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报告文学《第76天》新书发布会

时间：2021年1月24日14:30-16:30

嘉宾：熊育群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文学院院长

瞿昭晖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曾光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李敬泽 著名批评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武汉封城至解禁

76天中的世情和人心

主持人：长篇报告文学《第76天》以时间为轴线，全景式展示2020年武汉、湖北以及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历程，刻画武汉封城至解禁76天中的世情和人心。今天我们请到的各位是2020年中国抗疫历史中一些重要的贡献者和参与者，有医护人员、医学专家，还有患者代表、文学界的著名批评家。

熊育群老师为写这部书，走访了从医院的护士长到医生、患者，还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以及捐赠者、志愿者、公安干警、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还有下沉干部、外国友人。非常好奇这本书创作的初衷是怎样的？

熊育群：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有一个庞大的后援。中国作协为我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这样的长篇宏制牵扯到各个方面，感谢国家卫健委，他们为我这个采访成立了一个采访联络组，给各个单位专家发函。

印象比较深的，比如我采访的第一个病人是一家人，这家人对这本书非常重要。因为之前各种联系、采访特别多，他们在这方面比较抵触。我跟湖北作协商量后，决定也不打电话也不告知（可能有点无礼），带着水果篮、买了一箱牛奶直接去登门拜访。也可能不在，也可能拒之门外，但是我得试一试。结果我进去之后，他们非常热情、非常客气，我还没问，他们自己就把话题打开了，而且显得非常高兴。后来谈开之后他们跟我说，在你来之前，到这儿来的人都是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镜、口罩、手套。他们觉得这样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邻居都很害怕。只有我是只戴着口罩来的，他们一下子觉得特别亲近。我们谈了很多，收获很大。

还有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我是5月份去的，已经都关闭了。但是我一定要看现场，否则找不到感觉。我不管什么情况先去了，那里都封闭起来看不到，特别是火神山都不让进。“火神山医院”几个字是刻在一个非常大的石头上的，我让陪我去的湖北作协的小谢扶我一把，爬到石头上往下面看。正看的时候，那边门卫看到我，骑着摩托车就追过来。我说赶紧跑，我们就走了。这种经历也是很难得的。

另外，经历了人生里没有过的那种集体采访——湖北作协召集各行各业的人来座谈，那个时候要召集这么多人的聚集还是有风险的。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报批了会议，我把大家都需要回答的共性问题列了一个单子发给每一位。我们建立一个群，把电话、微信都加上，有什么问题、困惑，现场答疑交流。效果非常好，大家一下进入状况，知道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从他们提供的信息里面挑选合适的人。这本书里武汉的很多人都是从这来的，包括瞿昭晖，她是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可以说是医护人员在一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而且是连续的，120天，她从最初第一个病人到最后一个武汉病人清零都在现场。

我特别要感谢她，她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因为在医学上写到救人，我是一窍不通，她非常耐心地教我，把救治的过程说得非常详细，直到我明白了，也学会了。我甚至于感觉到我就在现场，写起来就能把病人的这些东西写活。

熊育群

在重症监护病房

干一线医护的120天

主持人：护士长瞿昭晖老师是2020年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杰出护理管理者”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是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在红区工作四到六个小时，带领同事为危重症患者撑起生命最后一道防护墙。拿到这本书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瞿昭晖：我是前天晚上拿到这本书的，首先就翻到自己的故事。因为之前跟熊老师经常沟通，我想看一下最后是什么样子。看了特别感动，我觉得熊老师很厉害。

我自己虽然孩子还小，但在抗疫期间，这方面并没有觉得煎熬。因为从2019年12月29日当天晚上收病人开始，就直接投入状态，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东西。当天晚上我们收了8个病人，接下来每一天都在收病人，并且病人都很重。我每天都在病房里，曾光教授跟我们主任在外面谈论病情、看病例，他们在外面有什么医嘱要落实，我在病房里面要做指挥。所以都没有机会认识曾光教授。

那个时候确实很艰难。跟家里没有联系，根本考虑不到家里，每天都被工作装满了。我甚至不记得是哪天封城的。从12月29日开始，每天晚上我都睡在医院的值班室。值班室就是医生办公室对面的一个房间，后来还改成我们吃饭的地方。摆了几台柜子放在那里，晚上上夜班的人也在那里换衣服。我就每天睡在那里，12点之前肯定是不可能上床的，病人特别多，护士也很少，工作很繁忙。

后来国家出政策：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不能连续工作两个星期；普通的，不能超过一个月。但是我们南七楼的护士从开头到最后一天，每个星期就休息一天。我是护士长，肯定没有休息，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的。

主持人：这本书中大量篇幅写到金银潭医院南七楼重症监护室，包括医护工作者在过程中心态的细微变化。我们这边微信一直连线，很多媒体老师和读者朋友私信过来，他们听到瞿昭晖老师刚才在谈的时候，虽然她在微笑，但是细心的人也看到瞿老师眼中的泪光。

瞿昭晖：120天，如果每天一个故事就得120个故事，何况我一共是16张床，故事太多。包括我们医护人员的经历，确实很多事情也很辛酸的，读这本书仿佛又从头过了一遍。

当时确实很艰难，难在哪里？当时我不只要守护这些病人，我还要守护医护人员，因为我是护士长。我就像一个病房的家长一样去保护他们。

所有重症医护人员的信念是一样的——病人病情变化很快，你就在那里守着他。所有重症病人我们都是应该要守住的，要跟死神搏斗，病情一变化，你就要用药、调整方案，这样才能增加活的机率。

刚开始我们人很少。12月29日当天晚上从新华医院转病人过来的时候，我当时跟他们说上三级防护，因为确实不知道是什么病，一晚上要收这么多病人。毕竟我们是传染病医院，还是有这个警惕心。所以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感染算是很少，但也还是有。

正副主任病了、医生病了

120天中的至暗时刻

瞿昭晖：我们每天都在里面做事，病人很多，事情很繁琐。比如我们给病人做一个俯卧位，他身上很多管道、很多仪器，有人要负责管子仪器，把他翻过来至少得六个人。我们每天早上翻过来，晚上翻过去，就这样翻身都要耗许多人力物力。包括如果病人的情况不好，做模肺的病人两个小时就要抽一次血，他们用的镇静药，一天用50毫升的注射器配棒可能就要配200多个，这是我们一天的工作量。

很多都是很专业的问题，例如我说“一个呼吸机的病人比较难管理”，可能大家听着很陌生。事实上像呼吸机的病人，一天吸痰可能都要几十次。包括病人的吃喝拉撒这些，大都是护士在做。病人插管之后，都是通过鼻喂管喂吃的。很多病人的消化都不好，可能有的病人一天要解十几次大便。在整个新冠疫情中，病人接触最多的就是护士。特别是重症，我们要求，病人一米之内一定要能看到护士。我也在里面，我也要看到。

刚开始经历了一段很沉重的时刻，觉得我们付出那么多，都是在超负荷工作，但是都没有好。等到病人发展为危重症，把我们最顶端的模肺（ECMO）上上去，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很无力。其实2016年、2017年我们作为禽流感定点单位，那时候我们也是几十个人一直在里面，也没回家，但当时的成功率让我们觉得上一个模肺就救回一个，觉得我们还是有“核武器”。但是到新冠初期，上一个走一个，那让人觉得很崩溃。你不知道病情会怎样变化，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把他救好；你不知道你身边的人什么时候会感染这种病，你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感染。

大约2020年1月21日的时候，具体日期我不太记得，我们主任生病了。跟你天天在一起的战友倒下了，并且科室主任相当于是一家之主，主任倒下了，就有点乱了方寸。你平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跟他一起商量，但是当他倒下了，就没有人跟我商量了。我在那里还要安抚同事，因为我们都属于密切接触者，每天都在一起吃饭。主任生病，我们所有全科室的人就去做CT。

那天我感触特别深，一去做CT，可能有人不是新冠，但他肺上也有问题，那天大概有七八个人肺上有问题，每一个做完CT的人回来抱着我哭。我坐在那里就像家长一样，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别人都这么信任你，你好像又不能做什么。那两天对于我而言是很沉重的时候，前段时间很辛苦，但是至少还有主任跟你一起分担，但是主任病了，刚好我们副主任也病了，医生也病了。我们只有两个医生，虽然外来支援的有人，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熟悉环境、熟悉病人的过程，就感觉没有了主心骨。对我而言是一个至暗时刻。

95年出生的小男护感染了

科室有三个护士都流产了

瞿昭晖：接下来国家的专家来了，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一起做事，因为他们俩也是做事情的，医生、护士的活儿都是跟我们三个人一起干。那段时间我们出现第一例器官插管的患者拔管，真正的第一例急危重症患者抢救过来，第一例、第二例、第三例，慢慢的这个样子，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觉得就算我得了危重症也还可以被救回来。

后来我们科室发生两例护士感染。因为我们那时候可以回家，没有酒店住，也说不清楚是在医院感染还是在回家路上感染的。但是有一个护士没有进过病房，她年纪比较大，基本在外面专门看着我们穿衣服。另外一个是倒班的小伙子，是95年的。

那天他告诉我说有点拉肚子，早上好像有点发烧，我说赶紧去拍CT、查核酸。结果出来就是阳性。我就让他隔离了，把他送到我们医院的隔离病房，给他准备了生活用品。当天晚上我就没有睡着，心里特别难受。在科室里面主任生病我很难受，但我还不属于去照顾他的那种类型，科室是主任负责，是他照顾我们，但是我下面的护士生病了我特别自责，觉得可能是我的管理或者是什么，没有照顾好他。还好很快他们俩就康复了。

其实每天都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新冠疫情虽然很可怕，当时我们在里面也没有想太多。包括后来很多人说我们是英雄，其实我们都没有想这么多。因为12月29日主任直接跟我打电话说要收几个病人，谁想过会说我要去做英雄或者怎么样，根本没有想，就是我要去完成这个事，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去了，只不过我穿好了防护服做这项工作而已。不管成不成为英雄，至少不能成为逃兵。

1月份的时候，我们科室有三个护士都流产了。这种情况别人肯定会说直接休息，但是我们的护士，三个人都是两个星期都没有休息到，非要来上班。我跟她们说你们休息一下，我说科室有人，现在都不说全省的人在支援，全国的人都在支援，我根本不缺人，我不需要你们来上班。但是她们说在工作群里面每天都看到收多少人，就说在家里都休息不下去。

新冠疫情确实经历很多，我们也很辛苦，但还是有很多收获。感觉到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人战斗，有医院、有国家给我们做后盾。经过疫情之后，我们整个科室的人变得更加团结，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

希望用理科精神

做追求零差错的严肃作品

主持人：刚才熊老师说采访了这么多人，采访素材非常多，从上到下医务工作者，还有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者们，包括病友们，每个人都有家庭背景、患病经历。您是怎么甄别这些资料，选出书中呈现的细节？

熊育群：我的追求是希望做一本严肃的作品，我要追求零差错，尽管达到很难，但是我主观愿望是要真实可靠。尤其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高级别专家组18日奔赴武汉，钟南山的很多情况我是通过他的助理苏越民来了解、采访、联系，因为当时钟南山非常忙，还在救治病人，要他这么详细回答问题是不现实的。比如他的助理告诉我去武汉的车次，我是从他那得来的。但是后来发现网上出现一张高铁车票跟他告诉我的车次不一样，我马上就需要去核对，因为你写了几点去坐车这些信息，如果错的话，读者对你这本书的信任感就没有了。这本书的难度在于这些事情这些人都是当下的，如果不真实的话，这本书就没有力量了。比如曾光老师还告诉我，他们上午两个会议，孙春兰副总理的专题汇报开到几点，只差五分钟国务院的会议就要开了，两个办公室挨得很近，就是同一层楼走过去，这个空间都搞得很清楚，写起来就会有一种现场感。

比如说方舱医院是谁提出来的也有争议，我写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权威的结论，我只能把我的请求发给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回复了一个函，他们很严肃地明确是哪个专家院士提出来的，有了明确的回复我就放心写作了。

特别是这次中医药发挥的作用非常大，通过对国家中医医疗队详细的描写，来体现中医药在这次抗疫里面的作用。当然这里面也穿插重要的几个院士和专家，除了中医药本身对疫情的有效，还有中医药医护人员的奉献，那种敬业的精神。背后其实还有很大的原因，这次能够发挥好，一是因为他们早就憋了一口气，二是我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力的推动，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比如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这个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十天建成了火神山医院，很多媒体报道那些工人怎么样辛苦，那肯定是玩命地干，一天几乎没怎么睡觉，十天坚持下来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这本书的角度要避开一下，我可能偏重于它是怎么样做到的，这个可能更有意思一点。这些采访，包括这些打交道的人物，我这个书的特点，是跟着人物走的。雷神山、火神山那些给我的都是汇报材料，全是数据、工作，可以说对写作只是一个参考作用，我一定要找到人物。他们说你别光写我，那是一个集体。我说这个非得写你。他们不理解，我就指导他们需要什么，一直到他们每天的细节，我明白他们是怎么做的，从他们这两位身上我能够体会到之后，可以写了。

从2003年SARS

就为新冠防控做了很多准备

主持人：曾光老师是前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创办被誉为黄埔军校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也是这个项目的培训专家。2020年1月9日，他第一时间赶到武汉，进入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进行流行病的调查和研究。2020年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成立高级别专家组，曾光老师又是六位专家组成员之一，全程参与并见证武汉封城76天的抗疫历程，也为武汉抗疫的胜利和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做出突出贡献。

抗疫到今天，中国取得全世界瞩目的抗疫胜利，您觉得它的原因是什么？

曾光：这个原因不是就事论事、就武汉问题谈武汉，从这里只能看到现象。我当了19年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的首席专家，一直到2019年2月份退休。我们为什么能取得这个胜利？我主要从专业角度来分析，2003年SARS，我们就为新冠防控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以后还会出现新冠。

熊老师这本书按时间轴展开，从武汉刚一发生疫情，到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这段过程也不过就是三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这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做了那么多事，特别是在前十天左右，我们到现场找到病毒，做出了基因图谱向世界公布，我们做出来核酸诊断……在这么快的过程中，中国能做得这么好，一定是和SARS斗争奠定很好的基础有关。我因为做公共卫生，从历史角度看这个问题，说明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我们的政策是连续的。

曾光

这本书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史实能记录到这样，非常不容易。因为那么多人，他是综合大家的信息，如果大家的回忆不一样，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能够做到九成的准确已经相当不容易。我非常佩服熊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人。这也得感谢很多有关部门的支持。

有一点感受很深，因为他这种工作方式是理科的工作方式，每个事都要求真求实。不是写小说，是在做一段历史的记录，写小说的时候可能对事实保持七分都了不得，甚至五六分就不错了。而你在这里很好地把文学功底跟理科思维结合起来，寻找证据、逻辑推理。这种逻辑推理方法是我们搞理工科的人愿意做的，把不同人讲的话分析出来哪个对、哪个不对。有的人可能简单地把不同人、说法都拿出来就完了，有时候写历史的人往往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写作煞费苦心，特别是他的敬业精神。我搞现场培训的就提倡八个字，这八个字可能熊老师都有了——第一是敬业，第二是团队，第三是探索，第四是求实。这是现场流行病学的四种精神。我们做的工作不一样，但是我同样在你身上看到这八个字，钦佩。

期待3月解封一周年那天

带着这本书回到武汉去

李敬泽：曾光老师，您的意思是说熊育群是以理工科的精神做了一件文学的事。

刚才我特别注意到，主持人两次都提到说“这是伟大作品”，听得我心里直发毛。一般来讲我们是不会说刚出的一本书叫“伟大作品”。但是我觉得它确实能够和“伟大”这两个字连上，它是不是伟大作品我们不知道，但它是献给我们这次伟大的斗争，献给我们伟大人民的一本书。

之所以提出请育群来写这样一本书，是因为这样一个持续76天的重大事件，涉及的面非常广，而且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着。尽管在当时无论是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各种各样的书写可以说浩如烟海，但是能够拉开一定的角度，拉开一定的时间段，以一个全景式的视野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写出来，提供中国抗疫故事的全景式的叙事，至少在我们跟育群谈之前还没有，而且也是特别必要的。

育群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散文家和小说家，同时他刚刚写了《钟南山传》，对流行病学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刚才育群讲说他是学建筑出身，起码他是一个理工男，我觉得理工男处理像新冠疫情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可能有他的优势，而且他还当过《羊城晚报》的记者。种种加在一起，其实他是非常合适的。

李敬泽

当初我跟他在办公室里谈，我说当此大事，一个作家，一个写作者，能够冲上去写一本书，这不仅是对我们时代的交代，就一个写作者来讲，也是做了一件大事情。不光是对得起时代、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我主要是给他鼓这个劲儿。

这个书是实现了我的阅读期待的。我不是说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觉得这本书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期待。因为我们都知道去年到现在一年了，从武汉最早发现的这样一场新冠疫情，它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它也是我们现代历史上的一次大事，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大事。

现在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这样一个大事，我相信绝不是一本书或者两本书，也绝不是2021年有人写，我相信2031年、2051年恐怕都会有人反反复复地写，反复地值得我们这个民族去回望、去铭记。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全景式的视角？为什么除了现场的纪实书写之外，还需要作家、历史学家在一个全景式的拉长的景深之后去写它？就是因为在这个全景中，在拉长的这个景深之后，我们能看到很多新的东西，我们能看到很多我们身在其中，在此时此刻、彼时彼刻不一定看得清楚的东西。

我也特别期待，等到今年3月，等到解封一周年那天，熊育群能够带着这本书回到武汉去，把这本书带给武汉的读者。

整理/雨驿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