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有的以蔬菜集散中心闻名，有的将小吃开遍全国，有的县是快递业巨头，有的县盛产网络主播，有的县每年生产7亿双运动鞋，而佛坪县以人少著称。

佛坪县是陕西人口最少的县，常住人口3.02万人，不到郑州大学人数的一半，一栋互联网总部大楼就能装下全县人。安徽临泉县人口超过200万，是佛坪县的67倍。从GDP来看，全国百强县之首昆山是佛坪的352倍。

这里生活着大熊猫和金丝猴，有时候，动物的新闻比人的多。这里熟人多，很多人是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不少情侣走在街上，不可避免地遇到前任。

县城无论大小贫富，都有一套行政建制支持运转。一家几口都是公务员的现象并不少见。

没有红绿灯和网约车，也没有肯德基和外卖

从西安坐高铁向南，穿过层层叠叠的秦岭隧道，抵达一块被大山包围着像鞋底的狭长平地，就是佛坪县城了。

这里没有红绿灯，没有网约车，出租车有9辆。

出租车司机翟小涛子承父业，从父亲手中接过方向盘，“佛坪很多人都有我的电话”。县城十几分钟就跑完了，他主要往农村跑，谁家小孩拉肚子、发烧、孕妇不方便了，都给他打电话，山里的沟沟堑堑几乎快跑遍了。虽然车辆不多，但交通局和运管所的配置齐全。

桥头的十字路口几乎是县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一到傍晚，就进入广场舞时间。退了休的男人“上班式”地在路边打牌下棋，与上下班的人保持着一致的节奏。

一年两次，县城可以用“人头攒动”来形容，一是临近年关，购买年货的人填满了县委县政府前的街道。当地农民的菜摊摆在路边，讨价还价的嘈杂声、刀剁在肉案上的砰砰声，声色交融。在县城几乎走几分钟就能遇到熟人亲切招呼。

另一次是夏天的“秦岭大熊猫文化旅游节”，拍照的游客挤在街上，网红也来直播“带你游佛坪”。

余下的大部分时间，人都是不多的。一个名叫“烤鸭店”的烤鸭店挂着自转的烤鸭，瞧不见店主人。一处名叫“鲜花阁”的花店在上午11点仍然关着门。

佛坪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唯一一家类似的店铺叫“乐麦客”，招牌下写着“中西式复合餐厅”。县城没有咖啡馆，奶茶店也很难觅得踪影。县城的文旅大厦里有一家电影院，一共两个影厅。

曾经有个90后试图在家乡搞外卖生意，但很快倒闭了。同样倒闭的，还有一家健身房，占地一层楼，墙上的运动标语已经褪色。

虽然商贸称不上发达，县里还是完备地配置了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食品药品稽查大队、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中心、中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节能监察中心、以工代赈办公室、价格认定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办公室、手工业管理办公室以及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一家有7个包间的餐厅的老板说，在佛坪“干中餐的不如卖面的，卖面的不如卖馍的”。生意越小，生意越好。卖炕炕馍（当地特色小吃）的一天能卖出两三百个，老板的脸被做成表情包，在县城人的微信群里流传，几乎人人认识。

经济发展靠什么

在县城常能看见拎着尼龙公文包的年轻人疾步行走。一公里的街上有交通局、妇幼保健站、消防大队、公安局、交警大队、文化中心、电信局、教育体育局、环保局、地税局、林业局、农业局和水利局。

在另一条更短的街，会依次路过扶贫办、民政局、财政局、检察院、工商局、住建局、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折返时经过气象局、法院、电力局和劳动服务局。一位老县城人到了60岁才知道深山里的家乡还有一个海事局。

佛坪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介绍，截至2020年年底，全县有各类编制2194名，其中行政编制640名，事业编制1554名。根据《佛坪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2991人。一份2005年的佛坪县财政支出统计表显示，当年行政管理费支出1802万元，排在支出的首位，占全年总支出的37%。那一年的经济建设支出是405万元。

在佛坪，工商业发展相对缓慢。

山茱萸是佛坪的特产，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细小黄花吸引着外地游客，等到秋天，结成红红的果实，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成分。山茱萸虽是难得的资源，但这些年来从技术、融资，到产业链的延伸上都发展困难。当地人在冬天看到个儿大肉厚的山茱萸烂在树上，内心惋惜，“卖的钱连摘它的工钱都覆盖不了”。

除了做药材，当地想把山茱萸做成食品，却很难在技术上突破，产品要么酸涩，要么失去营养价值。

1999年和2000年，工商银行佛坪县支行和建设银行佛坪县支行相继撤销。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建议优化县级行政区划，她说，越是人口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县人口流失越严重。西部某省52%的县人口流失。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她因此建议，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小县进行合并试点，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关于合并的说法，一直刺激着关注佛坪命运的人的神经。当被问到合并的传言时，一些公务员摇着头不想讨论。

1958年，佛坪县制撤销，境内辖地岭北划归周至县，岭南分别划入洋县和石泉县。“鉴于大县大社不利于管理，1961年又恢复佛坪县建制。”

一些不愿合并的人认为，佛坪处在两县之间，距离两边都较远，合并后将不利于管理。而且此地有大熊猫，又是引汉济渭工程的涵养地，功能特殊。县的设置除考虑人口和版图因素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管理、军事等多个维度。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杜金锋认为，撤县要考虑县城原先辐射范围的人口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撤县后相应的设施等级会降低，如农村人口看病会更不方便。

他曾跟澳大利亚的学者交流，那里地广人稀的地区，没有配置医院，但会派直升机定点为居民检查。这提供了一种思路，“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在区域间流动，而不是静止的。”

杜金锋说，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产业，“公务员经济县”中，公务员对当地的经济只能是保障，而不是促进。撤县后，当地的消费将继续萎缩。

“未来撤不撤县，核心是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合并后，还能否保证剩下人的生活便利。”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悦中山表示。

佛坪有两处公园建在山上，山里人把登山当做一件苦事，而不是娱乐，因此有人一年也没去过一次公园。“这里的需求不是公园，本身就在自然景观里，也许健身设施才更有吸引力。”杜金锋提到，无论从机构设置还是公共服务设施来说，县城参照了大城市的标准，实际上应该因地制宜，满足当地人的需求。

离开的

人少是先天不足加人口流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前，佛坪县城仅有南北走向一条300米的街道，城内居民不足1000人，现在县城内的常住人口有8000人左右。

1990年，全县人口35710人；2010年，变成32999人；2019年，全县常住人口30181人，30年间，总人口减少5529人。

记者遇见陈丽颖时，她是县城图书馆里唯一的读者。图书馆相对迷你，一楼只有两面墙的书架，种植技术书籍与世界名著并列。陈丽颖出生于1993年，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一本厚书。

“我不属于这里，总有一天会走的。”她在江苏的一所学校学习艺术，后来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她得到一个在西安的大专当教师的机会。

“当时我父母不让我去西安，一定让我留在这里工作，那个机会就错过了。”陈丽颖花了半年时间消化这件事，现在提起来仍心有不甘，“讲的科目也是我喜欢的，艺术史。”她回家后，在少年宫做美术教师，教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画画。

她想给县城带来不一样的东西，给学生看设计感很强的建筑，比如线条流畅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孩子们却显得躁动，不能接受这些“怪建筑”。

有一个学期，陈丽颖尝试大城市的教学方法，给孩子们一个主题，让他们自由发挥作画。结果发现，很多学生什么都画不出。后来，她恢复了传统的教学，自己画一个，底下的学生跟着她画。

“你怪小孩没有想象力吗，想象的前提是基于生活，很多东西他们没有接触过，怎么去创造？”

县城在重山阻隔中，多年保持着弱小的格局。她已决定在今年夏天离开。那本厚厚的书是关于高等教育的，她还是想找回当初那个机会，去高校工作。

一位从佛坪到北京打工的90后始终记得离家的场景。那是2008年，外出还没有高铁，父母送他到汽车站，走了30分钟。他们提着他的包，给他买了新衣服，担忧着儿子的第一次远行。儿子望着父母的背影，像很多远离家乡的人一样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改变这个家庭。

黄文庆1978年坐林场拉运木料的解放牌汽车来到佛坪，3年后进入佛坪中学任教，直到上完高三最后一课退休，大半生几乎都在佛坪，是这里唯一的特级教师。

“高中难办，大量学生到平川上学。”县城里条件还行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到汉中或是西安的寄宿学校读书，一到周五，有“大部队”的家长奔赴城市给孩子送吃的、洗衣服。同一时间，汉中一所私立学校会派两辆大巴车把学生送到佛坪汽车站。

县里只有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一共1089个学生。唯一稍显拥挤并在建设第二所的学校是幼儿园。

从佛坪中学考出去的师范生基本都没回来。一个高三学生在店里打工，她正准备读一所高职，她说这些年学校一年没有几个人考上一本，考上名牌大学的几乎没有。她的同学八成来自农村，在绿水青山里长大的她觉得西安“是很美的地方”。她有些害羞，没出过远门，只在短视频里搜索听过的地名，一个一个划着看。

佛坪中学的教师最费心力的是招生。每年中考的前30名，能留下10个在本地读书已算不错，即便学费住宿费全免，外加奖学金，还是难以让学生留下，教师的孩子也会出去读书。

“人少的地方往往偏僻，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现代文明也不容易进来。”黄文庆说。

佛坪只有一家被代管的医院，两辆救护车长期安静地停在门口。

许多县城人生孩子都选择到山外的都市，虽然佛坪配置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大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和老龄健康服务中心。

不大的新华书店，里面多一半是儿童的书，店员说“现在大人看书太少了，基本不看”。书店前是固定牌摊，招牌下有一半店面售卖鸡爪。记者去时，博物馆里，展示民俗的假人比游客多。

黄文庆记得，许多年前，县文化馆订了一本杂志叫《兵器》。很多人议论，“订这本杂志有啥用，你制造兵器吗？”“人们的观念是实用的，殊不知这是人的求知欲。”黄文庆说。

他主编了当地的期刊《佛坪文艺》，出版了17期，“演员少，舞台上转来转去就是那些人亮相。”即便这群最活跃的文化人，也从未在佛坪搞过一次文化沙龙。

不久前，这里刚成立了一个体制内的单位：文联。

黄文庆说，小县城人长期以来有意识的惯性，对大城市无比向往。

杜金锋曾做过异地扶贫搬迁的调研，当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流动是一种必然。他调研的一户人家，必须要挑水喝，单趟就30分钟，一个40岁的壮劳力没有外出打工的唯一理由是给父母挑水。

无论是从农村到县城，还是从县城到大城市，悦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的县城总体人口规模在缩小，人口外流是趋势。他在汉中调研，当地去年有340万人，今年只有320万，政府也在担忧人口的流失。西安户籍放开后，渭南市一年流失近14万人。杜金锋在陕南的调查显示，农村在过去几年减少了30%人口，商洛市减少了38% 。

但悦中山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只要放开限制，未来自然会有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人们用脚投票。”

留下的

县城桥头最明显的位置挂着一张巨幅广告，“××教育”——一家培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的机构。扫广告上的二维码，“××帮你盯公告，第一时间获取职位表，不必熬夜，不会错过！”还会送上事业单位考试冲刺密卷。

很多留下的年轻人没有过多选择，希望跳入有编制的池子中。

有人考到超龄仍没考上，有人为考编制已经花了十几万元，并仍在继续。有的考生提个箱子，随时出发，哪里有考试奔哪里，远至苏州。有的跟大学里的老师打好招呼，逃掉课程，一门心思备考。

县城工作的优先级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相亲时，女孩只要有编，家底不错，再打扮一下，就是“白富美”了。

硕士毕业的陈丽颖在当地算是高材生，别人问她在哪个单位工作，她答自己没有编制、不在系统里，“对方的微表情很让人难受”。

县城的建筑中，有两栋商品房高楼建于10年前，剩下大多是家属楼和自建房，以林业局的高楼为最，林业局在这片山林里是抢手部门，热门的还有“管人的和管钱的”部门。

2019年，佛坪招了20多个行政编和50多个事业编，“有编制才能把人才留住。”编办工作人员说。为了腾位子，有的干部51岁退二线。

一位在基层的选调生说，工作是扶贫、各种填表、处理纠纷，一个几百人的村子，一年能用掉几十箱A4纸。

在政府部门工作，有些人中午溜达着回家吃饭睡个午觉。一位养猪户说这里是山区，养猪的人少，管理畜牧业的部门可能清闲。

也有公务员感受到的是繁忙，最近一年，某公务员没在零点前睡过觉，一次到了下午3点，她感到心慌，才意识到还没吃午饭。

退休教师黄文庆愿意女儿女婿在体制内工作，“平平稳稳，生存有保障”。他年轻时教学出了名，市里的私立学校来挖人，工资翻一番，提供一套房，他拒绝了，“我还是觉得体制内更保险。”

“受传统意识影响，吃官家饭，也是种荣耀。”黄文庆说，“在佛坪，创业的很少。”

姜东属于“异类”，他是佛坪电商第一人，1987年出生，长期在外打工，2014年回乡创业。

“结婚后，总要落叶归根”。他看到家乡山里的棕榈能做成床垫，便和妻子创立了公司，早期不懂电商，印了广告单到江苏、山东一带跑市场，收效甚微。一次在火车上遇到妻子的一位东北老乡，才开始有了第一张、第10张、第100张床垫的销路。因为处在山里，每天的运费都要贵50元。“我们在外面见识过别人的事业心，人总是不甘于平凡。”

创业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里，父母一看到货码在那，赚不到钱，矛盾就来了。严重的时候，他跟父亲几个月不说话。直到家人听到手机“叮咚”一响，订单来了，气氛才缓和。

另一重阻挠是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外地买家找不到厂子，在村里问路，有村民就说他家床垫如何不好。“嫉妒你说明自己本身胆小，他敢去银行贷款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创业吗？”

观念的束缚之外，创业也面临着缺人的问题。姜东想聘请一些优秀的电商人才，发现“少得很，要么就是半吊子”。

村民大多没有在工厂工作的经验，不了解规章制度。很多人在工地做习惯了，累了就在地上一坐。住在周边的人，家里有事总要请假，来回几个小时，如何计算工资。

一位50岁的工人分配到的任务是晾晒棕，姜东发现他的心思不在活儿上，而是偷瞄着老板，如果老板不在，他宁可在太阳下暴晒，也不三下两下把活儿弄完去阴凉下歇着。

“他们听我谈产品听不懂。我说这个东西敢不敢搞一下，他们说，‘什么东西，骗人的吧？’”

他所在的村子叫银厂沟，端一碗饭，没吃完就能走遍村子。村里只有375人，去年死亡3人，出生2人。姜东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喜欢走亲访友。他感到这些年，村庄少有孩子嬉笑打闹的声音，也少有猪叫和狗叫，有的人家大门一锁，几天看不到人。以前大家聊天的大碾盘，现在建成了停车场。他有时怀念小时候一群孩子拿着镰刀去打猪草，旁边跟着小花狗的日子。

姜东在银厂沟常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好像你跟不打游戏的人解释这个道具如何好，别人听不懂”。在南方，他遇到问题，找个茶社，叫几个朋友出来聊，总是能找到问题的核心，“就像文艺复兴时候，那么多思想一起碰撞”。在这里，人们习惯反问他“有啥用”。

城市综合征

一位当地人曾外出打工，坐42个小时火车，落地广州。一出站，就混入人群中。她在东莞的车间里加工工艺品，“天使的翅膀”和会发光的摆件，一年后回家， 孩子叫她阿姨，不叫妈妈。 “孩子不认我了，还打什么工”。

2017年佛坪开通了高铁，成为县里的大事。这是当地领导努力争取的结果，被浓墨重彩地写进县志里。自1825年设立佛坪厅，县城建制几经变迁，尽管人少，佛坪在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县的地位。

为了能有人气，佛坪想了许多法子，比如紧紧攥住大熊猫这张名片。山上的广告牌、高铁站的拱门、桥头的装饰、姜东的棕榈床垫上，全是熊猫的身影。

佛坪的人类活动较少，秦岭又为熊猫提供了十多种竹类，使得这里成为国宝的栖息地。当地曾推算，佛坪境内每100平方公里有大熊猫7.8只，密度为全国最高。

在《佛坪县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人们能看到佛坪的发展。

初步核算，2019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14767万元，比上年增长8.1%。农林牧渔业完成总产值33463万元，比上年增长4.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6618万元，同比增长13.2%。全年接待游客197.6万人次。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公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6.03%。

公报还提到，佛坪主动出击招引项目，建立招商引资联席会议制度开辟重大招商项目、重点工程项目“绿色通道”，举办首届“古道明珠、静美佛坪”招商推介活动。

黄文庆说，过去讲究“人定胜天”“人海战术”，人少的地方都有种自卑。现在科技发展了，许多事情不靠人数决定。“佛坪人口虽少，但人均绿地、蓝天、氧气的比例很高”。

他热爱这个工作了半辈子的地方。2002年，佛坪遭遇洪水，237人死亡或失踪。救援队带着物资和药品乘直升机来灾区探望，螺旋桨卷起地上的灰尘，黄文庆看到，许多佛坪人哭了。

这里地广人稀，人们往往比都市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小学同学很可能还是初中同学，也是高中同学。不管是学校医院还是机关单位，面熟的人多。下班后朋友打来电话，相约一起烧烤，人们骑着电瓶车就去了。烧烤店老板也是认识多年的，大家对每道菜都熟悉。

熟人太多有时带来一些麻烦，人们吃饭喜欢去包间，在大堂，熟人多，少不了要多敬几杯酒。还有人吃早点时背对着大门，不然一个馍还没吃完，就抬头跟人打了十几次招呼。

黄文庆喜欢这里的人情味儿。过去走在街上，谁家女子、谁家老汉都清清楚楚，哪一户来了客，几乎整个县城都知道。

即便不知道对方名字，也很可能了解他家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兄弟姐妹几个。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一方有隐疾，另一方不知道，马上有人从好几代前说起。

相亲在这里很普遍，一位当地年轻人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西安商场打工的女士，两人匆匆见了一面。他最终娶到她的方式是讨好她在当地的家人，秋收的季节去地里摘玉米、过节了带着礼品探望、修房子跑去帮忙，这期间他没再见过女方，直到她回家，相处了几个月，他便提着四色礼（烟酒等）上门提议把婚事定下。

中等家庭结婚时起码有四五十桌酒席，有的有八九十桌。这里的人很大一部分支出是人情份子，有人估算，一个公务员一年的份子钱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收入。

在这样的人情社会里，言论、道德、口碑就能约束一个人，悦中山说，一般不用动用法律。这里的犯罪率很低，一是犯了事在山里跑不出去，二是人和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讲究人情的地方也容易忽视制度，若在圈子里，很容易得到资源，如果不在就被排斥，“影响了整体的公平。”悦中山说。

留在这里的人则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节奏，上了年纪的人安静地坐在老街两侧，与面前的一排盆栽一同晒太阳。过去几百年，佛坪人一直在这块勉强平整的土地上平静生存。入夜，圆月照着青山轮廓，像古诗画面。

一位老县城人说自己患有城市综合征，一到大城市，呼吸也急促了，听力也不行了，心慌得很。一进山，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他退休后，爱好养花、去河里捡奇石、集邮，还种了一小块地。

“也许未来佛坪会成为秦岭里的后花园。”悦中山说。

（文中陈丽颖为化名）

文并摄/杨杰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