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中，几位医生形象个性鲜明，朱亚文塑造的广东援鄂医疗队成员陶峻就是个“骄傲”的医生， 陶峻的原型是钟南山院士团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心成员之一桑岭，朱亚文说，原型人物性格也比较张扬，很多人形容他的性格更像是外科医生。所以，他在表演时，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突出他身上的骄傲感。”

“刀子嘴，豆腐心” 从骄傲到无力

朱亚文饰演的陶峻起初来到武汉的时候非常乐观，他甚至有决心要在两周之内与大家一起战胜疫情，但现实的残酷让他受到打击，朱亚文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自己从学术到整个内在生命的一个翻新的过程。他后来变得柔软，变得更加乐于牺牲。”

在朱亚文看来，陶峻身上的骄傲感是因为他有着非常强硬的专业技能，他的骄傲不是目中无人的自大，是对自己专业水平的自信，而且还有点“刀子嘴，豆腐心”，“比如他和千玺饰演的住院医生杨小羊之间的关系，在ICU停电之后，他甚至是带着威胁的口吻对小羊说，‘从明天开始你离开ICU，这样对所有人都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伤到了这个孩子的自尊，但其实更多的也是想保护他。而在看到小羊的努力后，他又会逐步接纳他，帮助他、教导他。他不是一个善于真情流露的人，但是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出于保护和爱。”

朱亚文扮演的陶峻在众多医生中很“抢眼”，因为他讲着广东普通话，形体上有些“垮”，不像其他医生那么严谨，而且，他敢和院长叫板，一来武汉，就和张涵予扮演的张竞宇院长产生正面冲突，那是在第一次关于死亡病例的学术讨论会上，对于是否插管，医生们产生了分歧。朱亚文说：“看似是一场冲突，其实是一个军令状，我把那场戏视为军令状。因为我觉得在影片中需要有一个人冲破阴霾，站出来说我愿意立这个军令状，但是你不能直接用台词说我愿意立这个军令状，可能在形式和表达上不是那么精彩，也不是那么地贴合人物，所以我们当时和导演商量，就选择了一个稍微火爆一点的冲突。”

张院长告诉陶峻自己有渐冻症的那场戏，朱亚文说对他有强烈的刺痛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骄傲在这一刻开始变形了。加上陶峻一直精心护理的一个病人的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我记得那天进拍摄现场的时候，我说导演有什么要求吗，导演说你随便，这个随便挺不好随便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把所有的自责全归结到自己身上，把每一个病人离开的自责都归结到自己身上，那种无力感，那种倾尽一切去付出的献身精神，在这个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冲。”

导演很早以前就说要么不拍，拍就不能让人骂

朱亚文在片中有很多场手术戏，为此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他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脑袋三个大，“它是一个填鸭式的体验和学习的过程。我入组第一天拍的就是ECMO这个戏，感谢现场有很多曾经援鄂医疗队的医生，手把手地给我们进行辅导，他们的动作流畅、自信、笃定，让你会有产生对于他们和他们背后的那一群人一种莫大的安全感和敬畏心。”

《中国医生》中的医疗戏被评价为非常真实，朱亚文认为这要感谢导演组的充分准备：“导演很早以前就说要么不拍，拍就不能让人骂。他们是功夫都花在前面了，十月份开机之前，刘伟强导演已经前期进入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虽然那个时候剧本还在一稿一稿的出，但是关于拍摄手法，以及形式表达，以及团队训练，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

演员进组后，刘伟强还进行了两个礼拜的试拍，“这个试拍并不是说在操练自己手下团队的技能，带动的是整体创作的向心力，把当时抗疫的那个时空还原出来，还原出来以后，你还不能被这个时空的那种肃穆、压迫感给吃掉，你还要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创作缝隙，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认真的、严肃的，又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工作。这个是我跟刘伟强导演这几年合作过以后，我对他的一个总结。他就是把所有的难字都写在最前面，然后他面对我们的时候永远是开朗的、欢笑的，然后回去自己就睡不着觉了。比如，他晚上八点钟睡觉，早睡三点钟就起来做功课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在现场，我真的就是听他说的关键词，然后好好地在这个空间里把这个关键词给他表现出来，这就是他想要的。”

在朱亚文看来，《中国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题材，“我觉得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带有表述性的一篇大文章。我觉得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可能都不会像我们国家有这么稳定的社会形态，能够让你拿出时间、拿出财力、拿出这样一个群体的向心力去创作一个这样的作品。这个作品不仅仅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这一年，属于全人类的，伟强导演就是以这个为标杆在不断地努力和实施。”

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疼医护工作者

在拍了《中国医生》后，朱亚文说他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医护工作者，“听他们分享抗疫故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袒露出有多么骄傲和自豪，他们特别平淡，是一种面对疫情之后，靠着自己靠着群体重新站立起来，依然在传播着信心和爱的方式，这个让我很暖心。所以在与他们共事和塑造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帅。”

朱亚文的母亲是护校老师，教学35年，向医疗岗位上输送了几万名护士。这一次抗疫，也有母亲的学生冲在一线，疫情暴发的时候，她就很难受，说这些护士很不容易。这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疼，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演员都是一样的，空下来的时候就会跟医生护士聊天，我相信大家是需要倾诉，需要交流的，他们所表达的可能是我们在这个戏中特别需要的一些感受。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是被保护的人，我们是受益者，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依然是一个受益者，所以整体下来就是感谢、心疼。”

对于主创来说，穿防护服是一大痛苦，朱亚文也坦承他第一次穿时像进了炼狱一般，“人是处于轻度缺氧的状态，脑子经常跟不上。那时大概着装6、7个小时吧，但也就是一两天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医护人员那段时间是两个多月，更甚者有三个多月，他们每天都是那样。所以，其实每次采访的时候，我挺不愿意谈到说，作为演员，你演这个戏辛不辛苦这个事，我觉得挺丢脸的。演员就是通过演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某一个行业、某一群人，这是你职业的责任，没什么可多说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