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地区具有独特的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优质人文底蕴和优良生态环境，堪称北京的“金名片”。三山五园究竟所指何处？这张“金名片”又是何时形成、如何形成的呢？

圆明园 秋景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三山五园说的是哪里

三山五园的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是指畅春园、静明园、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颐和园）。其中，香山、玉泉山，虽在辽金时已名扬天下，但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改瓮山为万寿山后，才形成“三山”的称谓。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帝作《凤凰墩放舟自长河进宫》诗，其中有“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州”之句。

“五园”称谓的出现，最早是畅春园。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原明武清侯清华园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畅春园，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驻跸畅春园后，写下了《畅春园记》。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改顺治玉泉山澄心园为“静明园”。康熙晚年，赐皇四子胤禛花园名“圆明”，即后来的圆明园。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将扩建后的香山行宫命名“静宜园”。十六年（1751年）又奉旨：“以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设总理园务大臣，兼管静明园、静宜园事务。”至此，上述“三山”和与之重合的“三园”，便作为内务府管理下的官称，频现于官书与官员之口，而且二者既可单独使用，亦可一同使用。如乾隆御制诗中有《玉河进舟至玉泉山作》《仲夏玉泉山静明园作》《清漪园即景》《新春万寿山清漪园即景》《秋日游香山》《初冬游香山静宜园作》等等。

但清时，“三山五园”作为一个整体名称，则出现甚晚。最早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之后，伺候皇子读书的侍读学士鲍源深，在其《补竹轩文集》中记有：“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至于为什么“园”在“山”前，那是因为封建社会中，清帝园居理政的中心在园（畅春园、圆明园）而非在山（三山）。清亡以后，民间用顺口的“三山五园”来替代“五园三山”，泛指京西皇家园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山五园形成的历史背景

今天的三山五园，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无疑是值得认真探讨的，我们先从幽云十六州说起。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天下大乱，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时代。后晋皇帝石敬瑭为获得辽国的支持，割让了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大致位于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及京畿地区，即中国北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地带。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契丹统治者将幽州（今北京）定为五都之一的“南京”，并改名为“燕京”。从此，北京开启了千年中华帝都史。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幽云十六州不在汉族王朝的统治之下，就意味着他们不用再艰难地穿越燕山险阻，可以华北平原北部为根据地来制约和控制中原。而对于汉族王朝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从燕山到山西高原北部的所有天险，传统的北方长城防线被废弃，因此随时会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

辽之后的金国，改“燕京”为“中都”，并在中都西北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了玉泉山、香山等八处行宫，时称“西山八院”。距玉泉山不远的香山，辽代始建香山寺，金章宗大定年间加以扩建，改名永安寺。

但无论是辽还是金，最终都没有统一天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旋确定今北京为大都。忽必烈最初选择的上都是金莲川，而将燕京（今北京）定为中都。金莲川位于内蒙古正蓝旗滦河上游一带，水草丰美，历史上曾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第二年，忽必烈又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都城，而将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的格局。

由于“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麓，南压区夏”，“故能控制南北”，“南面以莅天下”。宋以后的一千年间，辽金元明清五朝的都城，都在今北京。其中少数民族首领主政的时间将近3/4。所以说，今天的北京地区，既是历史上北部游牧与渔猎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冲突融合的交汇点，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地，是全中国少数民族的聚集之地。

“捺钵”催生三山五园雏形

辽金时期，今天的香山、玉泉山一带已出现了最早的皇家寺庙，并成为皇家的游猎、驻跸之所。显而易见，这和在北京建立都城的北方少数民族有直接关系。这些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传统上即有四时出巡的“捺钵”制度。“捺钵”为契丹语，相当于汉语的“行在”。《辽史·营卫志》载：“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这些北方民族的统治者一是不适应北京炎热的夏季，二是要安抚留在草原上的各部贵族首领，于是便产生了候鸟式的两都巡幸制，即寒南而夏北，冬日在今北京的都城理政，夏天则回到草原上的都城办公。典型的如元朝，史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今北京），开平府为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

历史上，辽金元三朝统治者从京城到边外草原所经过的辇路，主要是从今海淀镇过青龙桥往西北出居庸关，穿过延庆而抵达。因此在辇路两旁建造了大量的行宫和苑囿，如金代的明昌苑、古台，元代的香水园、凉殿等。而离今北京城最近的辇路旁行宫别墅就集中在玉泉山与香山一带。如辽圣宗时于玉泉山营建行宫；金世宗时于香山建立行宫与永安寺；元朝一统，先有忽必烈在玉泉山建昭化寺，后有元文宗于玉泉山与瓮山之间，修建大承天护圣寺，形成“玉泉流海润，金刹倚云翔”的风景圣地。这些行宫别墅所选之处，既是帝后往来塞外的休憩之所，也是皇家离京狩猎的首选之地。如史载：承安三年（1198年）金章宗“幸香山，八月猎于香山。”

总之，今日的三山五园，其历史形成过程与北方少数民族长期在此活动有密切关系。

三山五园终成清王朝中枢之所

清朝统治者同样难捱北京夏天的酷暑。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就提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之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亦思仿效辽金元于关外“建山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旋因其卒而作罢。到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即兴建畅春园，开创了清帝园居理政的先河。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又扩建承德上营行宫，最终形成了著名的“避暑山庄”。

与元朝的两都巡幸制不同，从驻跸畅春园始，清帝就已将宫廷与苑囿合二为一。如乾隆帝称京师紫禁城为“法宫”，其有一首《西直门外》诗，内言：“为修夏礿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而另一首《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诗，则有“退即苑宫成小驻，明窗书史静堪论。”称圆明园为“苑宫”，也就是园林紫禁城。另外，康熙帝每次赴承德的时间，同元世祖一样，也是四五月份，而回京的时间一般都在九月，故其将热河行宫命名为“避暑山庄”。但乾隆一朝则不一样了，乾隆皇帝每次赴承德的时间是七月，回京的时间也都在九月，显然，这就不是避暑了，而是突出了“秋狝”。但康乾两朝，清廷借避暑山庄和木兰秋狝这个舞台，以笼络和控制蒙古贵族的统治方针，相较于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康熙帝突破了辽金元统治者仅将香山、玉泉山一区作为游猎与巡幸之地，而是长期在此园居理政，形成大清王朝的中枢之所。雍正帝继位后，将赐园圆明园扩建为御园，在大宫门前建六部九卿等朝房，进一步完善园居理政机构。乾隆继位后，在扩建圆明园的基础上，于乾隆十年（1745年）始建长春园；三十二年（1767年）将原庄亲王允禄赐园熙春园收归御园（遗址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三十四年（1769年）再收孝贤皇后之弟、大学士傅恒赐园，改为绮春园；四十七年（1782年）又将原赐园淑春园，改称御园春熙院（遗址在今长春园北墙外海淀二河开地区），形成乾隆盛时的“圆明五园”。

与此同时，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又将香山行宫扩建至二十八景，命名“静宜园”。十六年（1751年），为庆贺皇太后六十诞辰，建成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万寿山清漪园。十八年（1753年），复将玉泉山静明园扩建至十六景。接着，嘉庆帝精心扩建绮春园，形成了“别有结构自然之妙趣”的三十景观。其后道咸两朝，除畅春园日渐荒废外，其余各园尤其是圆明园，仍时有修建。

从顺治到咸丰，经过七朝二百余年的不断兴修扩建，在京西北这块风水宝地上，巍然矗立起一片以圆明园为核心，包括周边诸多衙署、军营、皇家寺庙、皇子皇女和王公大臣赐园等在内，连绵二十里的清代三山五园景区。她在历史上是清帝及其王公大臣们的园居理政之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中枢之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荟萃之区，是世界园林建筑之集锦，中外文化、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舞台，亦是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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