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8日，紫禁城迎来600岁生日。当年紫禁城是如何选址的？这就不得不提到定都峰——位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辖区一座小山峰。

定都阁 刘玉奎 摄

登上定都峰之前，我曾在三个地方望见峰顶的阁楼——定都阁：一是长安街西延线上的石景山路；二是老山郊野公园；三是黑陈路上的满井茶棚。从这些地方遥望定都阁，目标很小，有如一枚微缩宝塔。

定都阁之所以声名远扬，成为一座地标性建筑，并非阁楼本身有多么神奇。真正神奇的是阁楼下面的山峰——定都峰，那是确定皇城方位的地方。在京西潭柘寺一带，“燕王喜登定都峰，刘伯温一夜建北京”的故事广为流传。而看上去古色古香的阁楼，不过是一个标志而已。

在定都阁下面的石壁上，我看到一篇竹简造型的《定都阁简介》，写明这座阁楼为仿古建筑，2011年7月13日奠基开工，2012年1月主体完工，占地面积55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高33.9米，共6层。因为坐落于长安街西延线西端的定都峰上，故名定都阁。

从地图上看，定都峰与长安街在同一纬度上（北纬39度54分），如果沿着这个纬度划一条直线，就把定都峰与天安门连在了一起。

在明代《宛署杂记》中，这座神奇的山峰被称作牛心山。另外，它还有三个名字——牛心坨、瓜槽尖、望都峰。定都峰海拔680米，山不算高，却留下了两位高人的足迹。这两位高人，一个是朱棣，一个是姚广孝。

驻守燕地终成霸业

雄才大略的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即永乐皇帝。永乐皇帝在位期间，经济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而且通过郑和七次下西洋，大大拓展了海外交流空间。他所创造的大明帝国的鼎盛时代，史称“永乐盛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下令修建了北京紫禁城，并且迁都北京。

紫禁城筹建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征调民工和军人30万，历时14年，最终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宫殿群，成就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据说，紫禁城的位置，就是朱棣与姚广孝在京西定都峰上确定的。

那么，朱棣与定都峰有何渊源呢？当时，大明帝国的都城在南京，作为皇子的朱棣又是如何来到边远燕地的呢？相传，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决定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驻守。众妃闻讯，纷纷请求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派往富庶丰饶之地，惟有四子朱棣的母亲翁氏保持沉默。最后，在当时算偏僻之地的西北燕地留给了朱棣。这一结果，使“大脚皇后”马娘娘喜出望外。

作为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娘娘有胆有识，在兵荒马乱中协助朱元璋统一了天下。成为皇后以来，她仍不改勤俭本色，并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朱元璋，使之不忘民间疾苦。朱元璋称赞她“家有贤妻，犹国之良相”。在一些史学家心目中，她也是中国古代第一贤后。然而，拿得起、放得下、敢作敢当的马皇后，却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她的儿子朱标虽为太子，学问也好，但性格偏软。一旦明太祖晏驾，众皇子难免与朱标争夺皇位，尤其是英俊神武、文韬武略的朱棣。这种担心使她将朱棣视为劲敌，时时提防。

朱棣被封为燕王、派驻北平府以后，马皇后召见刘伯温，询问燕地情况。刘伯温只说了一句话：“砂锅做饭斗量柴。”马皇后一厢情愿地把这句话理解为“沙子搀米一锅煮，柴草稀少用斗量”。心想，如此穷乡僻壤，朱棣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实力争夺皇位？于是，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殊不知，“砂锅”是一种用坩子土烧制的器皿，盛产于宛平县安家滩（今门头沟区王平镇），砂锅做饭饭更香。另外，西山一带出产优质无烟煤，挖出来的煤用制子筐计量，称为“斗量柴”。煤炭远比柴草禁烧，而且火力猛，价钱便宜，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燃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朱棣失去了江南的灯红酒绿，却得到了北国的天高地阔，就成就霸业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因祸得福呢？他厉兵秣马，广聚贤才，实力很快壮大起来。

定都峰上确定皇城位置

到燕地后，朱棣按照军师刘伯温的嘱咐——文靠姚广孝，武有常遇春。朱棣经常去潭柘寺拜访隐居的姚广孝，两人相谈甚欢。一日，朱棣与姚广孝一边畅谈天下大势，一边往东边的牛心山上走。谷雨时节，晴空万里，站在山巅极目远眺，日出东方，霞光万道，朱棣心潮澎湃，不禁感慨道：“日上之所，乃我大明千年基业发祥之地。”后来，当上大明天子的朱棣欲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其发祥地北平，遂命姚广孝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扩建北京城，并在“日上”处修建金銮殿。

所谓“日上”，即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姚广孝一筹莫展之际，工师蔡信言“观日上之所必为观峰日下之地”，姚广孝顿悟：“日下”乃日落处，从北平府向西眺望，日落的地方刚好是他与燕王朱棣曾经登顶的牛心山。于是，姚广孝再登牛心山，遥望东方，以天光地影确定了皇城的方位。京西牛心山，由此改称定都峰。

作为燕王朱棣的军师，姚广孝辅佐朱棣夺得了帝位。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后，他又以天光（太阳光）和地影（地上的人影）确定了紫禁城金銮殿（今太和殿）的位置。在定都阁东侧的承天台上，有一尊姚广孝的汉白玉塑像。他右手抬起，注视前方，似乎在目测某个目标。当年，正是在这里，他确定了以庆寿寺、八角亭和定都峰为关键点的一条直线。在这条直线的两端，西边是山峰，东边是皇城。

方位确定后，为了将紫禁城建造得恢宏气派，姚广孝悉心研究了长安城、汴梁城、南京城等历史名城的图样，但均不满意。无论怎样冥思苦想，他都无法构思出理想的紫禁城。一日，姚广孝走出隐居的潭柘寺，独自在山间散步。途经一片松林时，他看见一位樵夫愁眉不展地唉声叹气，便上前询问原由。樵夫说：“我的斧子把坏了，想做一个新的，但不知道该做成什么样子。”姚广孝说：“斧子把就在你手上呀，照着做就是了。”樵夫醒悟道：“哦，我是当局者迷了。”和樵夫的对话也让姚广孝摆脱了“当局者迷”的困境，他看着眼前的潭柘寺，心想：“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吗？”于是，他按照潭柘寺的建筑风格和结构布局，画出了北京城设计图。潭柘寺有九门九关，北京城也修建了九座城门。相传，潭柘寺在鼎盛时期，有房屋九十九间半，北京城的皇宫则有房屋九百九十九间半，俨然是扩大版的潭柘寺。有句老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潭柘寺的建寺时间早于北京城的建城时间，二是姚广孝仿照潭柘寺的建筑格局设计了北京城。

浩大工程造就建筑奇观

征调数十万能工巧匠、上百万民工修建的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共有大小宫殿70余座，房屋9000余间，集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不论资源耗费，还是工程质量和建筑水准，都远远超过了古都长安，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在世界五大宫殿（北京故宫、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中，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居于首位。1987年，北京故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紫禁城”这个名字取意于中国古代哲学和天文学。古代天文学把恒星分为三垣，周围环绕着28宿，其中紫微垣（北极星）位于中天，是所有星宿的中心。“紫”寓意皇家处于人间核心地位，被天下人拥戴。“禁”为皇家居住禁地，尊严至高无上。由作为皇权象征的“紫禁城”，可见古人的智慧。

与元大都不同的是，明代京城由内城和外城组合而成，外城包裹着内城，内城包裹着皇城，皇城包裹着故宫，故宫周围又有护城河环绕，结构严密，形似玉玺。内城在元大都基础上修建而成，周长45里，城墙高12米。内城里面的皇城周长18里，也是在元大都基础上改建而成。皇城设有北安、承天、东安、西安四个城门，并在承天门开辟一个T字形广场，名叫天街，就是后来的天安门广场。皇城里面的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沿用了南京宫城的名称，依然叫做紫禁城，周长6里16步，同样设有四个城门，即南边的正午门，北边的玄武门，东边的东华门，西边的西华门。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型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

俯瞰北京城，一条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直线距离长约7.8公里的中轴线清晰可见，由北向南，钟楼、鼓楼、地安门、内廷后三宫、外朝三大殿、大明门、正阳门沿中轴线次第分布，蔚为大观。中轴线是古代北京城建设中最突出的成就，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盛赞这条中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其实，北京中轴线在元代即已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池东岸的宫城中央。到了明代，朱棣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150米，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城市总体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周礼·考工记》所言“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社稷坛为正方形祭坛，象征国土辽阔。社稷坛以五种颜色的土堆积而成，东面为青土，南面为红土，西面为白土，北面为黑土，中间为黄土。五色土象征天下五个方位——东、西、南、北、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个方位又与五方尊崇的神物结合，东方尊太昊，辅佐为木神﹔南方尊炎帝，辅佐为火神﹔西方尊少昊，辅佐为金神﹔北方尊颛顼，辅佐为水神﹔正中尊黄帝，辅佐为土神。《北京晚报》副刊的名称——五色土，便由此而来。

京城作为古代帝都，基调是灰墙灰瓦的城墙、街巷、胡同与四合院，而在皇城核心区域则是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这种大面积使用黄色琉璃瓦的建筑，是北京作为帝都的一个显著标志。600年后，当昔日的紫禁城已成为故宫博物院、原先举行重大典礼的午门城楼已被改造成现代化展馆，我依然觉得这座皇城是谜一样的存在。

历时二十载终于迁都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后，花费20年时间，处心积虑酝酿迁都，最终将大明王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作为当年燕王的封地，朱棣对北京一往情深。同时，北京又是他出兵漠北、打击蒙元残余势力的军事基地，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家国情怀，迁都北京都是他的一个心结。

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向东北可以控制广袤的关外地区，向南可以统领中原，同时，亦可对漠北元朝残余势力形成威慑。另外，朱棣长期镇守北平，群众基础好，声望高，这是他的根基所在。毫无疑问，将都城建在北京，更有利于政权巩固和经济社会发展。

或许是基于上述考虑，自朱棣即位之初，便开始营建北京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即位不久，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北平乃皇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安徽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这一建议正中朱棣下怀，于是下诏，擢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并设置完备的朝廷机构。与此同时，山西等地迁入北京的人口日益增多。纷至沓来的移民们垦荒种田，经营生意，极大地促进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繁荣。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筹建北京宫殿。第二年，孝文皇后徐氏离世，朱棣迟迟不在南京修建陵墓。直到两年后北巡时，他才将北京昌平的黄土山选作自己和徐皇后的安葬之地，并更名为天寿山，这就是北京十三陵的第一陵——长陵。俗语说，落叶归根。此时的朱棣，已经将北京作为他的人生归宿。

随着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的重新疏浚，南北水运彻底打通，营造紫禁城、迁都北京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一船又一船木材石料，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从崇山峻岭间采伐珍贵楠木，付出了“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巨大生命代价。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异常艰辛。北京房山大石窝村出产优质汉白玉，这种石料埋藏较深，厚度一般为0.9米到1.5米，在当时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仅凭人力用锤子沿石弦破开重达数吨、甚至数百吨的汉白玉，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将采到的巨大石料运往50公里以外的京城，又是一大难题。聪明的石窝人发明了一种旱冰船和链车，使这种运输成为可能。他们每隔一里地凿一眼井，到了寒冬时节，取井水泼地，井水结冰后，再将巨石放置在被称为旱冰船的特制木架上，然后像纤夫拉纤那样以人力拖拉。故宫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陛石，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运抵京城的。当年，为了运送这块长3丈、宽1丈、厚5尺的汉白玉，调用民夫两万人，耗时28天，花费白银11万两。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朱棣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相关事宜。凡是反对迁都的大臣，均被革职查办。在扫清迁都路上一切障碍的同时，朱棣下令在燕王府旧宫的基础上翻建西宫，这就是后来的太液池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遥想当年，衣锦荣归的燕王站在大明王朝的权力巅峰上，心情该是多么豪迈。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大明王朝的新都城落成，元大都北面城墙废弃，南面城墙拆除后外拓两里，重新修筑起北京城池。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新修建的北京城“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同年十一月初四，明太宗朱棣颁布《迁都诏》，自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起，北京取代南京成为大明国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北平顺天府为京师，但在南京仍设六部等中央机构，以南京为留都。正月初一这天，62岁的朱棣在刚刚建成的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至此，谋划了近20年的迁都大计终于尘埃落定。

定都阁上可望天安门

作为一代高僧和智者，姚广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主持兴建北京城，他还主持监修了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永乐大典》，监造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钟——永乐大钟。凡此种种，有传说，也有史实，足以使他的名字流芳百世。

“日上南天紫气东来朝圣地，光晖北斗长安西起定都峰。”这是山前牌楼上的一副楹联。三三两两的游人穿过那座精致的牌楼，沿着洁净的石阶往峰顶上走。深秋时节，层林尽染，他们是去赏红，还是去朝圣？

定都峰是有灵性的，山上的各种传说或许与这种灵性有关。当我从阁楼东边的承天台绕到西边时，眼前是一个椭圆形平台，木质地板和围栏，栏杆上系满了褪色的祈福条。平台上横卧着四块赭色奇石，看上去宛如四只巨大的神龟，一只缩头而卧，一只探身向西，另外两只探身向南。

相传燕王朱棣成为永乐皇帝并且迁都北京后，与军师姚广孝再登定都峰，故地重游。当他看到这四块形态各异的神龟奇石，恍惚间，仿佛自己的父皇朱元璋、皇兄朱标、皇侄朱允炆出现在身边。于是感慨万千，一切恩怨随风飘散。于是，就有了“欲化干戈为玉帛者，可登定都峰，神龟奇石在，一笑泯恩仇”的说法。神话固然是虚幻的，但神话中所寄托的某种愿望却是美好而真实的。

在定都阁顶层，架设着两台朝向东方的高倍望远镜。据说，天朗气清的时候，可以从那里望见天安门。我登上定都阁时，刚好起雾，能见度不高。站在高高的阁楼上，蓦地想起杨慎《临江仙》中的句子“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今，在长安街及长安街西延线上，当年的庆寿寺与八角亭已不复存在，唯有定都峰兀自耸立，一如既往地见证着人世沧桑。

原标题：定都峰与明代皇城

文/岳强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