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光明日报整版聚焦:“限塑令”为何禁不住这些“用塑”习惯
光明日报 2021-04-10 09:15

我国高度重视塑料垃圾产生的环境污染。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明确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限塑”,通过提高使用成本的方式减少塑料制品使用量。此后,2011年和2020年,相关主管部门又多次发布关于限制、禁止使用特定塑料制品的指导意见。例如,2020年初发布的新“限塑令”——《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从行政和技术两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到2025年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为进一步落实新“限塑令”,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又联合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详细界定禁、限塑管理的细化标准。

经过多年持续推进和广泛宣传,如今,社会各界已经在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更好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生活场景中,一些既往的“用塑”习惯还在存续,导致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身影依旧存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消费者、从业者和行业专家,了解都有哪些“用塑”习惯影响“限塑令”的落地效果。

习惯1:用纸吸管影响“喝奶茶的快感”

“限塑令”实施以来,餐饮行业响应国家号召,将长期使用的不可降解塑料吸管替换为纸吸管。记者探访北京、成都、太原等地的部分咖啡馆时发现,目前在喜茶、星巴克、瑞幸等门店出售的饮品均已提供纸质吸管作为塑料吸管的替代品;麦当劳、肯德基的部分门店则在新规实施前就更换了塑料吸管、餐具和打包袋。

不过,因口感问题,使用纸吸管引发了部分消费者吐槽自己的“糟糕”体验:“难用!还有一种奇怪的木头味道,影响饮品口感!”“从环保的角度我非常支持,但泡一小时就发胀变软了,感觉像在吃卫生纸。”“没有厂名厂址、材质什么的,感觉不是很放心。”“难道纸制品的原料和生产废料就更环保吗?”……

有消费者表示,相比用纸吸管,自己更愿意打开杯盖直接饮用;有消费者直言“纸吸管影响了喝奶茶的快感”,“被纸吸管剥夺的快乐”因此成为微博上不少奶茶爱好者讨论的热门话题;更有消费者表示,如果门店同时提供纸吸管和塑料吸管,自己更愿意选择塑料吸管。

据悉,普通塑料吸管原材料价格约为每吨8000元,而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PLA)塑料吸管原材料每吨近4万元,纸质吸管原材料每吨约2.2万元——折算下来,纸吸管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塑料吸管的2倍到3倍,聚乳酸塑料吸管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塑料吸管的5倍。成都市一家吸管生产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纸吸管与聚乳酸塑料吸管的售价相差较大,目前厂子接到的纸吸管订单数量明显更多一些。

业内专家指出,虽然相对塑料吸管而言,纸吸管更容易降解,也符合“限塑令”要求,但纸吸管未必就一定比塑料吸管更加安全环保。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纸吸管和塑料吸管是否安全,还得看其生产过程是否规范,“一些使用劣质塑料的塑料吸管、工艺未达标的纸吸管都是有害的”。不过,朱丹蓬表示,作为一次性餐具,纸吸管环境相容性较好。“在各地出台‘限塑令’的背景下,纸吸管只是一种暂时的替代品,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习惯2:塑料地膜用起来“熟门熟路”

记者走访发现,在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农村地区,一些农户在种植时还是会选择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地膜,使得残留农膜成为田间地头的“白色污染”,严重妨害农业生产生活。有受访农民告诉记者,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地膜用起来“熟门熟路”,市场上容易买到,而且成本低。还有人表示,这些一次性不可降解地膜在当地实施“限塑令”前就已购买,“不用的话浪费了”。

中科院理化所高级工程师、海南省降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卢波指出,在农业生产中一度被广泛使用的地膜极易碎化,对生态环境破坏性很强,应该尽快禁止使用。“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使用的地膜标准不同,这就需要替代品具有多样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地膜替代品,这也是‘限塑’中比较难的部分。”

“塑料替代品种类形式多样,关键是要满足可循环、易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要求。”卢波指出,当前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已作为一种新兴材料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随着新型材料的不断涌现,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潜在的替代品”。

除了要找到可循环、易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新材料作为塑料替代品外,山西省推进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加强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的探索也值得借鉴。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标准地膜,配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推进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姚继广介绍,山西将通过建立农膜回收利用体系,培育废旧农膜加工企业,实现“企业+回收网点+农户”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提升农膜回收率。与此同时,还将在全省布设320个农田地膜残留监测点,通过长期定点监测,逐步摸清全省地膜残留污染底数及变化趋势,为持续开展地膜污染防治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

习惯3:不可降解塑料袋价廉易得且方便

“环保塑料袋太轻薄,稍微用力就会戳破。”一位外卖派送员告诉记者,送餐时会担心外包装被戳破、汤汁外溢而多套几个袋子,因此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外卖食品总是会被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

2021年3月,《海南省2021年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方案》出台。根据该方案,海南将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学校、医院、商超、酒店、旅游景区加强禁塑政策落实,并着重在批发市场、集贸市场、餐饮集中点等重点领域,港口码头等外来输入重点区域,以及本地企业非法生产、非法储存和批发等重点环节,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这并非海南省首次向“白色污染”宣战。早在2008年,海南就实施了《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海南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的执法调研结果显示,“限塑”伊始,塑料污染防治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较之“限塑”规定实施前,2017年海南全省每天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数量不减反增,从100万个增长到320万个。消费者为方便购物,大量购买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尤其是在农贸市场,顾客还在挑菜时,红色、白色的塑料袋就已经被摊主放到顾客面前,免费取用。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太原等大中城市,不少年轻消费者在商超购物时,还是不习惯随身携带可重复使用的布袋、纸袋,而是选择当场购买塑料袋。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型农贸市场、小超市,因价廉易得且方便,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依然随处可见。在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农村,“白色垃圾”仍未妥善得到回收处理。其中,既有消费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和“好面子”“图方便”等主观心理原因,也有新型可降解塑料制品成本高、研发进展缓慢、应用推广难等客观原因。

习惯4:懒得想可选择哪些塑料替代品

根据长三角消保委联盟的调研报告,可降解塑料有生物分解、光降解、热氧降解、可堆肥降解等不同的分解形式。尽管降解程度高的产品理论上应该被优先使用,但受成本和价格因素影响,可降解产品市场也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此外,网络平台销售的各种替代品很多,价格差异大,由于缺乏可比较的信息,小商家和消费者难以判断和选择。记者走访发现,其中也不排除“懒得想”的因素。

据了解,目前不可降解塑料的替代品主要有四类:一是可重复使用的物品,比如环保布袋、不锈钢餐具、陶瓷杯等;二是纸制品;三是生物质制品,主要由蔗渣、竹纤维、淀粉等生物质制成;四是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我国可降解材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产能方面,国内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聚乳酸(PLA)塑料等可降解材料在建和规划产能已近千万吨。”全国人大代表、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月明指出,虽然可降解材料已经开始在一些领域推广使用,比如一次性购物袋、一次性吸管、一次性餐具等,但当前可降解材料的发展仍然存在产品结构不合理、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过剩的风险,需要国家加强产业引导,完善标准体系,进一步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在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看来,除了加大对可降解材料的研发、产业化和推广力度外,还应进一步加大对“禁限塑”新规的宣传力度,让消费者掌握“禁限塑”必备的知识。“根据‘禁限塑’新规每个阶段的要求,要让消费者明白这会带来日常生活的哪些新变化,自己应该如何配合,同时引导和鼓励消费者养成‘选择合适的替代品’‘不使用塑料一次性餐具’等消费习惯。”

【环保笔谈】 

关于“限塑”,还有哪些认识误区和热点领域

塑料作为一种基础材料,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规范、不环保地生产、利用塑料和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使得塑料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而“限塑”也就相应地成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选择。

“限塑”有两种常见的认识误区:

一种是不加区分地给塑料贴上“灰色”标签,认为塑料就是“污染环境的坏东西”。其实,无论替代钢材、木材,还是作为包装材料替代纸质、玻璃及金属,塑料都是相对更节能、更环境友好的东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损、难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装。因而,选择塑料替代品,要综合权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不能为替代而替代、逆环境影响而替代。

另一种误区是不加区分地给可降解塑料贴上“绿色”标签,认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资源制取,环境影响相对低,用后无污染。

首先,在塑料领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热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类,它们可能由生物质原料制得,也可能与传统塑料一样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61.7万吨产能中,生物基塑料产能仅占56%;目前在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440.5万吨)中,生物基新增产能只占36.3%,均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种聚酯,全名为: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产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不一定较传统塑料低。例如,同样重量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迹是传统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为例,现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来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损。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环境影响依赖末端处理的方式、条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属于其他垃圾,将它送去焚烧厂,既违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没能通过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相反,环境影响增加了。若将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环境中,其降解能力则大打折扣。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量仅为19.8万吨。我们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优先利用区域和领域清单。

在我国,“限塑”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领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长期难点领域。我国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约550万吨,减量潜力巨大。目前,塑料袋减量有两大关键场所——城市小规模的零售场所和农村地区。年初我们对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个,73.2%的家庭去年单独购买过塑料袋。收费,可以显著减少塑料袋使用,不过却存在效应“退坡”问题。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仅有32.5%的消费者去超市购物会自带购物袋。收费存在两个问题——塑料袋收费的归属是谁,收费如何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有机衔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线上业务多倾向于免费提供塑料袋,以吸引与黏住客户。显然,要化解上述问题,需要在管理机制上进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国“限塑”的新兴热点领域。2019年,我国外卖订单成交163亿单,约消耗塑料171万吨。从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饮业天然是共享经济,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区、景区,不妨尝试“共享餐具”的外卖服务模式,将一次性餐具的费用转化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费——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仪式感,又能节约资源,增加外卖小哥的收入,将绿色生产与消费由理念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快递包装是我国“限塑”的另一个新兴热点领域。根据相关调查,我国快递业年使用塑料85万吨,其中,薄膜袋、内部缓冲物(气泡柱、气泡袋)、胶带是消耗量最大、数量增长最迅速的塑料类快递包装品。对于这些包装,可以减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领域,塑料包装的另两大应用领域是食品与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别为550万吨和115万吨。在此,食品包装未包含饮品包装(饮料瓶),因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资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装用后即为其他垃圾,建议双管齐下,减少塑料用量和废弃量,并激励使用可食用的内包装。日化品和饮品包装是开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优先领域,可与押金制配套使用,减量效用更佳。

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每年约产生420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农膜246万吨(废地膜104万吨)、化肥包装28万吨、农药塑料包装13万吨。创新性建立适合农村的垃圾分类治理系统是当务之急,这需要立足农村土地在主体功能区的责任担当和未来的城市化之路来综合考量。对于清运能力有限但周边有垃圾焚烧设施的乡村,将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单独堆放并转运至焚烧厂处置;对距离垃圾焚烧设施非常远的乡村,塑料垃圾分类堆放、单独填埋,以后有条件时优先清理、焚烧处置这部分垃圾。

今天我们遗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将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体微塑料污染的来源。因而,“限塑”在源头上要切实减量,包括产品与服务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在末端链条应建立清晰的“零塑废”目标,包括新产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环境零排放,将遗留在自然环境之中的陈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废”需垃圾分类机制创新,同时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机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将洗净即可资源化回收的包装(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为其他垃圾分类,“替代”指以资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从而促进塑料经济闭环发展。

总之,以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废塑排放减量、焚烧减量“四重奏”,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其预期效益将是喜人的——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减少消费传统塑料1180万吨,避免焚烧塑料620万吨,由此原料节油2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亿吨。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樊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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