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最先报道傅高义先生逝世的居然是日本媒体！”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后，针对有国内读者提到的这个细节，《环球时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他表示，在日本，人们对傅高义非常重视，因为他是美国罕见的“日本通”和“中国通”，对于他的离去，日本舆论也有类似中国“大师已走”的感慨。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外交界人士说，傅高义撰写的《日本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等书，不仅讲述日本战后的崛起，更给美国的对日政策调整提供了依据。日本外交智库界和一些专业研究人员，一直与傅高义及其家人、助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因此，日媒对外公布有关傅高义逝世的消息也快了一步。该外交官还强调说：“傅高义先生最大的特点是作为‘日本通’和‘中国通’，他不是在‘知识’上，而是在‘见识’上缓和着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美国有许多高层官员向傅高义咨询对日看法、对华看法，但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位美国官员凭借傅高义先生的某一本书或某一句话在经济等领域发出对日、对华‘作战’的叫嚣。”

长期关注和报道国际问题，《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个感受是：冷战结束以后，总有人感慨“某国通”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的国门进一步敞开，原有的“铁壁”被不断地打破。所谓国际关系学者的“通”，过去首先表现在资料的大量和独家占有上。记者早年采访过一位日本的“中国军事通”，走进他宽敞的客厅，可以看到沿墙一排书架摆放着大量与中国军事有关的报刊。熟悉这位“军事通”的人知道，他很少去中国，却靠着这些材料写过10多本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记者还采访过一位“中共党史通”，他凭借研究冷战结束前台湾情报机构获取的大陆报刊和文件，成为特定时代的专家。而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在各种资讯爆炸式增长且真伪难辨的背景下，一个学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师”或者“某国通”就不那么容易了。

而傅高义等老一代美国“知华派”学者，是在特定的年代，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切入，对中国问题和中美之间的交流有着更深刻的认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美国哈佛大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是按照1840年来分界的。研究1840年以前的历史和问题，最有名的是汉学家杨联陞先生等；1840年以后的历史和问题，最有名的是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傅高义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同时师从杨联陞和费正清。上世纪90年代，傅高义来东京讲学时，记者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他，他当时说：“能拜两位见识不同的大师为师，才让我自身有了真正的成长。（如果）只听一面之言，不会成为真正的学者的。”

今天，当我们为傅高义离去而叹息时，他的这番话与研究经历给人更多思考，也或多或少让人了解到为什么冷战结束到现在，欧美国家以及日本的“知华派”大师看上去越来越少。

来源/中国新闻网

摄影/杨晓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