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医疗”准入和医保支付政策的不断完善，加之疫情防控需求的催化，公立医院纷纷“触网”。依托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方面舞台广阔，但也存在使用率低等问题。

拓宽医疗服务半径

公立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经过了长期的政策引导与准备。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印发《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等3份文件，首次明确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线下的实体医疗机构，国家对其实施准入管理。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将医保支付的范围从线下的医疗服务扩展至线上。2020年3月，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将常见病、慢性病线上复诊服务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席科学家钱步月介绍，随着医改走向深入，药品、耗材实现带量采购；为规避过度医疗、节省医保资金，DRGs(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模式逐步落实，从“按项目付费”到“按病种付费”，倒逼公立医院优化就医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作为先行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从2014年开始探索互联网医疗，次年上线“邵医健康云平台”，构建“互联网+区域医院+医生+健康产业”的模式。医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任林辉告诉记者，互联网医院将推动形成“线上线下一体，院内院外一体，上级下级一体”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线下门诊每天只有1.5万人次的承载量，线上则可以承载8万人次。互联网医院改变了看病路径，有利于医院提质增效。”钱步月说，“不少慢性病患者每月都要花费一周时间住院检查，整个过程至少消耗两个门诊号源。在线上平台，医技类检查每月固定时间自动触发，患者随做随走，报告会同时推送给医患双方，药品直接配送到家。”

辐射带动分级诊疗

今年5月，中日友好医院互联网医院揭牌运行，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及互联网医疗平台企业开放，涵盖诊前咨询、在线复诊、双向转诊等。患者可以在当地医院申请中日互联网医院联合门诊，专家与当地医师一起接诊“基层首诊”患者。

“要让百姓相信基层医院，而不是一窝蜂挤到大医院。”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告诉记者，通过医联体协同和远程会诊，帮助下级医院不断提升接诊能力，是促成分级诊疗的有效手段。

“通过5G信号传输系统，专家可以远程指导数千公里以外的医生实施治疗。对偏远地区患者来说，相当于三甲医院的大夫‘常驻’家门口。”卢清君说。

林辉表示，互联网医院能够实现区域内部资源的高效协同，满足基层“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愿望。“基层医院缺乏医疗资源，很多患者只能转到大医院，又要重新走一遍常规流程。在‘邵医健康云平台’上，区域内医院共享核心检查设备。基层医院不能做的检查，可以帮助患者预约省内有设备的医院。同理，在大医院需要等待数日的普通检查，患者可以选择去离家近的社区医院做。”

“平台逐渐完善后，大医院的轻症病人会被分流，更多重症患者能挂上号。基层医院节省了自建互联网医院的高额成本，而且随时能获得来自上级医院的支持。”卢清君对未来充满信心。

打通堵点仍需过程

数据显示，全国实体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2020年平均每天接诊约55例，参与科室31.5个、医生320位。即使碰上疫情，公立医院的线上诊疗也暂未表现出足够的吸引力。

林辉分析称，目前互联网医疗只允许复诊，按照线下最低标准收费。这也决定了线上诊疗的体量较小，更多则是无法收费的诊前咨询。“公立医院的医生动力不足，若想将其日常化，需要一个长久合理的绩效机制。”

钱步月认为，平台只是优化就诊流程的工具，要靠线下资源支撑。医生在移动端随时随地响应患者需求，将慢性病患者分组管理，在线下只能服务100个患者，利用平台可以服务500个，自然会更有热情。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互联网医院分会会长文俭曾表示，大部分公立医院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不够理想。“一家互联网医院就是一个信息孤岛。患者要找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就需要下载多少个App。”

“医疗服务的重点是质量和安全，放在互联网上也一样。”卢清君指出，要保障医疗安全、数据安全、患者身心安全，堵住一切可能的漏洞，公立医院的探索注定漫长。“通用的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密钥有一定风险，目前我们采用eID(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银行卡、医保卡、手机号等身份识别系统，各医院之间亟须达成一致。”

卢清君说：“技术、运营人才的缺乏也是制约因素之一。医院大多没有技术人才，需要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共建，后者又不懂医疗，只能一起边做边摸索。”（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