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公布的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本市要强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科研攻关，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建立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制度。今年3月18日，好消息传来，当日召开的2021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工作会议上，市疾控系统四位专家获聘市级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其中，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王全意被聘任为流行病学市级首席专家；市疾控中心计划免疫所所长吴疆被聘任为免疫预防市级首席专家；市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主任邵兵被聘任为食品安全市级首席专家；市疾控中心卫生毒理所所长李国君被聘任为卫生毒理学市级首席专家。对于本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市级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到底将如何发挥作用？发挥怎样的作用？日前，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对王全意和邵兵进行了专访。

流行病学市级首席专家王全意：

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是危急关头的压舱石

王全意简介：王全意，男，1970年出生，山东医科大学预防医学系流行病学专业医学硕士，现任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长。从禽流感、霍乱、鼠疫，到新冠，他与病毒赛跑了18年。

谈“首席”感受

流行病学首席要“解决专业技术难题”

北青-北京头条：您如何理解市级首席公共卫生专家这个称号？

王全意：市级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应该在某个方向上能为所在的单位和地区的发展出谋划策，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危急关头能够起到专业的引领和制衡作用，好比稳定大局的压舱石。作为首席专家，一定要观点独立，也要有专业建议，关键时刻一定要能解决实际问题。

北青报：结合您过去的工作，您认为这个新的头衔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全意：有别于其他的三位首席专家，流行病学市级首席专家对于疫情防控有着更大的责任，特别是面对一些新发、突发的情况，这意味着每天都有新知识，得不断学习。比如2009年甲流大流行时，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阅读文献，把所有新知识都更新一遍，因为每天都要去应对。包括最近发生的朝阳大山子疫情、顺义区疫情和大兴区疫情，每个情况都不一样，需要不停地学习，不断完善防控措施。因此作为流行病学市级首席专家，平时要做更多的准备，不断提升自己。尤其是在出现疫情的时候，流行病学市级首席专家就要站在疫情防控的最前线，解决防控工作中面临的专业技术难题，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谈监测与分析

北京已实现对5种症状的监测

北青-北京头条：北京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作为流行病学市级首席专家，接下来，您有何重点目标？

王全意：做好流行病学需要两手抓，即预警监测和预警分析。传染病监测是疾控中心最常规的业务，要做好，就得形成从海关到疾控、从临床到实验室的完整的监测体系，而且能够实现良性运转，出现新发、突发情况时有成熟的应对机制。这些年北京已经做了很多，比如2008年开发了传染病症状监测体系，对发热、腹泻、黄疸、皮疹、结膜红肿这5种症状进行监测。除了对人进行监测，现在我们还对猪、野禽甚至猫、狗进行流感病毒监测。从效果来看，2016年北京发现我国首例输入性裂谷热病例、黄热病病例，近些年来发现了我国北方地区的首例寨卡病毒病例、基孔肯雅热病例，都能证明北京的监测体系非常敏感，我们还会继续做好。

除了监测还不够，关键是要做分析。现在几乎所有的监测都侧重数据收集，忽视数据分析。分析的重要性就在于提前预判，可以为下一步的应对做准备。以北京相对完善的流感监测为例，因为监测体系做得成熟，北京就可以估算出一个时间段内流感的发病率、死亡率、住院率等等。当然目前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还是不够的，所以进一步完善分析预警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重点。

北青-北京头条：首都北京有其特殊性，在应对流行病、传染病方面，您认为应该有怎样的视角和站位？

王全意：首先就是要坚持发展的眼光，做好监测预警。比如，北京未来的生态肯定会越来越好，可能会出现新的病媒生物，也许会有新的病原体，必须不断提升应对能力。其次，北京是国际交往中心，存在很多城市不能比拟的输入风险。所以北京的传染病防控一定不能光立足本地，而是要立足全球，要有全球化视角，比如我们要关注非洲的埃博拉进展，要了解太平洋岛国现在在传播什么疫情，印度、尼泊尔在流行什么疾病等等，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对于常见的传染病，因为应对技术相对成熟，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但如果想做得更好，对于那些少发的、新发的、输入性传染病，就要加强研究力量，北京应该建立新发传染病的实验室，完善实验室技术体系。

谈监控职责

疾控就是要把核心业务做深做精做实

北青-北京头条：如今，首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箭在弦上，对此您有何建议？

王全意：第一，疾控体系要职责独立，疾控中心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干不好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要明确。第二是要提高专业能力，把该干的工作要做好，不能摊大饼，只追求扩大业务范围，更要把传染病防控、计划免疫等核心业务做深、做精、做实，树立权威公共卫生机构的地位和形象。第三，公共卫生机构要提高管理水平，不能吃大锅饭，不能搞逆淘汰，要形成良性的人才发现与成长机制，要形成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第四，改革要让公共卫生机构和专业人员能够更好发挥其社会价值。实现社会价值是人选择到公共卫生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专业人员通过能力工作，可以减少病例数、减少死亡人数，单位发挥社会价值，专业人员也有成就感。如果这样的一个机制捋顺了，工作体系能够良性发展，让每个人的作用能够充分发挥的话，我相信公共卫生体系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市级首席专家邵兵：

主动筛查危害因子 守护市民舌尖安全

邵兵简介：邵兵，男，1973年1月出生，200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科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市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为守护公众食品安全兢兢业业近20载。

谈“首席”感受

我的工作就是“发现食品中潜在的新污染物质”

北青-北京头条：您怎么理解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市级首席专家职责？

邵兵：食品安全工作一直是我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虽然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仍存薄弱环节。我的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准确快速找到食品中污染物、评价其可能的健康危害，为相关部门开展风险预警、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帮助企业查找污染来源并提供解决方案。我们也会开展中毒检测技术研究，为处置相关食物中毒事件提供技术支撑。这些年，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收到一些疑难食物中毒案件求助，包括很多省外的案子，送来的样本除了食品，还有人类血液、尿液、呕吐物，甚至是尸检样本。对于这些求助，我们免费给予检测，随来随检，快速确定中毒物质，为患者救治赢得时间，助力疑难案件侦破。

北青-北京头条：在保障首都公共卫生安全方面，您和您的团队长期对各种食物开展风险监测，监测的意义在哪里？

邵兵：食品安全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就是防患于未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和持续地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监测数据及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发现隐患。当前，北京市已经在16个区建立了食源性疾病监测分子溯源网络系统，并且已经覆盖全市近500家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了国家和北京市下达的监测任务，我们还主动开展食品潜在风险因子的主动筛查和研究，比如多年前我们发现某种食物中一种环境污染物含量异常，及时向管理部门预警，溯源发现是包装材料污染，有关部门及时采取行动，不仅避免了一次食品安全风波，也为公众健康加了一道锁。我的工作就是不断发现食品中潜在的新污染物质，开展健康风险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国家制定相关标准提供了依据，甚至成为别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标准的重要参考。

谈职责变化

希望未来建立统一数据库

北青-北京头条：您认为设置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对于首都公共卫生体系以及疾控人才队伍建设有什么意义？

邵兵：设置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是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有关“实施公共卫生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全面推进首都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也是首都公共卫生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由于公共卫生人员薪酬待遇偏低、职业成就感缺乏、发展前景受限等问题，人才流失严重。要建设一支符合首都发展要求的疾病预防控制队伍，实现首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才是关键。通过改革薪酬结构、实施公共卫生首席专家制度，有利于保持公共卫生骨干人才队伍稳定，同时，发挥首席专家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北青-北京头条：您作为新任的市级首席公共卫生专家，有哪些新的工作计划？

邵兵：当前食品生产经营和消费不断多样化、国际化，极易产生新的风险隐患，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食品危害因子的发现能力，实现食品危害物检测能力从定向向非定向的转变。打个比方，以前要看一瓶水是否含有有害物质，只能根据对方的需求，检测水里有没有对方指定的有害物质，今后，我们希望能自己主动筛查出各种有害物质，从而开展评估、预警，这是我们当前要突破的重点。

其中有几个难点要突破，首先，要开发出更好的样品前处理材料，去掉样品本身含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色素、脂肪等等，同时保留要检测的物质。其次，非靶向筛查过程中，数据库很重要。目前仪器公司提供的商业数据库有限、价格昂贵，且各公司的软件具有排他性。我们希望未来能建立起一个通用的数据库和数据处理平台，能够对有害物质进行快速筛查确认。

目前，我们在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基金委的资助下正在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将来完成后，成果还可以推广到环境、临床、法医等多个领域，这样就能从全市的层面统筹，快速处置各类食品安全风险。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编辑/谭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