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宋锦的花楼织机，竟与现代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异曲同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核舟记》，竟是用1.5毫米的刻刀在一枚二三十毫米的橄榄核上做出核雕？明代皇陵、苏州园林原来都是出自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以上这些问题，均在纪录影片《天工苏作》中得到了解答。两千五百多年来，苏州流传下了一大批巧夺天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月10日开始上映的纪录影片《天工苏作》，将苏州非遗项目搬上大银幕，灯彩、核雕、宋锦、明式家具、船点、苏绣、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缂丝、玉雕9项典型的苏州手工艺术首次集中呈现。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领域的12位代表性传承人，分别讲述了9项苏作的前世今生。同时，影片还呈现了苏作代表性传承人的“家族传承”“师徒情谊”“一生坚守一艺”等感人故事。

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感慨着苏作与苏作传承人的魅力，“敬佩里面所有的传承人，多数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还在为了传下去而奔走努力。”“看过这部纪录片之后，了解了苏州的非遗手工艺，相当佩服匠人精神。”“苏州真是一座宝藏城市，每一项手工艺单拎出来，背后都有了不得的文化底蕴。”……

近日，《天工苏作》导演孙曾田接受了北京青年报专访。他表示，影片呈现的是苏作传承人的创新与继承，他们用现代化的理念及现代技术，保留了苏作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走上了一条开阔的道路。

剧情，使纪录片更加生动

孙曾田导演对苏州一点儿都不陌生。过去的十几年中，他曾参与过诸多苏州电视台文化类纪录片的制作。2015年，苏州市政府想要拍摄一部关于苏州的纪录影片，作为城市宣传。孙曾田受邀执导，他说：“苏州从不缺宣传，文字或电视媒体对其报道有很多。但在当时，苏州确实没有用过电影的形式进行宣传。这次的拍摄，是弥补一个缺憾。对于影片内容，他们希望着重展现苏作的魅力。”

孙曾田一直对工艺美术很喜欢，常常接触编织、绘画等艺术。他认为，苏州是全国非遗手工艺项目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苏作”又最能体现苏州的文化底蕴。“拍摄非遗手工艺的角度，将城市宣传内容落在了实处。这次的拍摄内容，他们定得很准确。”

经过前期策划，孙曾田及团队最终确定拍摄9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由政府的沟通，拍摄团队共联系了12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准备开启拍摄。

2018年8月中旬，孙曾田完成了手中其他项目后，才开始拍摄《天工苏作》。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影片顺利拍摄完成，转入后期制作。“这些传承人都在苏州城，各自相距不远，且非常配合拍摄。所以，与他们的沟通又不费时，我们的拍摄难度小了很多。”孙曾田回忆道。

在孙曾田看来，拍摄《天工苏作》是完成了一篇“命题作文”。他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宣传”与“影视艺术”的关系。文无定法，孙曾田摒弃了市面常见的琳琅满目、金碧辉煌的宣传片拍摄方式，而是采用“慢”的手法，一一讲述苏作的前世今生。在近90分钟的内容中，孙曾田还设置了简单的“剧情”，以故事片的形式，让真实的人物完成一些故事情节，将纪录片变得生动。

在影片中，孙曾田巧妙地讲述了苏帮菜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嘉荣的故事。船点，顾名思义，是在船上食用的点心。早在唐宋时期，苏州就是舟楫云集的商业中心。苏式船点，临水而生。到了现代，船点不仅仅只在船上，还在许多饭店中出现。在船点师傅的手中，它可以变身成各种动物、植物等样式，近乎于艺术品，令人不忍动筷。董嘉荣是制作苏式船点的头牌师傅，曾代表中国在国际大赛上夺得金奖。因为手抖，这位老人再无法精准地制作出船点，早已“退出江湖”。现在，他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只是到幼儿园接送小孙女上下学。

《天工苏作》根据董嘉荣真实处境，设置了简单的情节：董嘉荣的儿子与儿媳委婉提出要把孩子接回去住，接受父母的直接教育。董嘉荣看到小孙女最近爱看的童话，开始有了想法，他想用再次制作船点，将童话的内容展现出来，给小孙女一个惊喜。搁置八年的手艺，董嘉荣开始重新拾起。十几种面粉的颜色，要用不同的蔬菜去调制，分别用在不同的动植物造型上。翌日一早，董嘉荣与孙女共同打开船点盒子，度过了属于祖孙二人的亲密时光。

主角，是每一位苏作传承人，他们无主次之分

“最适合内容的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如果完全采用纪实性拍摄，大量使用跟拍，拍摄规模就相对很大，成本又高。因此，我采用了故事片的方式，同时还结合旁白解说，辅以纪实采访和细节的拍摄，就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苏作了。”孙曾田解释道。

使用旁白解说，是孙曾田解决影片架构问题的方式。在他看来，影片的难点在于其架构与以往纪录片不一样。影片中的每一位传承人几乎都是单独的手艺门类，他们之间没有互相联系和交集。如何将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是制作的难点。“一般的文艺作品都有主角和配角，但是《天工苏作》的每一位传承人都是主角，无主次之分。作为拍摄者，需用力平均。这多少有些像散落的珍珠，它们中间需要一根主线，将其一一穿起来。所以，旁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然这些内容无法连接。”

此外，孙曾田还找到了串联的主线。在影片的整体结构中，前半部分主要呈现了苏作手艺人的技巧，并表达了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所面对的挑战；而后半部分主要展现了苏作面临的传承困境。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以下简称香山帮），是孙曾田导演印象深刻的苏作之一，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曾留下许多伟大建筑，如明代皇陵、苏州园林等。老一代香山帮人信奉匠人哲学，他们做的是手艺，需精雕细磨，耗得起时间。传统的香山帮营造没有图纸，均是口传心授，房梁有多粗，飞檐有多翘，只能心领神会。老匠人认为，这就是本事。

薛东作为苏州香山帮营造新一代传承人，将香山帮的营造技巧，向现代建筑市场作推广。当薛东领导的香山帮逐步变为现代企业模式时，老一代香山帮人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没有规划地营造、看不懂图纸、工期严重滞后……这些问题同样让薛东感到无措。

薛东的父亲薛林根，作为香山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观点是只要房子盖得好，工期延长是可以商量的；现代年轻人缺少实践经验，设计的图纸远不如匠人。而薛东坚持认为，有明确的图纸，施工就不能随意，“新的时代需要转变一下脑筋”。

最终，在苏州几百公里以外，薛东负责的大型项目已经竣工交房，全部采用标准化流程，运用大型机械建造。与此同时，他极大程度保留了香山帮古建特色。

“印象深刻的是，通过两代人观念的对比，薛东接受了现代教育，血液里又留存着香山帮的精神，让我看到香山帮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走上了一条开阔的道路。他们用现代化的理念及现代技术，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创新。他们证明了传统手工艺，一定要在继承和创新地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才能持续向上生存。”孙曾田分析道。

传统，在过去亦是创新

“此次拍摄，使我对苏作有了轮廓性的认识。我觉得，所有的传统在当时一定都是创新的，才能一直生存，而后留存下来变成了传统。这次被拍摄的苏作传承人达到今天的高度，都是非常智慧的，比如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惠芬。”孙曾田提到的姚惠芬，是苏绣界的“顶流担当”。

每年都会有很多姑娘慕名前来拜师，但她并不急于收徒。她认为如果把苏绣当做营生，学技艺并不难，难在绣娘需要不懈的求索与创造力。比如，清末民初的苏州绣娘沈寿有感于西学东渐，把苏绣从写意山水第一次带到了现实生活，开创了仿真绣。

姚惠芬也在不断开创着新的技法。2015年，她发明的“简针绣”申请到国家专利。简针绣与苏绣完全不同，更近似起源于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的素描。将西方的人物素描与苏绣结合，耗费了姚惠芬10年的时间。在一篇工作日记中，她写道：“2013年11月25日凌晨4点，想到并记录，绣每一根线条时，都是我为达·芬奇精心打扮的过程。”

2017年，苏绣第一次进入威尼斯双年展，姚惠芬和妹妹姚惠琴一道，同当代艺术家合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创作了34幅苏绣作品。其中，她们用苏绣的形式创作出了宋朝名画《骷髅幻戏图》，是难度最高却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单是这幅作品，就运用了五十多种针法来表现，是苏绣工艺的又一次创新实践。

“苏州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苏绣研究所，那是正统的科班教育。而姚惠芬是农村的绣娘，她没有高学历，一开始只是照样学样走传统的路子。而她智慧的地方在于，通过不断学习，了解西方绘画和中国画作，将这些元素加入了苏绣，从而创新了苏绣。这也是《天工苏作》想要表达的观点，传统手艺与现代艺术与观念相结合，创新开拓才是发展的方向。”孙曾田分析道。

尽管如此，苏绣作为传统手工艺仍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今天，机械化刺绣已经被广泛应用。像绣娘的“配线”与“分线”的基本功，也鲜少有年轻人感兴趣了。

配线，是要从几十种同色系的丝线中选择一个最适宜的线。这种细微色差常人根本无从分辨，而在绣娘的眼里，它们泾渭分明。单是绣一座十厘米的山峦，根据浓淡相宜和着光角度的不同，就需要同系色线十几种。一幅绣品，配色越多，就越显生动逼真。分线，考验眼力和指尖功夫。一根蚕丝线由两股并成，俗称两绒，一绒可以分出八根丝，一根丝又可以分出八毛，也就是说一根线由128毛组成……可见仅仅是基本功，难度系数极大。

姚惠芬曾感慨道：“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不像我们当时，没有选择地去做一门手艺，做着做着也就喜欢了，喜欢以后也就热爱了，到现在因为热爱所以坚守。”为了苏绣能够传承下去，她近些年在很多地方开创高研班做苏绣教学，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苏绣技艺。

传承，是苏作面临的现实窘境

提及传承的问题，孙曾田想到了苏作中的“灯彩”工艺。他顿了顿，讲道：“有些东西一定会衰微的，但是它会保留下来。就像影像被发明了以后，油画的应用空间变小，但油画仍旧是一个艺术门类。灯彩也将会如此。”

灯彩，是《天工苏作》中第一个登场的苏作，也是大家熟知的“花灯”。苏州灯彩的历史长达1500多年。在古代其主要作用是照明，由纸或者绢作为灯笼的外皮，骨架通常使用竹或木条制作，中间放上蜡烛或者灯泡，成为照明工具。现在，灯彩更多时候会出现在一些传统节日的庙会中，供人们欣赏。

而灯彩匠人面对着当代的都市霓虹，正陷入尴尬的局面。对他们而言，寡淡的不仅是生意，制作灯彩的心境也一去不复返。不仅如此，正如苏作中大多数技艺的传承问题，灯彩的传承人已是青黄不接，这是他们当下面临的现实窘境。“我已经77岁了，现在真的没有接班人，因为我们的行当比较苦。一是现在做的灯彩体量越来越大，工程量越来越大；二是学艺比较难，真的不是人们想象两三年能够学成的，没有十年功夫真的是拿不下来。”灯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汪筱文曾感慨道。汪筱文已从事灯彩制作五十多年，他认为灯彩匠人十年出师，学出来正是最好的时候，手稳、眼快。

尽管汪筱文已是古稀之年，深知自己做不了精细的技艺工作，但他仍旧想搏一搏，告诉人们真正的苏灯匠人是什么样子，极致的苏灯是什么样子。

汪筱文复制了“苏灯典范”——万眼罗灯。传说中的万眼罗灯拥有数万个光孔，分3层，高可达两米，点亮后会投射出万点星光。为了使万眼罗灯重现于世，汪筱文每天要切割至少500个光孔，两孔间隙不超过一毫米。

对于不舍昼夜地创作，汪筱文意味深长地讲道：“世界上的灯，说到底只有两种——给人家看的和给自己看的。给人家的挂在外面，亮了还要灭；给自己的放在心里，始终亮在那儿……”

为了心中的灯，汪筱文每周都要到平江中学给孩子们上一堂课，教授灯彩的技艺。他有强烈的意愿去传承，去保留灯彩。

《天工苏作》建造了一座非遗“线上展馆”，不仅介绍了苏作，还着重于传艺之“人”。孙曾田导演希望通过人和艺的“厮磨纠缠”，呈现出当代工匠精神的核心：开放包容的视野、一丝不苟的钻研、敬天爱人的涵养、持之以恒的创新。

供图/大象点映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