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历史的紫禁城，仿佛有打开时空隧道的神秘力量。

紫禁城养心殿外墙的墙皮掉了，修缮前需要先把破损的墙皮铲干净，这就露出了里面的砖。人们发现，其中一块砖上有铭文，清晰地记录了这是一块嘉靖十四年（1535）、来自山东临清的砖，烧砖的工匠名叫陆奎。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正在修玄穹宝殿，修完玄穹门上的木梁，管理组组长齐飞在木梁上标记，这一天是2020年10月15日。下一次再修，又该是百年后，后人会看到这个小小的标记，可能还会想象，当年写下这行字的是哪位前辈同行。

2020年12月31日，紫禁城600岁的最后一天，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600年》开播。600年是一个时间概念，“我”如何能在故宫600年？本片导演之一梁君健解释，有三层含义：一是600年的古建筑，二是一代一代保养、修缮、研究古建的人，三是古建所承载的600年的历史和文化。

这么说可能还是有点抽象，于是，梁君健和他的小伙伴们，把镜头对准了各色各样的人，宫里的，宫外的，甚至北京城外的，他们与紫禁城在2020年发生了什么。

2020年春天，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接到了一项不是修房子的任务——他们要为紫禁城建成600年策划筹备一个名为“丹宸永固”的展览。纪录片第一集就记录了策展过程中的经历。

1988年生的吴伟，总是调侃自己是在“挖土”，他的考古发掘揭示了紫禁城地下的秘密；专攻彩画绘制的王光宾，正在复制一幅具有江南气息的建筑彩画，来呈现清代晚期紫禁城的新变化；修过角楼，是一个木匠可以回味一辈子的荣耀，谢安平顺着一张重要的照片，揭开了三代匠人修缮角楼的故事……

以上，都是很“专业”的故事，纪录片还想把时间留给一些别的意味。

在“丹宸永固”展览的开幕式上，古建部的退休老专家王仲杰，是现场嘉宾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平日不怎么出门的他，被搀扶着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宫，还遇到了老同事。他和同事聊天，但现场众声嘈杂，俩人耳朵也不灵，于是在不断重复的对话中，他才搞清楚对方比自己小4岁。王仲杰感慨：“这4岁啊，在人中年时候不显，到这个岁数，4岁就有点差别了。”

两位老人闲聊的一个30多秒钟的长镜头，被完整保留在了第一集的结尾。他们来给故宫过生日，他们也讨论着自己的年龄；他们在回顾历史，也在回顾人生。这大概就是《我在故宫600年》，“我在”的一个注解。

从2015年起，故宫博物院开启了对养心殿百余年来的首次大修，到紫禁城建成600年时，这座著名的宫殿已经与世隔绝了5个年头。第二集讲述的就是养心殿的秘密。

养心殿正殿的屋顶上，一根扶脊木腐烂，需要整根替换，而替换的木头将从河北运来。纪录片团队得知后，决定把木头如何运进紫禁城的过程拍下来。没想到，这成了全片最“坎坷”的拍摄经历之一。

梁君健回忆，运木材的货车只有晚上11点之后才能进北京二环路，也就是“夜黑风高”才能进宫；而木材什么时候加工好、哪天运，也都是未知数，所以只能等着，随时待命。那是一个周五，下午3点，梁君健突然接到电话，说今晚要运，司机准备五六点出发，“我吓了一跳，一查路线，两个小时还是有希望赶到河北起运点的。我们4点凑齐了人和设备，赶紧出发”。

出发不久，遇上北京周五晚高峰，梁君健和执行导演、摄像，陷入了高速堵车的滚滚洪流；到晚上6点，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前方发生车祸，彻底走不动了。这时，执行导演付曼菲很机智，一查打车软件，发现高速下面是个村庄，能叫到车。她和摄像扛着设备就翻下了高速，顺利打到一辆车，奔赴木材市场，留下梁君健在高速上看车。幸好，他们最终赶上了，那天拍完回家，已是凌晨两点。

这段奇遇，在第二集呈现。不出意外，这根木头将在养心殿的屋顶用上数百年；而因为这段记录，后人将知道，与这根木头有关的人，除了修缮者，还有货车司机，还有这些身手矫捷的纪录片工作者们。与故宫发生着关系的，并不只有宫里人。

如果说办展览、修养心殿，都只是紫禁城一个时间段的项目，那么，第三集讲述的“岁修保养”，就是600年来不曾间断的日常。在这座城里，不论是砖、瓦、木、石，出现任何状况，都有人会及时修理更换。一代代匠作学徒，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熟练技艺。

《我在故宫600年》摄像张华，也曾担任《我在故宫修文物》摄像，对比拍修文物和修房子，后者有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张华说：“老雷（雷建军，《我在故宫修文物》制片人、《我在故宫600年》总策划）讲过，‘宁可不拍，也不能给文物带来任何可能造成损害的风险’——故宫所有古建都是不可移动文物。”

“纪实摄影更多关于人，人和文物之间是有情绪和情感上的互动的。一下雪，游客赶着进宫拍照，但修缮者就担心工程刚结束，天气变化会不会对建筑有影响。“这些故宫的老师，干活儿时眼睛里有光。”张华拍木工组，发现老师们一边干着活，一边聊着天逗着嘴；而在另一边彩画组的人，就凝神静气，一声不吭，“同一个空间内，有着两种神奇的气场，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故宫拍摄，会有很多受限条件，比如，要遵循故宫的时间表，无法使用无人机等航拍设备。拍摄场地分散在故宫的不同方向，在脚手架爬上爬下、绕着房子跑，都是常态，张华每天手机上的步数没下过两万步。为了拍出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他不得不爬得比屋顶还高，“脚手架上就搭一块三四十厘米宽的安全板，只能站一个人”。

虽然辛苦，但惊喜随时有可能发生。“这是我第一次拍到晚上的故宫在干什么：运输建筑垃圾的大车只有晚上才能进宫，深夜的故宫热火朝天！”张华说。

《我在故宫600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摄制，内容制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创作团队和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在这个团队中，80后的梁君健和70后的张华算是年纪最大的，其他几乎都是90后。《我在故宫600年》制片人徐欢来自总台，和故宫很有渊源，从2003年开始，曾担任12集人文纪录片《故宫》总导演、100集历史纪录片《故宫100》总导演、《我在故宫修文物》监制……

5月开机，不久北京又遇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开机就到了7月下旬，直到片子播出前，12月还在补拍镜头。故宫不是一天修好的，能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一部讲好故宫故事的纪录片，背后是团队十几年的沉淀。

古建修缮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有一次，梁君健在古建部的书架上发现了几本书，从磨损程度判断应该是经常被翻阅的。于是，回来后他也买了两本书，成为他之后为纪录片撰稿时查阅的工具书——关于木工，他查《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关于砖瓦，他查《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而遇到与皇帝有关的历史，他就去查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电子版《明实录》《清实录》。

2020年12月31日，《我在故宫600年》开播，与它同档期的是各大卫视和视频平台的跨年晚会。有人问这个纪录片团队，要不要提前播，修房子这件事，即便修的是故宫的房子，似乎也及不上跨年晚会的热度。但他们都觉得，没关系，慢慢来，紫禁城都600年了，纪录片大家也可以慢慢看，慢慢想。

我们看完纪录片，紫禁城进入了下一个600年。

文/中国青年报记者 蒋肖斌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