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远古时代起，河洛地区就以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构成的较为优越的交通条件，成为华夏文明发生和发展的中心地域之一。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上》）的传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即体现出这一地区在交通条件下的文化创造，对于文明奠基的重要意义。至于周秦两代，与文化史的进程同步，河洛地区的交通建设又得到发展，其交通优势表现出更引人注目的特色。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武王曾“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渡河，据说有白鱼火乌之兆。“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不赞同“纣可伐矣”的意见，“乃还师归”。盟津，在今孟津东。第一次盟津之渡，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军事演习。两年之后，武王正式率师东伐纣，“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随后即有牧野决战的胜利。诸侯联军两次在盟津集结，说明这里于八方部族均有交通之便，也说明盟津具有适于大军通过的最理想的济渡条件。

周公经营洛邑，号为成周，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其城址的择定，是以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的交通条件为出发点的。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良好的交通基础，当然也创造了“和恒四方民”，“勤施于四方”（《尚书·洛诰》）的便利。《兮甲盘》铭文有“成周四方积”的文字，又说明洛邑在全国经济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据说成王营王城，曾“有迁都之志”（《左传·隐公八年》杜预《集解》）。而平王东迁，在这里正式确立了新的政治中心，无疑亦考虑到其交通形势的优异。联络各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周行”与“周道”都归结于此，河洛地区于是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中心。

《诗·小雅·大东》说到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正反映这种国家级交通干道的形制和规模。而京畿重地，其修筑自然最为规范。考古工作者对洛阳王城遗址城门和主干大道的勘察虽然尚无明确结论，然而学者多以为《周礼·考工记》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可能是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城中九条东西向道路和九条南北向道路相互交贯，宽度可以并行九车，环城道路可以并行七车，又有宽可并行五车的大道向郊野辐射。

春秋战国时期，河洛地区因交通条件之便利成为政治斗争和文化交往的最重要的舞台，而“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河洛商人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史记·货殖列传》），尤其成为其地域文化风尚最为突出的特色。伊川、新安以及孟津出土的3批计1181枚铸行于春秋早、中期的空首布，说明河洛地区由于商业交通的繁荣，当时已经有金属铸币流通。由于河洛地区交通形势之特殊，列国相互征伐往往以为经由之路。“秦假道于周以伐韩”（《战国策·东周策》），“楚请道于二周之间以临韩、魏”以及“魏之藉道”西周（《战国策·西周策》）等事件，都致使周人忧患。秦人较早创发军远征的历史记录，其东进往往利用河洛地区的交通条件。公元前627年，袭击郑国的秦远征军经过周北门，王孙满批评其军容不整，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郑国商人弦高往周地贸易，在滑地迎遇秦军，以十二牛伪言代郑君犒师，又警告郑国备战，挫败了秦军袭郑的计划。秦军于是灭滑而还，在殽地与晋军会战至于覆败。

《战国纵横家书·公仲倗谓韩王章》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都说到楚人由江汉地区北上中原的道路当时称作“夏路”。“夏路”的北端，正是以夏人的活动作为文明早期开发标志的河洛地区。《战国策·秦策三》记载范睢为秦王规划东进战略时，说道：“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宜阳，则其国断而为三。魏、韩见必亡。”河洛地区横贯东西的“成皋之路”，北上所接“太行之道”，以及宜阳南向道路战略地位之重要，对于整个中原地区的战争形势有着关系全局的意义。

秦武王曾经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期望占据河洛地区的交通优势地位。后来终于发军拔宜阳，致使魏太子来朝。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拔5城。十七年（前290），“东周君来朝”。同年昭襄王至于宜阳。二十三年（前284），昭襄王又至宜阳会见魏王。战国时期，东周、西周两国，虽然弱小，仍然得到列国的尊重。而奋力东向，积极进取的秦国终于不能容忍这两个小国控制河洛地区交通枢纽的事实。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取阳城、负黍之后，又发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据西周交通便利之地对于全面控制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的“天下来宾”得到反映。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于是“初置三川郡”（《史记·秦本纪》）。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王之河南”（《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是秦统一战争中河洛地区的交通地位受到特殊重视的历史例证。

《战国策·东周策》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记载，说明当时河洛水利的发展。《禹贡》规划九州贡道，豫州“浮于洛，达于河”，体现河洛水运的条件。《战国策·魏策一》说到“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魏初都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后都大梁（河南开封西北），魏人以通漕粮的黄河航道，正经历河洛地区。不过，在战争激烈的形势下，各国多在河运航道上设置人为障碍以外防自守。河洛地区水运之便利，可能也是在秦始皇“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方得恢复。楚汉战争中，刘邦军事集团于是得以充分利用河运条件，使兵员和物资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终于于垓下一战击败项羽。

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立石东海上胊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道将咸阳交通枢纽、河洛交通枢纽和梁楚交通枢纽联为一体，而河洛交通枢纽正居其中。《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曾在洛阳南宫议封功臣事。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不可能仓促营造，当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以推知洛阳秦宫当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以其交通地位之重要，曾经把河洛地区看作统治东方六国故地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所信用的重臣左丞相李斯之子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守，也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秦末战争中李由军曾经是与起义军于中原对抗的主力，起义军与秦军曾于河洛地区发生激战，刘邦就是“战雒阳东，军不利”，严重受挫后南下攻宛，方才开始其军事生涯的转机的。此外，刘邦出关攻项羽，于洛阳为义帝发丧，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史记·高祖本纪》）等史实，也都体现出这一地区以交通作用之显着，成为当时备受争战诸方重视的战略要地。

河洛地区周时“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战国秦时“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交通形势，成为这一地区历史文化演进的重要背景。考察其地域文化面貌，不可不注意这一基本条件。以此作为认识基点，则有助于对河洛地区何以会在中国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长期占据重要的位置，形成合乎历史实际的理解。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