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在燕大关系最好的老师是谁
·《懋斋诗抄》的发现被“人为”地推迟了26年
·未经藏主同意，私下抄录甲戌本《石头记》
·那三天，周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周从来没认这个胡师父
·胡适消失的那封信里说了什么
在图书馆觅得《懋斋诗抄》
由此涉足“红学”领域
红学家周汝昌与燕京大学的渊源甚深，前后达13年。1937年他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正逢中日战争开始。1939年考上了燕京大学，又因为遭水灾，推迟到第二年才入学。英语系读了仅一年，1941年冬便遭日寇封校。待到1947年又重新考入，继续学英语。
燕园里的老师，与周汝昌关系最好，日后最念念不忘的，是顾随。但两人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师生之缘，周汝昌只是在第一年里，作为外系学生去蹭听过中文系顾随老师的诗词课，便开始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后顾随转去辅仁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再无当面教学的机会，但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严格说来，两人是函授或诗友的关系。
1947年秋开学后不久，周汝昌收到四兄祜昌的来信，说他近读亚东版《红楼梦》，见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由于他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世人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斋诗抄》却遍寻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试，查觅此书？周汝昌立刻直入图书馆，居然一查即得，在《懋斋诗抄》中发现了六首有关曹雪芹的诗。继而写出文章，在天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并因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的“癸未说”。
周汝昌研究生毕业证明
细想想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胡适在1921年已公开访求此书，燕大图书馆并非偏僻，多少硕学鸿儒抬手可查，为什么竟然暗藏了26年，留给学生周汝昌去发现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位老师邓之诚。当周汝昌请教他时，没想到邓先生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据《邓之诚日记》，他于1946年6月21日在藏主徐家还见过有胡适题跋的庚辰本《石头记》，也不感兴趣，态度是“非吾所知矣”。
却原来，邓之诚早就是胡适的老对手，当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方兴时，他也在北大当教授，是与“新派”对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恶白话文，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必一律改成“之”。后来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讲几回：“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当胡适通过燕京陆志韦校长向他询问《懋斋诗抄》时，邓之诚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为奇了。如此才给周汝昌留下了发现的机会，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于红学。
此后事情的发展，既获益于邓先生消极的“知而不告”，还要感谢报纸兼职编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积极的穿针引线。赵先生组织来红学名家胡适、俞平伯的来信在报上发表，周汝昌再连写两篇文章与二位名家答辩。新秀周汝昌对胡、俞两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他对胡适的来信感到“欣幸无已”，并继续通信，求借书籍；但是却认为俞平伯是“冷水浇头”，“微词见讥”，从此结怨，这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周汝昌与胡适往来通信三阶段
心理有细微转折
周汝昌与胡适的往来通信，基本上完好地保存至今。这非常难得，使我们可以梳理两人关系的发展脉络，切近地观察周汝昌心理的细微转折。通信时间是1947年12月到1948年11月，前后约一年。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7年12月到次年6月。周汝昌的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于12月5日发表，胡适在12月7日写信，到次年1月18日才寄出。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给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写信，这信写得异常谦逊，礼贤下士：“《懋斋诗抄》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关于曹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意改动。……先生说是吗？”周汝昌以回信的方式反驳，题为《再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3月写成，5月发表。他的理由是开列年表，把作者与书中人物混为一谈，以书中岁月季节、年龄时序与清史、历算配合来看，自认为“若合符契”。他还说，这排列年表的办法是跟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学来的。6月4日，周汝昌再致信胡适，商请借阅多种书籍，包括胡适自藏的珍本并向别家代借。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6月27日周汝昌到东厂胡同一号拜见胡适，并借到了甲戌本《石头记》。这天是星期日，燕京大学开始放暑假，周汝昌应该没有返校，而是携书直接返回咸水沽家乡。周汝昌和四兄祜昌觉得机会难得，便先斩后奏，在暑假里为甲戌本抄了一个副本。就在抄书过程中，收到了胡适来信，对周汝昌提出的“集本校勘”，胡适答应“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还劝导，“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你说是吗？”
周汝昌在暑假里写成一篇长文《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中除了正面肯定脂本，怒斥高鹗“伪续”，反驳俞平伯的题跋以外，还与胡适争辩“文言、白话”之分，甚至以讽刺口吻拉扯上胡著《白话文学史》。暑假两个月里，周汝昌曾两次给胡适写信，对抄书之事一字不提，故意隐瞒，却附寄上这篇长文，说是求教，实际意在求发表。一边批你的观点，一边求你的推荐，这是对胡适度量和耐心的考验，还是对恩师无意间的冒犯？
返校开学后的9月11日，周汝昌才在信中报告了将甲戌本抄录副本的事，这时生米已煮成熟饭。14日他又再发一信，催促借书。在其后的两天里，连续收到胡适的三封信。胡适一方面对周的长文表示了不客气的批评，不同意发表，但暂时没有寄回，还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帮他删改；另一方面是对他擅自抄录甲戌副本，大度地表示，“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9月19日周汝昌的回信寄到南京，他感谢胡适的“襟怀风度”和“开明亲切的指导”。对于先生的批评和删改建议，他是笼统地接受，却具体地逐一争辩，显然并不心服。谈自己的文章，他把俞平伯扯进来比较，既批驳俞的见地，又贬低俞的文字。10月23日，周汝昌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着学界领袖胡适，诉说了很多自己和四兄的个人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在9、10两个月间，周汝昌的心态发生了渐进的变化。对胡适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毕恭毕敬，拘谨客套，而是在逐渐熟悉后，拿大师不当外人，开始披肝沥胆，倾诉衷肠。在其背后，心中也有不满和不敬在滋长。与此相对应，在甲戌本到手近四个月以后，周汝昌也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奉若神明、珍若拱璧了。分析其原因，可能一是与珍本长期亲密接触后，敬畏之心渐消；二是随着胡适允许录副、答应题跋、继续借书等大度行为，便得寸进尺；三是对胡适退稿、大删和不同见解的报复心理。一个标志性行为是：在10月23日的信中，周汝昌表示准备归还甲戌本。所以第二天，他在甲戌本首册第四回末的空白页上擅自写下告别性题记：“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卅七、十、廿四。”这就像是在名胜古迹上写“到此一游”，此举未经胡适许可。
就在10月下旬，一个突发性情况改变了故事的进程，胡、周关系因此转入第三阶段。此时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孙楷第先生由北大转到燕京任教。他是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目录学的专家，后在课堂上介绍了裕瑞的《枣窗闲笔》一书，引导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方向。而此时更重要的是，他成为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传书使者。10月27日，周汝昌收到胡适的挂号信：“《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红楼梦》的掌故。……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以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胡适致周汝昌信的信封
周为什么迟迟未归还甲戌本
接信当天，周汝昌去孙家取回了《四松堂集》和他的长文。第二天，孙先生到访四楼周汝昌宿舍，理应为取甲戌本而来，却空手而归。孙、周二人连续两天见面，周汝昌却没有遵胡适嘱把甲戌本交给孙先生。他在10月29日回信胡适，除表示“感谢不尽”外，还说：“孙子书先生昨天特别亲过敝屋，把先生的来信已给他看过了，我预备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给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归还，但因先生提议给孙子书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吧。”周汝昌这样说了，但事后并没有做到。
直到此时，周汝昌才看到了胡适对他长文的修改，胡适改得很多很细，删去浮词，缩短冗文，还在一整页上打了大“×”。于是，周汝昌心中的不满变得具体而强烈了。同在10月29日，刚刚在信中谦称，“拙文本太丑，承为手削，光宠莫名！”旋又在《跋脂文》后加附记：“胡先生只嫌吾行文芜杂拖沓，而关乎意见是否正确，全无一语评按，冷静过于常人，不似其是是而非非勇于奖人之素性。文中曾提汪原放印‘程乙本’之非当与‘白话文学史’一词，甚望此二事并未予胡先生以任何不良感觉耳。”10月31日再加附记，言辞更为尖刻：“若掂播字句，则任何名家文章，亦可吹毛而削改，不第拙文也。如胡先生《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一文写得最乱，字句尤多未佳，我亦可得而笔削。”这些是他私下写的心里话，原本未想给人看的。
这证明在三天里，周汝昌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那么对甲戌本的处置也要另作考虑了。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立即归还甲戌本，也没有转交给孙楷第。
11月某日，孙楷第先生第二次造访周汝昌宿舍，送来大字戚序本，捎回《四松堂集》。但周汝昌并没有如前信所说，把“甲戌本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孙楷第还是未能见到甲戌本。在甲戌本尚未归还的情况下，胡适慷慨送来了第四套书。此戚序本后来未及归还，周汝昌留作自用，在上面过录校订庚辰本的异文。十八年后在天津家乡周祜昌的家中，失去无还。
现存的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通信，计有胡信六封，周信九通，到周汝昌10月29日一信戛然而止，似过于突兀。此后双方至少应还各有一信，现已不存。周汝昌承认“在旧信札中缺失了至少一封去信”。而香港的梅节推测，大概在11月初，“胡还写了一封重要信件寄周，对周手上的四部借书做出区处的指示，对周的研红提出最后的忠告。因这封信有些内容周不想别人知道，后来把它作掉了……隐没了最少一通。”
论情论理，此信确实应该有过。试想胡适收到了孙楷第带回的《四松堂集》稿本，却未见甲戌本，又知孙楷第根本无缘得见，再看周汝昌在29日信中曾满口应承，显然是言而无信，事出意外。那么胡适会作何感想，怎样回信？再大度的谦谦君子也会有情绪的反应吧？如此想来，胡适最后一信的迷失，不一定是无心之失。
甲戌本在周汝昌手中又保存了一个月，到11月末，北平已被解放大军合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之时，周汝昌才与同学周培章一起步行进城，到东厂一号胡宅还书。胡适没有再见周汝昌，书在门外交给了胡家的次子胡思杜。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携这部甲戌本《石头记》飞离北平。在其前夜，还将《四松堂集》留交北大图书馆，意在给周汝昌用。
那么，周汝昌为什么不肯把甲戌本交给孙楷第先生？那样岂不是既遵从了书主胡适的指示，又满足了老师孙楷第的愿望，自己也免除了长途跋涉送书之苦，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吗？他何乐（或者应该说是何苦）而不为呢？笔者在苦思冥想了超过一年之后，终于寻获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周汝昌希望保留自己再次面见胡适的理由和机会，当面还书，以求得胡适在自家的录副本上题跋。如果把甲戌本交给孙楷第，这一希望很可能就落空了。为此周汝昌不惜违背胡适的意愿，不惜牺牲孙楷第得见甲戌本的机会，也不惜自己以劳代逸，步行进城（这是后发的特殊情况）。
胡适1947年12月7日致周汝昌的第一封信
围绕周的研究生学历
发生过哪些意外
62年以后，研究者梅节、沈治钧认为，在1948年“胡周交往中周汝昌欺瞒胡适、扣压甲戌本等”，或曾把书私自转借给他人（陶洙）。笔者认为证据不足，或定性过重，未敢附和。我相信青年周汝昌并无恶意，不过有些私心而已。这就是周汝昌红学事业的开端，也是他一生为人的塑型期。后来胡适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是周汝昌直到晚年写《周汝昌与胡适》，从来没有承认胡适是他的师父或老师。
1950年夏天，年已32岁的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这时中文系新成立了研究院，周汝昌考上了仅有的两位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许政扬。然后他在燕园内经历了反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必细表。这时候，周汝昌结识了张伯驹、陶洙等老一辈旧式文化人，在燕园旁的“展春园”里参加诗词雅集，如鱼得水，却在燕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业上步履艰难。在1974年写的《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中他承认，“研究院给我开出的经史子集的长篇必读书目，我是一本也没有真去读”，并预料自己“大抵不能卒业”。当然，这是周汝昌在“读书无用论”盛行年代的自白，与“学历至上”的当下不可同日而语。而事实上，周汝昌的研究生终归没有读完。
在客观上，这也与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院校调整的前景有关。消息已经在流传，不仅中文系研究院，连燕京本身如何下场，都难以预料。故也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51年秋天，华西大学由于外籍教师离开而向燕京求援，急需一位英文讲师。校方想起了周汝昌，就商于中文系主任高名凯，动员他以旧燕大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生的资格就聘。也许周汝昌也觉得中文系研究院读得太辛苦，就接受了校方的安排。
这时他的中文研究生才读了一年，而工作却是对应本科的英语。这过程迁延了一个学期，研究生课业还差一个学期未修完。高名凯先生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周汝昌请问临别指教之言，高先生沉吟了一下，说了五个字：“多注意政治。”
因为周汝昌提前半年离校就业，自然不能现身毕业生合影，也不曾登入毕业生名册，给后人质疑他的学历留下了把柄。当年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梅节在2009年写道：“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按期完成研究生课程。”梅节认为周汝昌的研究生是被劝退、除名。“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提前毕业，是西语系本科毕业生滞后两年分配。这就是燕大将周汝昌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内情。”（见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另一位研究生许政扬于1952年夏如期毕业，分配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
周汝昌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辍学赴蜀，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家庭因素。一方面妻子毛淑仁渴望脱离旧式大家庭的牢笼，她在敦促鼓励；另一方面在“土改”将临之际，周汝昌曾劝父亲卖地分家，被视为“不孝”。周家父兄皆反对他们离家出走，小家庭与大家族之间关系紧张，以致登程远行时，周家无人相送。
周汝昌刚刚离开燕京大学，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之令便在5月间下达。10月，北京大学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彻底终结。此时正好到了周汝昌与高名凯系主任约定的半年之期，但是燕大安在哉？
如此看来，周汝昌的燕京大学中文研究生学历确实存在疑问。但是等到周汝昌去世六年后，2018年他百年祭的时候，恭王府里的周汝昌纪念馆展出了一张纸（复制品），可以视为周家子女们作出的回答。不是毕业证书，而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证明。
学生周汝昌，系河北省天津县人，现年三十四岁，于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前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部毕业。因该大学于一九五二年十月调入我校，特予证明。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公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编写的《周汝昌学术年表》，周汝昌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宋词语言的研究》，应该是离校后补寄的。周汝昌的学历由此得到了证明，但毕竟不太正常，略显勉强。其中既有时代大潮引起，北大取代了燕大这样的客观原因，也有他确实提前离校，未能修读期满的主观缺憾。周汝昌的成绩大概也委实不能令人满意，否则他怎么会半途远走就业，专业弃高就低呢？
话还要说回来，回头去看，学历并不太重要。周汝昌早已用他的一生功业，证明了自己，超过了太多学历坚挺却事业平平的众生。此事本无须追究。
文并供图/李彤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