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大地的“皮肤”；中国，世界“草原大国”。

在鲜为人知的草业科学领域，有两位扎根西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97岁的任继周仍在潜心钻研、著书立说；身患严重眼疾的南志标仍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

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位院士引领中国草业科学研究团队接续奋斗，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把论文写在高天厚土之间，不仅建立了一门学科，更维系了“草-畜-人”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为草原生产、生态、生计注入活力。

疾风知劲草

记者近日在北京城西一套普通居民楼里见到任继周，他正与人探讨“农业伦理学”。97岁的任老，西服笔挺、思维敏捷、观点犀利。

“1943年我上大学，那时烽火连天、饥荒遍地，19岁时体重只有40多公斤。怀着‘营养救国’的志向，我选择到‘国立中央大学’学畜牧。”任老回忆说，“我认为，中国要富强，就得提高国人营养水平，有肉吃、有奶喝！”

任继周（右）在家中接受采访（2021年3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草原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任继周主动请缨前往甘肃省兰州市的“国立兽医学院”(现甘肃农业大学)任教，自此扎根西北半个多世纪。

1950年，他在海拔3000多米的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开展草原调查。6月飞雪的青藏高寒高原，艰苦难以想象。

缺少设备，他改造药店小杆秤当天平、自制铸铁水管作采集杖、夜里把水剂瓶揣进怀中防冻裂……

睡帐篷、钻草窝，与虱子、臭虫和各种不知名的毒虫同眠。他这样形容被叮咬的感觉：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从666到敌百虫，任继周用杀虫剂溶液浸泡衣裤制作“毒甲”，晒干就穿上进草原，一待就是几十天。

“虫子不敢近身，但残毒可能致命。而我却能活这么大岁数，很奇怪，好像真的百毒不侵！”任继周笑着说。

迢迢征程，任继周说自己“除了牦牛，别的能骑的动物都骑过”。

“骑毛驴最受罪。它脾气倔，紧挨着山崖走，人的裤腿和行李都磨破了；走累了，不管是泥是水，随地倒卧，把人和行李都掀翻在地，怎么拉都不肯起来。”

草原上的“正餐”，常是一碗面片汤就一碟咸韭菜。腌菜用苦水井里的盐碱水，麻木舌尖的苦味远大于咸味。

任老故事中，他自己就是一个青藏高原上的“土人儿”。

“任先生上穿中式对襟外衣，下穿裤线笔直的毛料西裤，一双防水防刺、很有西北草原特色的翻毛皮靴。”1972年，刚被推荐至甘肃农业大学就读的南志标第一次见到任继周。“在那种环境下，任先生很尊重自己，也很尊重别人。”

1969年，南志标从北京自愿报名到甘肃省张掖市的山丹军马场“上山下乡”。3月的马场，寒气逼人，枯黄一片。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18岁少年，大口呼吸着草原上自由清新的空气。待天气转暖，绿草如茵，想躺在哪儿就躺在哪儿。

到了夏天，南志标和同事们就在祁连山下安营扎寨，开着拖拉机翻耕退化的草原，再播上一盆盆采集来的野生草籽。

“第二年，新草像麦田般一望无际，绿浪滚滚。放马的工人说，草长得好，马一出圈就往那儿跑。我们很有成就感。”南志标回忆道。

韶华竟白头，为草不知愁。马场让南志标爱上草原，大学则点燃了他对草原的学术热情——“原来草里还有大学问”。

1984年，在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工作的南志标赴新西兰留学。“我当时想法很明确，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提高中国的草原生产水平。”

1989年，获博士学位的南志标接到了在新西兰开展博士后研究的邀请，他的爱人王彦荣也获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他们将此事写信告诉任继周。

任继周一句“国家需要你们”，南志标夫妇便卖掉家具、汽车，带着100多公斤的学术资料毅然回国。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南志标说。

风恬草色鲜

改革开放后，任继周出国看到“与海争地”的荷兰，84%的土地都在放牧；南志标则看到新西兰一亩地养一只羊，而当时我国15亩草地才能养一只羊……他们端详“洋草地”，暗下决心——把中国草原生产能力搞上去！

早年，我国部分地区过度放牧导致“二两肉畜牧”(平均每亩草场产二两肉)。“草原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抓老鼠都比这产肉多啊！”任继周说。

任继周总结历史教训，认为发展畜牧首先要遵循草原科学规律。他提出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和发展季节畜牧业等理论，创建了有数字化特征的草原综合顺序分类法，推出了草地临界贮草量、家畜临界减重等学术成果。

“草原是生态系统，草原的问题出在草原之外。”基于这样的认识，任继周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分为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后生物生产层。这一理论目前已被学界广泛接受，草原学由此向草业科学发展。

牛羊是牧民的“庄稼”。南志标的研究侧重实践，涉及病害、育种、草原退化等领域。“草原有什么问题，我就研究什么问题。问题解决了，生产就发展了。”

广泛分布在北方草原的醉马草，因牛羊马吃后中毒步履蹒跚如醉而得名。

为什么醉马草能“醉马”？南志标率团队研究发现，醉马草中含有一种禾草内生真菌，真菌产生的生物碱使家畜中毒。但含真菌的植物，抗虫、抗旱、耐盐碱，生命力极强。

“我们筛选出一种真菌。有这种菌的植物长势好，对家畜无害。我们将菌接到大麦、青稞中，创造了新种质、提高了产量。”南志标说，如今，醉马草内生真菌是国际禾草内生真菌研究的三大体系之一。

青藏高原缺少豆科牧草，牦牛、藏羊冬季常因缺乏草料而大量掉膘、死亡。针对这一问题，南志标历时10年选育优质的春箭筈豌豆。如今，该品种在西南草原广泛种植，不仅为牛羊提供了优质饲料，还改良了土壤。“作物和牧草新品种，最能展示研究成果，也最能推动生产、最能造福牧区群众。”

南志标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办公室内接受采访（2021年3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睿 摄

任继周、南志标的研究，往往搞一次调查，就拿出一套草业振兴的科学方案；出一个成果，就兴起一方牧业。

1995年，半生关注草原的任继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4年后，“接力者”南志标也成功当选。蕴含无限生机的草原，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而这两位我国草业科学领域仅有的院士也不负众望，将一篇篇论文写在高天厚土之间。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在草业科学的推动下，中国的草原上1.5万余种植物，与人间烟火、如云牛羊交相辉映，构成神州大地最迷人的风景。

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草业科学助力遏制草原退化，推动草原生产能力实现翻番。

如今，草地固碳、保水、调节气候乃至文化传承的功能逐渐被人认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让草原上升腾起新的希望。

为春留芳华

一头是辽阔草原，一头是三尺讲台，两代院士砥砺前行，把从草原获得的知识、智慧与爱播撒在后来者心间。

有人跟任继周说，各地草原站都有你的学生，你办了草业科学的“黄埔军校”。任继周说，做学问必须“教学相长”，把成果运用于培养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否则，就成了‘书柜子’‘纸篓子’。”

在两人看来，教师是与科学家同等重要的身份。南志标说：“大学本科教学最能体现‘蜡烛精神’。教师任教期间看不到成果，但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关乎学生成长，最终影响国家发展。”

“任先生特别关心年轻人。只要发现可造之才，就不遗余力培养。他有很高的学识，但从不觉得创建了学科‘功成名就’就不用再努力。”南志标说。

北京林业大学草地资源与生态研究中心教授卢欣石说，任老至今仍在深入研究。关注草原一辈子的他，正思考人、地、自然的关系，探索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精微伦理。

任继周认为，在对外开放、生态文明、粮食问题三大背景下，搞好农区与牧区、种植业与养殖业、中国与外国的“三个耦合”，是未来生态健康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把“草业钥匙”。

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办公室，严重眼疾没能影响南志标的工作。超大字号的文印材料和放大镜默默诉说艰辛与不易，也奏出了一首属于强者的交响曲。

“对任老师最好的学习继承，就是发扬他的学术思想，身体力行推动学科建设。”南志标说。

根据任继周提出的后生物生产层，南志标推动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草业经济管理方向)。如今，他在继续承担科研任务和指导研究生的同时，还花大量精力组织编写教科书和推动学科建设。

“从1958年国内首设草原专业，到现在全国32所学校每年招收约5000名本科生，学科发展很快，但内涵还需加强，任务还很重。中国40%的国土面积是草原，草原需要我们，哪怕筚路蓝缕，也要奋力前行！”南志标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南志标70岁生日时，近百名学生制作的纪念册扉页写道：“岁月在您身上刻下年轮，您的身旁崛起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文/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张玉洁  参与记者 王朋

编辑/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