公安部在厦门召开会议，号召从全社会层面进行“反诈总动员”。部分受访民警认为这是反诈征程中的一个关键点，“真正把工作重心放在集合所有力量进行反诈上”。“过去以公安以打击为主，接下来每个人都应该充当反诈的主角。”马涛提到。
在浙江金华，43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反诈阵营。“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是，以前大家觉得电信网络诈骗是犯罪，对口的肯定是公安，不会想到其实我们妇联也可以做很多事情。”金华市妇联权益部部长江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发现，35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单身女性，最容易受婚恋诈骗，也就是所谓的‘杀猪盘’。其次是宝妈，因为长期待在家里，与社会脱节，缺少防范意识。”
江丽说，潜在受害者通常会非常抗拒宣传，需要采取较为柔性的方式，而女性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今年开始进行反诈宣传后，已有20多名受骗女性主动找到妇联寻求帮助。“我们听到这些案例瞠目结舌，原来有那么多人被骗。根据冰山理论，大多数人可能羞于启齿，浮出水面的受骗者只是少数。”江丽于是将工作重心投入到反诈中。
即便是这种宣传和劝阻力度，依然不断有人被害。“劝不动，宣传劝阻比打击还要难！”金华警官王淑琴提到，之前有人遭遇冒充公检法的骗局，民警上门劝阻反被呵斥。“他说我不会被骗的，你们不要劝我了，真的被骗了也不关你们的事，但没过几天就来报案被骗了100多万。”另一个案例中，民警上门劝阻时，明确告知当事人手机上装的是诈骗App，并且让当事人当面卸载了这个App。“当事人不知怎么的事后又联系上骗子，重新装了App进行投资理财，结果后来又被骗了100多万。”
王淑琴感叹，“在面对诈骗分子的不断洗脑，我们还要给他们不断地反洗脑，这是一个持久战，也是一个攻坚战，因此也需要全民参与进来”。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0期
编辑/樊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