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正式上映的《中国医生》让人感觉在看一部震撼的战争片。回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弥漫的硝烟中，而医护人员们如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士，用英雄般的气概抵抗着病毒给人性注入的恐惧，那分秒必争的抢救镜头更是让人以真切的角度去反思生死。

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难的战役，那么，武汉则是战况最为激烈、战情最为凶险的前线，《中国医生》用紧凑的故事串接起这段带着痛与温暖的中国记忆，让人们得以近距离地去了解这座城市如何战胜疫情，守住了生命的堡垒。医护工作者在这里付出了什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他们的镇定与失控、他们的绝望与勇气。

影片对当时情况的真实还原和细节呈现，得到了参与过抗疫的医务人员的高度认可，来自同济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冉晓、中法新城院区急诊科护士长刘雪晴担任了《中国医生》的医学顾问。

导演刘伟强片场内严厉可怕 片场外随和暖心

问：请讲一下你们对导演刘伟强的印象吧。

冉晓：前期还没开拍的时候，觉得导演很随和，是很容易亲近的一个人。我们有时候在做陪练，导演冷不丁就从外面进来了，坐在后面认认真真地听我们讲课，还问问题。他问得很专业，我想他怎么能知道这么深入，后来他跟我说所有抗疫相关的媒体报道、纪录片他都看过，他说这是他的一个使命，要把中国医生在抗疫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奉献和牺牲真实地还原，所以他在开拍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平时，他对我们医生团队也特别关照，中国医师节那天，我们还在这边讲课，他就带领全剧组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端来蛋糕，祝我们医师节快乐。十多年来的医师节，这应该是最有意义，最独特的，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开拍之后，我感觉导演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大笑），在现场特别特别严厉，对细节的把控特别严苛，不容有一点点差错，我跟在他后边的时间最长，他在哪儿我必须要跟在哪儿，他问我冉老师这可不可以，这对不对，一旦我说可以，就算是拍完了，也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后面如果觉得有一点点错误，需要去改的时候，就会被导演“批评”（笑），所以对我们来说压力也特别大。

每次开拍之前，通告单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要自己过一遍，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到，导演可能会问什么问题，第二天拍摄的时候要一遍过，不能出现拍完之后有东西不行，第二天再重拍，就不太好。导演也找我解释过，说冉医生我们拍戏就是这样子的，如果现场有什么问题，随时要提，没有关系的。该改的还是要改，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拍摄出来的画面符合抗疫时的场景和原则。

对于《中国医生》的拍摄，我感觉第一是特别特别紧张，第二是导演非常非常专业，第三个就是拍摄效率特别高。导演也和我说他们要保证几遍之内要过，最多的时候有7-8个摄像机同时捕捉一个场景，一遍过了之后再做剪辑效果就比较好，这就要求整个做的过程中，你的身前身后，上边下边，手的各个方位都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或者穿帮，这种拍摄手法其实是让我大开眼界的。

刘雪晴：导演的性格很具有两面性。开机之后，一进入工作状态超级专注，你会觉得他是易怒的，可能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小，但导演会发很大的脾气，他很注重细节。他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个点影响创作思路，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一个破坏，他不能接受这种不完美。第二个我认为的原因是态度，他用发火来告诉大家，你们每个人都要非常慎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片场上的导演很凶，私下里导演很活泼的人，我们觉得像一个孩子。你说他这么忙，整个剧组几百号人，你会发现他关注每一个人的状态。像我们进组，他会很细心地想到离家很久了，托人给我们买周黑鸭，买热干面。他这么忙，还能面面俱到去关心每一个人，让我觉得是很温暖的。

导演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收集了很多疫情防控期间的素材，他跟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收集了三个多月的素材，一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这些素材大概可以放满一整面墙。所以他收集的素材，看到的东西，比我们当时在武汉的人可能更多。因为我们当时是在一线，我们的着力点就是眼前，要把这个病人救活，我们没去关注那么多的背景资料，他肯定是比我们了解得更全面。很早他把我们从武汉请过来，是希望我们能参与剧本的一些创作，我们刚来的时候，棚还没开始搭，包括棚的平面图纸该怎么设计，我们也都是参与了的，很尊重我们的一些意见，磨合还是很OK的。

拍摄是一个慢慢磨合的过程

问：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争执？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冉晓：确实有一些争执的地方，因为我们毕竟是电影拍摄，不是真实的场景。就像穿刺，如果按我们平时来做可能至少要十来分钟，但是影片可能在成片上也就几十秒，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有很多东西简化，比如消毒，平时我们消毒可能慢慢地，要消三遍，铺巾的过程要慢慢铺，药水注射在真实的医学场景下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和导演说了必须要这样做，导演说了这不是医学教育片，不是为了告诉医学生每一步该怎么做，是要体现得非常流畅化，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让观众知道操作的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新冠肺炎的治疗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画面感要非常优美。

所以我们跟导演组详细规划，哪一个步骤画面感看起来是最好的就要把这个步骤做到精益求精，哪些步骤是一般化的，我们就需要简化，不违反医疗原则又要让观众看起来很带劲，整个操作又非常流畅，形成了共识之后，电影里大量的医学操作，包括ECMO、剖宫产的流程，在拍摄上就非常顺利了。我们初步看了剪片，在真实还原这方面《中国医生》做得非常好。

刘雪晴：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导演说，“我要拍的是电影，不是医疗纪录片，也不是教学片。”我们完成一个操作，哪些步骤会怎么做，可能在镜头下看到的跟你想做的并不完全一样，导演就会告诉我们，电影展现出来的不是我们操作的步骤，一二三四五六，可能会是跳跃式的，可能只有一，没有二三就到了四。这个之间是有一个慢慢磨合的过程，导演适应我们，我们适应导演，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小小跨个界，互相了解一下。

另外，电影有一场停电的戏。其实大多数医院是不会发生停电的，这场戏我们和导演和编剧聊了好久，最终还是拍了停电的戏，最后的呈现效果，比我们想象的要合理，我们之前担心的是不合理。

张涵予开拍前准备充分 分寸感演绎得好

问：你们在剧组负责各种和重症医学相关的技术操作的指导，一对一地指导演员，手把手地教他们。请您先分享下和张涵予之间有什么交流吧。

冉晓：跟张涵予老师的接触确实比较多，他在里面的医疗戏还是比较多的。虽然他没有直接的、比较细的操作戏，但他有很多理论的、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文戏。他和我们探讨了非常长的时间，比如新冠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治疗怎么去改进，中国对新冠肺炎的诊疗经验等，他和我们整个医疗顾问团队的交流非常多。

因为我们在武汉，金银潭医院也去过很多次，跟张院长打交道也比较多。涵予老师除了跟我们医疗顾问了解张院长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说话的语气等，他自己也去金银潭医院实地多次拜访了张院长。有了这些素材和经验的积累，我觉得这次他对张院长的演绎还是比较真切的。比如他开会的时候动员医务团队参与新冠救治，过程特别激动人心，我觉得是特别真实地展现。

问：片中张涵予扮演的张竞予院长的原型，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大家都知道院长是渐冻症患者，张涵予在表演的时候想把这个事情弱化掉，您在现场对他表演过程中分寸的把握有什么评价？

冉晓：我觉得分寸把握得特别好，张院长的疾病在疫情之前确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可能只是知道他腿脚不方便，疫情之后有很多媒体采访，不得不说出他是渐冻症。拍摄过程中张涵予老师的分寸把握得特别好。只有特别亲密的战友、亲人，张院长才会告诉他们他有这个疾病，他不会让别人觉得要可怜他或者让别人对他另眼相待，特别关照。张院长觉得在抗疫过程中他就是战士，是处在暴风眼中的院长。整个过程中张涵予老师把握得很好。

刘雪晴：涵予老师很牛，真的很厉害。他进组的第一天，我们见了一次面，隔了两天我发现他怎么不在组里了，后来第四天他回来，他跟我说他去武汉了，去金银潭医院待了几天，跟院长一起对重症病人进行查房，了解金银潭医院正在使用的仪器设备。等我们讲课的时候，放了一大排片中要用到的仪器，涵予老师都能说得出来，非常厉害。我自己跟张院长没有直接接触过，我对张院长的了解也是基于新闻、短片的宣传。从塑造角色的角度，我觉得涵予老师塑造了一个令人心生敬畏的角色。

袁泉特别谦虚好学

问：袁泉扮演的ICU主任符合你们的期待吗？

冉晓：袁泉特别谦虚好学，这也是我对《中国医生》剧组所有演员的感觉。《中国医生》对医疗部分的戏特别看重，对演员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袁泉来后第一天，我们教她穿防护服，戴手套，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她练得比较刻苦，一天练习下来，浑身上下都是汗。她跟我们提出，能不能给她一套用过的防护服，她回到酒店继续再练。

前期她和我们沟通交流过很多，但真的到了开拍的时候，她自己难免有点忐忑。她拜托我们医疗顾问站在她身边，随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沟通。那几天我们医疗顾问心里也绷了根弦，一直跟在主要演员后面。每次导演喊cut之后，她就赶快过来问我们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者这样的表现有没有体现当时疫情的情况，是不是可以。所以说最忐忑的时间应该就是刚开拍那一周的时间，度过之后她慢慢就进入角色了。她作为抗疫前线病房的主任，应该有什么样心态的波动，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语气，越到后边拍摄的过程也越顺利。袁泉的表现非常棒，不光是演技，她对抗疫一线的专家、主任们心态的拿捏，还是非常到位的。

刘雪晴：我个人非常喜欢袁泉老师，她是一个很nice的人，很温柔、很谦和。跟她讲知识点的时候，她会非常耐心地听你说，而且她也能很快上手去做，会反复求证做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因为她的角色是一个ICU的主任，她会反复问自己像不像一个专业人员。

来在拍摄期间，通告前一天会出来，我们会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内容，她一定会前一天晚上来找你，把明天要做的操作过一过。她也会跟我聊最早期武汉是什么状况，我们和家人之间的沟通等等。

李晨朱亚文易烊千玺学习能力强

冉晓：李晨和朱亚文老师也跟我学了很多。病房里最难的操作可能就是他们几个，包括上ECMO，都是很复杂的。我们专业医生要把整个操作很顺利地拿下来，都要很长很长时间，但他们演员的时间是非常紧的，所以给他们两个做培训的时候，我们确实花费了很多精力，他们也是最早入组的一批演员。他们接受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性格也很阳光，没有因为操作太难了而退缩过。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我第二天可以，我能，今天抓紧练，我应该可以拿下”。所以一般我给他们讲两到三遍，再亲自示范一遍，他们就能把整个过程叙述一遍，叙述完之后自己再动手做，某个细节方面我再给他们纠正。比如像ECMO，两三天基本就是比较熟练了。

刘雪晴：他们学东西很快，当时我们安排的课程内容，上午学多少，下午学多少。亚文哥上午十点半就可以把上午的内容全部学完，而且还是练习完，这时候就多了很多时间，多出来的时间他会带着问题来问你，他会和你探讨他的角色是怎样的性格，会问我身边有没有他这种性格的医生。他问我印象中最急躁的医生是什么样子，我就和他讲了一个我实习时的经历，当时是在手术室，我碰到一个很严厉的主刀医生，是做剖宫产的手术，在台子上他找我要钳子，什么都没说就把手一放，我就愣了，不知道该给他什么，然后我就按自己印象中的步骤，到哪一步大概是该用什么，就拿了一把递到他手上，他当时在看病人，没有抬头看我，等我递到他手上的时候，他一看钳子不对，就丢到地上了。大概就这样接连递了两把，我当时汗就下来了，后来幸亏有带教的老师过来帮忙解围，告诉我该怎么做。亚文哥觉得这些小的细节是可以被借鉴的。

问：易烊千玺作为几位主演里最年轻的演员，在学习和后面拍摄过程中的表现如何？

冉晓：易烊千玺是剧组里面最年轻的，但他从没有叫过苦，每一天都能全身心投入到整个训练中。从心肺复苏，按压开始，做气管插管，还有做ECMO，很多很多的戏都和他相关，所以他要了解的东西也非常多，不像有的演员只需要了解一到两个场景就够了，很多场景他都在。针对他的戏份，我们也把对他的培训优化了一些，我们三个指导老师轮番上阵，细致化、系统化地给他培训。千玺话不多，但特别认真，除了我们的培训时间之外，他也会过来问我们问题，我们编的培训资料，他一份一份仔细阅读了之后，第二天会来问我这个动作该怎么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小伙子。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也具备很强的敬业精神，他的现场演绎也是非常好的。

刘雪晴：这个孩子真的很沉稳，感觉他有积淀。给他教授知识的时候，他可能不会立刻给你反馈什么，言语上不会有很多问题，但你让他去做，他马上能做得像模像样。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必须得有一定积淀，有能力才有可能散发光芒。

拍戏比当医生还累

问：冉老师这次在《中国医生》中还出镜了很多次，拍戏和在医院工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感受吗？

冉晓：拍戏真的是非常难，不仅是我按照平时的做一遍就可以，关键是做下来要画面感非常好，又要很真实。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中心静脉穿刺，或者做ECMO，可能按我平时上去了之后，就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纱布手边没有，我让别人拆一包，钳子没在手边，我让别人给我递一把钳子就行，但是整个拍摄过程中，它不是这样的，拍摄过程必须非常流畅，东西该怎么摆就怎么摆，拿下来就哗哗哗，非常快。所以整个拍的过程中，包括手的特写等各个方面来讲，不停地被导演cut cut cut，会被说“冉老师你的手不太流畅，画面感不太好”，我是理解的。平时我们做手术，对画面的要求没有到近乎严苛的地步，但是拍电影可能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对电影制作者，不管是拍摄还是演员，都非常敬佩，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每个细节的精益求精。

拍电影第二个给我的感觉是，比我上班要累很多（笑）。虽然拍摄不关乎人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简单很多，因为手下的病人是假的，去还原动作就OK了，但我在拍摄的时候就要想怎么去做到完美，怎么做得流畅，怎么做到严丝合缝，一个动作会重复非常非常多遍才可以。当我真正在病房，这种心态就不一样了，在病房里想的是如何用最快的速度把病人救过来，心思都专注于各种指标的计算，下一步该怎么治疗，所以体力上的感受可能差不多，但是劳累程度上，拍电影更耗费我的精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