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务员考试圈子里，考生最终被录取称为“上岸”。 今年6月，100人报名参加了位于济南的一个公考培训班，目的是考上山东省公务员。按照通常的录取比例，他们中最终“上岸”的，将只有两三个人。

据统计，2020年山东省考招录7360人，最终过审人数约41万人，平均竞争比约为56∶1。

培训班的教室是济南章丘一间酒店的会议室。这里没有窗户，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被几近均匀地分割成了6块，每一块都包含一堂时长90分钟的课程。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粉笔教育在山东开办的第一个为期30天的培训班，包食宿。

分数在选拔中的价值不是绝对的。公务员招收的名额有限，且各地考情不同，有人考了120分就“上岸”了，有人考了180分，依然落榜。没有人能百分之百确信自己通过考试。

对于“你为什么想考公务员？”的追问，培训班多数人回答：“爸妈想让我考。”

这间教室承载的希望远远超出了100个。公务员考试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每一场公考的考场外都有许多陪考父母，他们中有人会在考前特意回乡祭祖，为孩子求神拜佛。

培训结束时，距离7月19日的山东省考笔试只有十几天。在“上岸”之前，他们要经过最后的沉潜。教室的桌子上摆着咖啡、药片、零食，也有人在用过的咖啡搅拌棒上写“金榜题名”，供在纸杯里——那是他们在“水下的氧气”。

在培训班，有人在咖啡搅拌棒上写“金榜题名”

孩子

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教室里的空调老是坏，隔几天就有人站在桌子上修理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调。酒店老板精明，不愿意花钱换个新空调，说人太多，换了也没用。

坐在教室后排的王辰叉开腿，不停地摇着扇子，扇子正面是毛泽东、周恩来头像，背面是十大元帅头像。前几日，他在楼下小卖部特意挑了这把扇子。

只有晚上11点以后，人少了，屋里才慢慢凉快下来。为了这次考试，王辰跟单位请了长假，想“争口气”。他29岁，老家在山东一个地级市，已经在体制内工作了7年。出于某些原因，他是现单位里最后一个事业单位编制的员工，如果不参加公务员考试，他就失去了晋升空间。

大学毕业后，王辰想当律师，父母不同意。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公务员和老师是正经工作”。班上多数同学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人说父母不让自己找别的工作，因为“找了也会后悔”。还有人说父母让自己回老家，方便互相照顾。对于那些去了国外的孩子，父母觉得“就跟丢了一样”。

班里同学报名时，最抢手的岗位之一是狱警，因为可以倒班，上三休二，假期多。由于疫情，渴望“稳定”的人越来越多。班上有人毕了业找不到工作，有人被辞退了，还有人原本所在的公司突然倒闭。考公务员有无数种理由，有的人想“为人民服务”，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份能带来稳定收入和生活的工作。

学员们的年龄从20岁出头到30多岁不等，但都是父母口中的“孩子”。“孝顺是第一位的。”王辰缓缓地说，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就连自己的婚姻，也是在两家父母的期望和催促下仓忙完成。

他父母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写着“家”的字画。有的同学家里挂着全家福，有的贴着“百孝图”。7年前，王辰走出事业编制考试现场，对等在外边的父母比了个成功的手势。他觉得那是父母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可能在想，这儿子20多年没白养”。

在培训班所在的酒店房间里，藏着许多未竟的梦想。有人床边铺着瑜伽垫，有人在桌上摆着相机，有的墙角放着吉他。但是在父母看来，瑜伽教练、视频博主或歌手都不如做一个公务员来得体面、稳当。

山东分校是粉笔教育规模最大的地方分校，也是今年粉笔教育进行线下班扩张的第一站。在粉笔教育北京总部，CEO张小龙在几个高管的建议下，把疫情以来他的第一次出差地点选在了济南。他曾经在公开课上讲过《论语》，说孔子就是“一个做公务员培训班的”。

有圈内人说，很多公考培训机构都是从山东起家的，有的推销电话直接拨打给考生的家长，电视广告也倾向于在地方电视台播放——因为这些电视台的受众很多都是考生家长。

有的应届生毕业之后不好意思回家，一些培训机构就开设了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培训班，条件简陋，收费便宜，让学员有地方学习。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地方吃饭睡觉，不用回家面对来自父母的压力。

王辰想快点长大。他从小被父母带着参加酒局，每个座位都有自己的地位和功能：冲着大门的是主陪，是这个酒桌上最核心的人。小时候的王辰通常坐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经常被安排些倒水、敬酒的活儿。他那会儿心想，什么时候能坐在主陪的位置上，主导一场酒局，自己就长大了。

为了让父母不再操心，这一次王辰 “拼了命也要考上”。每晚9点下课后，他喜欢去路边喝酒、吃烧烤，释放压力。几个月下来，以前的衬衣已经快系不上扣子了。吃完夜宵，他会回到教室，继续自习到零点后。

女孩子

于智慧的座位在王辰前面。她今年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经历了考研和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失利，她把这次山东公务员省考当作自己为数不多的求职机会。

她跟家里借钱报了这个培训班。父母不同意她去外地工作：“一个女孩子，跑那么远干什么。”她从小就被告知，公务员或老师是“最适合女孩子的工作”，收入稳定，受人尊敬，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照顾家庭。

于智慧很早就知道，女孩子是不一样的。母亲怀孕时检测是女孩，爷爷奶奶不相信，直到她出生，才叹了口气。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让小孩子多吃，会有人特意告诉她别吃太多，因为“女孩胖了不好看”。

于智慧圆脸，戴眼镜，齐到下巴的短发是参加培训班之前刚剪的。她觉得剪得很丑，在被窝里偷偷哭了好几次。前男友经常说她“又矮又胖”，他把于智慧的照片给自己母亲看，得到的评价是“皮肤黑，眼睛小”。有一次她在火车上被人偷拍，照片被对方发到了“真实偷拍群”，她很害怕。前男友知道了，说“就你这样的还有人偷拍”。小学时，老师让她回答问题，她无意识地用手缠着头发，老师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她，真臭美。”

分手之后，于智慧的前男友很快有了新女友，是他在医院的同事，比她高，比她瘦。于智慧决定减肥。她开始每晚跑步，睡前量腰围和腿围。她觉得分手是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不够好看，也没有体面的工作。

化妆会让于智慧感觉自信一点。高中同学和她一起报了公考培训班，住在一个房间。两个女孩会赶在上课前化好妆，互相交换新买的口红，分享哪个牌子的眼影便宜又好用。她们抱怨课桌的间距太小，需要跨过椅子才能坐下，不能穿好看的短裙。同学想做美妆博主，家里的口红已经积攒了80支，可父母不同意，觉得“不稳定”。

在家里，厨房是母亲的领地，她让于智慧学做饭、收拾房间，说女孩子必须会做这些，不然结婚之后“会被婆婆打死”。父亲几乎不管家务，身旁的女性长辈也说“他一个男的会干什么”。母亲会掐着父亲下班点做好饭，尽管父亲回来后会先洗个澡，玩会儿手机，等坐在桌边时，饭已经凉了。于智慧觉得这很不尊重母亲的劳动。有时她跟父亲吵架，母亲说她“大学白上了，这么跟你爸说话”。她转头也跟母亲吵，说父亲不帮家里干活儿，是母亲“活该”。

于智慧的母亲小时候上不起学，早早就去服装厂工作了。母亲的弟弟上到了大专，当了医生。40多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个男孩，终于弥补了自己的遗憾，帮家庭完成了“传宗接代”。弟弟今年5岁，家里人都觉得于智慧要找个离家近的工作，方便照顾弟弟。

“女孩子不要把工作看得太重要，还是得嫁个好人家，别太辛苦。” 母亲一边把切好的肉糜捏成肉丸，一个个下到锅里，一边说。

弟弟说以后想做厨师，因为“想帮妈妈”。母亲听了，轻轻打了几下儿子的屁股。“厨师多辛苦啊，要给别人做饭的。你以后要当大官，让别人给你做饭，知道了吗？”她抱着儿子说。

为了保险，于智慧一共报名了3个考试，都是体制内的岗位。她觉得所有的过往都在将自己往同一个方向推。备考焦虑的时候，她会拉扯手腕上扎头发的皮筋，小臂被打出一片红色的印记。

班上有两个同学报了同一个岗位，但招录名额只有一人，成绩稍差的那个会在做题的时候突然大哭。教室在3楼，旁边有一个通往室外楼梯的小门，原本为了安全，封上了。开班后，封条很快被想要透气的学员们扯掉，他们三三两两地倚在楼梯栏杆上，地上一片烟头。

这也许是于智慧最后一次报名公考的培训班了，将近7000元的学费对她来说并非小数目。从小，父亲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她把不用的灯关掉。她会给前男友买零食，却不舍得给自己买，有时会因为错过了几包瓜子的优惠价气得在床上蹬腿。高中那会儿，她攒了1万元，父母拿走的时候跟她说，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没找她要过房租。有一次，大姑嘱咐她要“过日子”，意思是要节俭。她突然觉得委屈，大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过日子呢！”

王辰告诉身边的女同学，如果她们考上了，“能找到更好的对象”，“会被人撕碎了似地抢”。他的妻子也在体制内工作，职级比他高。刚结婚时，他在县里工作，妻子在市里。岳父岳母觉得他不如自己的女儿优秀。后来他努力考回了市里。这一次，他想着如果考上了公务员，岳父岳母对自己总该“高看一眼”了。

于智慧和正在做饭的母亲

共生

王辰在培训班的室友总叫他“领导”，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室友在县里，王辰在市里。采访时，室友会不断推辞说，不想抢了“领导”的风头。

在老家，王辰的工作和生活集中在新修的市政府大楼周边。这是整个城市环境最好的区域。大楼背后的山坡是新垒的，在当地，好的风水要有“靠山”。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王辰都要提着公文包，踏上17级台阶，进入那座从正面看像“黄”字的大楼——据说因为修建大楼时，市领导姓黄。根据公开资料，该黄姓领导在2011年因贪污受贿被调查，并免去职务。

王辰清楚，在老家的环境里，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他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考到城市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体制内工作。家里的房子从平房换到了单位宿舍，再换到现在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家具是红木雕花的，客厅里摆着一口一米多长的封闭鱼缸。

在王辰整个童年时期，父母的兄弟姐妹们为了到城里读书，会陆续住进他家，跟他挤在一张床上。他很小就知道，父母是对整个家族贡献最大的人，也是地位最高的人。他觉得，在一个家庭里，谁付出多就该听谁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辰的孩子今年两岁。父母早就帮他在老家买好了房子，就在自己住的小区旁边。他和妻子上班忙，没时间做饭，就每天带着孩子去父母家吃。在当地，王辰是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典型，是外人挑不出毛病的儿子、丈夫和父亲。

他觉得，“每作一个决定都需要牺牲很多别的东西”。大学同学中有人做了律师，王辰很羡慕，觉得对方始终在提升自己，而他长的“只有体重”。天天在办公室写材料让他觉得厌烦，“来来回回就是那些话”。

在公考面试培训班，王辰学到了很多“规矩”：面试时，身体要坐在椅子的前三分之一处，双手平放。不能染发，不能文身，不能戴饰物，最好不要谈自己在国外的经历，不能说人类控制不了人工智能，不能有“不正确的价值观”。不能大笑。面试是公务员考试的最后一关。

代价

在一门事业编制考试的前一晚，于智慧突然决定不去了。她觉得自己考不上，也不想做这份工作。她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被母亲打了几下屁股。但她“就是不想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父母把她所有的志愿都填报成教育或师范类的，但最终被调剂到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她觉得4年的大学生活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也很难有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毕业后，除了进入体制内工作，班上许多同学去做了互联网公司的内容审查员。

周围的朋友几乎都进入体制内工作了，有时于智慧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就坐在一起教育她，仿佛这是一场赛跑，她是最后一个还没有冲过终点线的。考上的朋友也替她着急，特意把她约出来，要“骂醒她”。舅妈想给她介绍周围同在备考的人交流经验，她躲在厕所里，直到舅妈离开。有一次，于智慧和父亲在大姑家吃饭，她烦躁地对大姑说“你想考自己去考”。气得父亲饭都没吃完，拉着她回家了。

大人们觉得她“不听话”。父亲有时在院子的藤椅上抽烟，于智慧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俩人常隔着一堵墙，背靠背坐着，不说话。于智慧讨厌父亲在家里抽烟，但是每次说出来，她得到的回应都是“怎么能跟大人这么说话”。她不理解：“难道大人就没有错吗？”

母亲希望于智慧穿得“像个女孩”，让她穿超过膝盖的裙子、紧身一点的上衣和高跟鞋。还要学点唱歌跳舞，以后单位如果有才艺展示的机会，领导也用得上。但她偏爱穿宽大的T恤和阔腿裤。有时候她化完妆出门，父亲会跟母亲说：“你看她化得跟鬼一样。”她就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化。

母亲只上到小学，日常看得最多的是关于解梦和算命的书。家里专门有一间小屋用来供奉“各路神仙”。于智慧嘲笑母亲“封建迷信”。

可于智慧“遇到害怕的事也会求一下老天爷”。她出远门之前一定不会剪指甲，考试前一晚也不洗头，因为听说“会把知识洗掉”。奶奶告诉她做了噩梦要对着西墙说出来，家里的西墙听了她许多噩梦。

父亲嫌豆角和肉价贵，她说，“一个大男人计较这些有意思吗。”她不喜欢妈妈帮弟弟洗澡的时候用她的拖鞋和毛巾。但她会认真地跟家人说，以后家里的财产都留给弟弟，反正自己结了婚，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张小龙曾说，由于公考的录取率低，报名的学生中其实大部分是考不上的。他不想把考上公务员作为课程的唯一目标。他觉得，学生在培训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巧，而是知识和学习习惯。最近几年，他开设了各种类型的网络公开课，讲哲学，讲《论语》，讲时事。他一直在课上说，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体制内像个围城。”班上有学员这么说。教室两侧的桌子直接抵着墙，墙上贴着学员编号。每一列课桌中间的过道只能容身一人。

培训班的老师见过很多连续考了多年公考依然没有“上岸”的学员。他们觉得，其实公务员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如果没有考上，可以试着找其他的工作。有位教面试的老师原本就是一名公务员，但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也想靠自己的能力买房，体制内的收入水平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就辞职了。

于智慧不觉得自己有别的选择。放弃考试之后，她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玩手机，直到母亲回家做饭。她觉得待在家里很压抑，又不知道能去哪里。“不敢迈出那一步。”于智慧穿着睡衣，瘫在沙发上。“至少在家有地方住，有人做饭，也挺好的。”

考生们正在排队等待面试入场

家的另一面

于智慧的父亲于峰喜欢在院子的鱼缸旁抽烟，看着鱼儿跳来跳去，一天能抽一包。他是当地一家私人矿石厂的会计，“就是给老板记记流水账，能看明白就行”，每月能拿4000元。这是全家几乎所有的收入来源。他的上一份工作是一家玻璃瓶厂的仓库保管员，干了几个月，一直没领到工资，就走了。“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于峰把烟灰弹在地上，旁边散落着儿子的玩具。

他15岁就学会抽烟了，那年他刚初中毕业，进入一家国有汽车配件厂工作。进厂考试的时候，有一大半都是厂里的老职工子女，有人不会答题，就在考场给每个人发烟，考官也不管。那会儿“大家都爱往企业跑，当工人”。有的国企里还有专门的水龙头，每天会在固定时间流出汽水。

于峰以为之后的日子会跟汽水一样甜。一开始他在厂里做锻工，全身只有眼周和牙齿是白的，大姐心疼，就帮他找关系，转到了质检科。直到2001年开始跑销售，于峰的月收入才过千元。

结婚后没多久，妻子所在的服装厂就破产了，妻子连遣散费都没拿到。后来，她只能在一些私人的服装厂帮忙，按件计费，一天赚三四十元。有很多年，在服装厂工作的妻子没穿过新衣服。她把厂里的瑕疵品带回家，给孩子穿。有时孩子想吃西瓜、榴莲，于峰舍不得买。在游乐场，他会告诉儿子，“花钱的东西不玩”。前些年，他每周都会买彩票，总想“中个大的”，可现实是中的奖金从没超过50元。2008年，于峰和妻子从村里搬到了现在的房子，买房花了19.7万元，12万元是借的。

家里好几个灯是光秃秃的灯泡，洗手台是水泥垒的，卫生间墙面的瓷砖只贴到了头顶，马桶上方的天花板裸露着钢筋，厨房用的调料都堆放在灶台下面的地上——在这个家，实用是第一位的。无处不在的“福”字是为数不多的装饰。

院子里一间小小的平房是于峰给哥哥盖的。哥哥生下来就是脑瘫，不会走，也没法自己洗澡，整天在小房间里听收音机。于峰的母亲和哥哥一直和他一家住在一起，直到儿子出生，家里顾不过来，大姐就把母亲和哥哥接了过去。于峰一直觉得，大姐和大姐夫是他的恩人。他从不敢反驳他们的话，“哪怕是错的”。

于智慧顶撞大姑，他格外生气。“她也不想想，没有她大姑，咱家哪还能撑下去。”于峰说。于峰不爱和女儿说话。在于峰的记忆里，父亲也不怎么跟自己说话。

他算过了，一家四口一年的开销大概需要8万元，现在的收入远远不够。前几年，于峰所在的那家国企改制，员工从600多人降到了100多人。改制之后，他的办公桌上再也没长时间放过什么私人物品，“心理上没有归属感”。客厅的墙上贴了几张儿子识字用的动物图案，胶带上印着工厂的全称。这是他工作了30年来几乎所有的证明。后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有时于峰会想，等过几年退休了去新疆、西藏转一圈，但他心里明白，“实力不允许”。“人不是光为了自己活着，不能随心所欲。”他笑了笑，“咱们小老百姓，想想就罢了。”

于峰不想让于智慧走自己的老路。他希望女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至于像他和妻子一样，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于峰的大姐觉得他在记者面前说这些话丢人，把他骂了一顿。于峰没注意，一直坐在一旁不说话的于智慧突然跑进房间，哭了。

自由

2020年8月29日，山东省公务员考试全部结束，王辰考了本岗位第一。未来，他的每月工资会涨1700元，也将被调到更理想的科室。

按照他的计划，等自己在体制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源，就转行成为一名律师，开一间自己的律所，到更大的城市生活。

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唯一一条是，不能接受孩子丁克。他不想晚年孤单。

于智慧没有通过笔试。公考结束后，她经常梦到自己在答题。题很多，她怎么也写不完，最终在惊惶中醒来。

后来，大姑帮她找了一份在小学代课的工作，教一年级语文，一个月2000多元。如果想转正，还是需要通过考试。那所小学是于智慧的母校，她和那位曾经说自己“臭美”的女老师成了同事。

她始终觉得自己“不配当老师”。跟培训班一样，班上的小学生也是两人用一张长桌，墙上的蓝色大字写着“做优秀娃”。她不确定自己能让这些孩子有多“优秀”，才能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有足够的勇气选择自由，并承担随之而来的代价。

(注：文中王辰、于智慧、于峰为化名。韩萌、田宇、邵真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记者 玄增星

摄影/邵真

编辑/毛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