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象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最早记载北京地区驯养大象的史籍，是元代熊梦祥所编《析津志》：“象房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1297年）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海子桥”即今天什刹海前海东部的万宁桥，也称后门桥。

明弘治八年（1495年），皇家建象房于宣武门内西城根，称“驯象所”。据《日下旧闻考》载：“盖象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也称驯象所、象房）。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所谓“象奴”也称“象官”，即驯象和管理象的工作人员，就是大象的饲养员。大象初到京城后，要经过一段时期的驯养，基本达到“奴知象意，象晓奴语”，即管理大象的人能够了解象的习性、意愿，而大象要能看得懂管理人的手势、听得懂口令。

象被驯好后，要参加朝廷的活动。平日早朝，大臣在朝房候驾，大象在文臣武将上朝必经的东西仪门内相对而立，并将鼻子互相搭在一起，以示时刻未到，禁止通行。待静鞭响过之后，大象始将鼻子垂下，象奴牵走大象，文武官员才列队上朝。皇帝从寝宫前往大殿通常坐玉辇，也称象辇，即由两只大象驾驭，往返于寝宫与大殿之间的象车，以合黄帝乘象车而来的旧制。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便乘玉辇上朝。明初朱元璋禁侈尚俭，玉辇改为朝廷重要典礼方用，平日使用马辇或步辇，此后历代沿袭。

清代《万国来朝图》中的大象

据宫廷档案记载，京师养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有象房42间，大象存栏39头。每头大象配备有长22尺、宽18尺的毛毡、被子各一条，长25尺的铁链二条，木制饭桶、水桶各一个等。每头大象一天的食料是官仓老米（即陈米，为存放时间较久的大米）3斗、稻草160斤，小象减半。由于象房所养大象太多，开销太大，乾隆皇帝曾下旨，若是再有外国贡象，暂交云南和广东的官府代养，待需要时再送到北京。

大象虽然平时温和柔顺，但体大力强，一旦受惊，就难以控制，元明清时均发生过大象因受到惊吓而造成的事故。

据《元史·列传·卷六十六》记载：“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舆乃安。”这里记载的是元代发生的一起侍臣象前救驾的故事。至元 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出猎归来，侍臣、京兆鄠县（今陕西鄠邑区）人贺胜伴驾。当临近城门时，改乘象辇，以示皇家的威严。此时有艺人以狮子舞迎接圣驾回銮，因狮子扮相高大而逼真，且锣鼓声震天，致使驾辕的大象受惊，随即狂奔，难以控制。贺胜一见，疾步冲到大象前面，以身体挡住大象的去路，随后伸出双臂，紧紧拉住拴在象鼻子上的缰绳，由此控制住大象，遂有侍者当即解开牵引车辇的绳索，致车辇与象分离，使坐在象辇上的忽必烈安然无恙，免去了一场灾祸。忽必烈念贺胜救驾有功，当即封其为“集贤学士，领太史院事，诏赐一品服。”

据《明史·五行志二》载：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位于北京城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天地震响，烟云遮日，火光冲天，塌屋数万间，死伤上万人”，史称“王恭厂大爆炸”。此时有准备前往皇宫，迎接皇帝出宫的仪仗象辇停于象房内，因爆炸声甚大，受惊的大象狂奔而出，踩踏附近街道上的行人多名。百余名护驾官军连追带赶，直到午时余，即中午12点多，才将狂奔的大象捕获，其中有多名官军被大象踩踏而伤。

清光绪十年（1884年），初春的一天，紫禁城举行大朝会，光绪皇帝乘玉辂，往返于寝宫与大殿。巳时许，散朝摆驾，圣上回銮，玉辂出宫门，沿着西长安街返回宣武门西面的驯象所。但不知何故，驾辕的一头大象突然野性发作，甩开牵引的玉辂，跑出西长安街，“碰物即碎，挨人即伤”，还用长鼻卷起一个追赶的太监，抛到墙壁上，当即毙命。众人一见，惊恐万分，纷纷而逃。这只大象仍没有停止奔跑，而是窜进了胡同里。此时追赶的护军、太监已达百余人，有的拿着绳索，有的拿着短刀。这只大象在几条胡同里乱窜，逢人便追，一时间西城的百姓吓得不敢出门，直到傍晚时分才将其捕获。此事为朝野所震惊，随后，大象就退出了皇家仪仗。

光绪十六年五月（1890年7月），北京连降十余日大雨，宣武门内积水有一人深，致使城门无法开启排水，兵马司官员急得团团转。这时巡城御史至此，于是令人到距此不远的驯象所求助。不到一个时辰，一头大象被牵到宣武门，由此借助大象的蛮力，将城门拉开。不曾想，在大象被牵回驯象所的路上，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接着是一声炸雷巨响，大象受到惊吓，狂奔而逃。万幸的是，此地距驯象所不足二里，街巷直抵驯象所大门，所以大象一路向前，奔入驯象所内，可谓是有惊无险。

文/户力平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