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行，如果用一句诗来形容旅人的热情和动机，那么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首再恰当不过的诗歌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受制于医疗水平、交通便利、景点开发等各种因素，在古代旅行有着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各种难点和痛点，但是，依然有许多游记留存了下来，被今天的我们发现古代人旅行的乐趣和创意究竟在哪。

其中知名的旅行达人，有像柳宗元和张岱，用游览经验和山水观察来表达个人内心的忧虑或矛盾(柳宗元), 或仅仅是通过简短的自我画像来自我解嘲(张岱)。也有像范成大和徐霞客，通过观察、记录和最终的“格物”, 进行实证性地追问， 这是完善自我修养， 建立自我身份过程的一部分。今天推介的阅读来自学者何瞻（James M. Hargett）的《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这是英语世界首部综述中国传统游记文学的专著，为读者展现了中国文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空间观念，探寻古人寄情山水时亦喜亦悲的幽微情感世界。

01

游记的繁荣

晚明，两个重要的社会变化直接影响了游记的发展。第一，从16世纪开始不断扩张的商品经济刺激了陆路、水路交通系统的改善，因此，社会各阶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流动性。明太祖朱元璋所提倡的稳定农业社会已经今非昔比。经济的压力清除了明代早期对旅行的限制。很多人，包括那些有功名或无功名的读书人、商人、普通旅行者、宗教朝圣者，甚至是移民工人，现在都有职业的或个人的理由，来进行大范围的旅行。在明代最后几十年，即使中央政府想要控制人口的流动，它也不再具有相应的能力。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与旅行机会增加直接相关的是旅游业的兴起。它急速扩张，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当“五月花”号登陆鳕鱼角(1620)，在同一时间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着一个勃兴的旅游业———也许对大部分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荒谬的。但正是差不多同时，娱乐观光的观念第一次在中国蓬勃发展。为了对晚明旅游活动的巨大规模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先来看看张岱的观察，当然张岱本人就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游记作家。1631年，当张岱游览“东岳”泰山，他提到，一天内有八九千游客蜂拥而至，而在春季，这个数量可以上涨到两万。他还提到，当地官员会向游客征收一钱两分银的“山税”，这样下来，当地政府一年可获利两三千两白银。乘坐交椅的“团体旅行”可供像张岱一样的富裕旅行者消费；当时还有三个等级的“庆祝套餐”提供给需要庆祝成功登顶的游客，每一等都比下一等更奢侈、更昂贵。

张岱对他的泰山之旅非常不满；他公然抱怨，在每一段攀爬途中都会出现大量的乞丐，还有游人随处“题刻”亵渎泰山神圣的景象。另外一个揭示晚明旅游业新发展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性旅行者积极参与各种观光旅游活动。以享乐为目的的旅行在晚明成为正经生意，它一点也不便宜，尤其是去泰山之类的常见目的地或江南流行的旅游景点。所以，虽然人们称明代是传统中国“旅行的伟大时代”，但只有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游客才可以积极观览像泰山一样的名胜。尽管如此，张岱的观察证实，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已经有为数众多的旅游者可以担负这样的旅行费用。

02

娱乐游览类游记

如我们所见，以娱乐为目的的游览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六朝或更早的时期。这些旅行通常时间很短，一般一天或两天，多在家人、朋友或地方官员的陪伴下进行。晚明的旅游繁荣促进了游览活动，随之而来的是游记创作的高潮。

但和更早的游览叙述相比，此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大部分晚明娱乐游览类游记作家都喜欢去有名的，尤其是舒适又方便到达的江南城市或郊区旅行，他们不喜欢遥远难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旅游设施匮乏的区域。下面的引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记录了张岱前往西湖著名景点湖心亭的娱乐游览：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明 唐寅《溪山渔隐图》台北故宫 藏

这种简短的篇幅在晚明流行的小品文中颇具代表性。小品文与其他形式写作的区别是它的简洁。在这个例子里，张岱用少于两百字的篇幅，描述了一次前往当地名胜的夜游。但张岱的作品与我们第三章中讨论的宋代游览记述不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岱没有对西湖的雪景进行详细的描述，相反，他遵循小品文的创作方法，仅仅勾勒了几处精选的147细节。其次，宋代游览叙述中，作者的回应常表现为对美景的回应，与此不同，张岱关注的是对自己的评价。这是理解小品游记本质及其创作目的的关键点：从本质上说，游览经历起到了催化功能，它启发作者对个人天性的回应。张岱小品文中的催化剂是他到达湖心亭的行为。如果让一个典型的宋代游记作家来书写这段经历，这个时候，他会评论雪天泛舟湖上的困难和危险，或者会更详细地描绘雪景，并表达这样的景色如何激发他的情感。但是，张岱将注意力放到岛上两个无名游客的身上，甚至还引用了一段他们的对话。如此，他便为本文结尾处船夫欢快幽默的妙语预置了一个场景。这种随意的非正式的游记风格有点像第三章讨论的部分苏轼短篇作品，但张岱的叙述完全在强调自己对这场游览活动的参与。在这篇小品文中，张岱将辽阔的天空和眼前的景象进行对比，“两三粒”人和“一芥”小舟身处天地“上下一白”之间：个人的在场不仅微不足道，还像船夫说的那样，张岱(还有那两位偶遇的金陵客)在暴雪中游湖，实在是太“痴”了。

像这样喜剧的、自嘲的幽默经常会出现在晚明游记中，代表了旅行写作里一种全新形式的作者回应。这种回应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再现”，它构成了晚明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又成为游览游记不可缺少的要素。历史学家卜正民正确地提出：“从16世纪中叶开始，相较公务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偏好旅行的活力和奖励。”他还提出：“旅行是学术教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卜正民的细致观察有如下意义：到晚明时代，游览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曾经与朋友共享的休闲活动变成自我修养和自我再现的一部分，进而成为构建文人身份的关键因素。另外，创作游记散文和旅行诗歌的行为，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自我完善的方法，它为旅行作家带来了声望。

南宋 朱锐《溪山行旅图》（局部）上海博物馆 藏

03

地理调查类游记

地理调查类游记的内容多种多样，它源于明代晚期文人验证舆地类文献内容的兴趣。在此类游记的实践者中，最重要的两位是王士性(1547-1598)和徐霞客。这个组合乍一看有点奇怪，因为现如今徐霞客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游记作家(除了在研究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专家当中)，但王士性还基本不为人知。一方面，徐霞客从来没有获得过官职，实际上他可以被看成是明代最典型的“私人旅行者”。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母亲成功管理一门纺织生意，从而支持他的旅行)，并选择把一生贡献给他原本的知识兴趣———地理学和历史学。另一方面，王士性曾长期在政府任职，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个角落，包括四川和云南。

相同的。王士性作为旅行作家的一个特点是，他亲自走访了五岳和大量分布在各地的名胜古迹。徐霞客的旅行范围也一样引人注目：他的旅行通常徒步完成，遍布今日中国的十六个省。王士性和徐霞客都创作了大量的游记。王氏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游记专集《五岳游草》和另一部作于晚年、与专集相关但独立的作品《广志绎》。

现存徐霞客游记全部以日记形式写成，数量巨大。人们对其总篇幅有多种估计，根据一位现代学者的研究，徐霞客游记大概有404000字。另一个来源称“超过了600000字”。无论哪种情况，现存徐霞客游记的现代排印本都足有厚厚的两大册。毫无疑问，徐霞客广泛的旅行和留下的大量游记，解释了为何有这么多人，包括与徐同时代的人，都对他致以敬意。在此只举一个例子，晚明重要文学家钱谦益在为徐霞客撰写传记时，极尽溢美之词，盛赞这位好友的作品“当为古今游记之最”。

徐霞客的地理调查写作可以被归入以下两个大范畴之一：仔细检查与地理有关却没被解决的具体问题;编纂与地理有关的实证性数据和证据。几乎所有与古代中国科学调查有关的研究，都会提到徐霞客那个最有名的“发现”。在1638年的一次贵州之旅中，徐霞客通过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江真正的发源地并不是很多早期地理研究(如《书经》的《禹贡》篇)声称的四川岷江或雅砻江;他指出，长江源头应该是青海的金沙江水系。虽然现在看来，徐霞客也没有正确指出长江源的确切位置，但他已正确地指明，长江源应该位于金沙江水系上游的某处。现在，我们公认的江源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海拔5170米，北纬32°36′14′′，东经94°30′44′′)，而这份科学的地理信息直到2005年才被最终确认。徐霞客为确定长江和其他中国西南河流的发源地做出了杰出贡献，自清代以来这些贡献不仅获得了承认，还被广泛书写。但是，他在系统调查桂林喀斯特岩溶地貌上的贡献却鲜有人注意。

1637年，徐霞客访问了以喀斯特地貌而出名的桂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记载了对该地区一百多个地下喀斯特岩洞的调查。因此，徐霞客成为“在中国南方，对喀斯特地貌和喀斯特洞窟实施真正意义上科学考察”的第一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这样评价徐霞客：“他具有超强的分析地貌细节的能力，能系统使用专有名词，进而扩大了常规的命名系统，比如‘梯’‘坪’等。他细心地用‘里’标识事物，从不使用任何常见的模糊短语。”实际上，徐霞客在中国西南展开的广泛旅行始于1636年，旅行的目的就是研究喀斯特景观地形和地下结构特征。

像许多前辈一样，徐霞客深入挖掘早期游记，并从这些作品中学会各种叙述技巧，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创作目的。他对山水景观高度文学化的描述(“其旁盘结蟠盖，五色灿烂。西北层台高迭。”)很容易被误认为郦道元《水经注》的选段。徐霞客以行动动词和动作动词展开对桂林洞窟的叙述，因此，也帮助读者参与到行动当中。这种技巧可以一直追溯到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

从游记写作的角度来说，徐霞客的作品没有使用全新的技巧。但徐霞客将早期元素融汇成为一种新形式，即“地理调查”类游记，并最终用它来产生新的知识。如果徐霞客活在今天，他也许会为李约瑟对自己游记的评价感到骄傲：“它们读起来更像是20世纪田野调查者的作品。”对一个地方进行详细的标识和描述———不是事后写作，而是从每日记录中援引———证实了他在描绘和分析地貌细节时的技巧。徐霞客喜欢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普通人”，仅需手杖和便鞋就可以开启下一段征程。但他绝不是普通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细心的观察者，还是一个热心的旅行家，曾成功地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以一种盛大的方式完成了上述一系列行为，在很多层面上，他对新知识的贡献超越了他心中的古代旅行英雄———张骞、玄奘和耶律楚才。

选自《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何瞻 (James M. Hargett) / 著；冯乃希 /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3月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