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亲友互助小组”的微信群里，十余名自杀者亲友为逝去的亲人举行了一次集体悼念。

18年前，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亲友互助小组”通过北京青年报刊发了一则短小的招募启事，寻找相同遭遇的人们，启事所占的版面连一个“豆腐块”都不到，但仍有三个家庭应招而来，希望能够排解他们心中的哀伤和疑惑。

从2002年12月28日成立至今，“亲友互助小组”已招募200余名自杀者亲友参与活动，虽然一个活动无法让他们一劳永逸地从失去亲朋的痛苦中走出，但与有相同经历和心情的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亲友都能透过对生命的全新认知来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自杀者亲友是自杀高危人群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超过80万人，也就是每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这已成为全球15-29岁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每一例自杀约引起135人居丧反应或深受影响，即自杀行为每年会波及约1亿800万人。

9月8日的这次集体悼念，是“亲友互助小组”在疫情之下采取的一种线上的为逝者悼念的方式。

“从理论上来说，失去亲人的哀伤期大约需要3到6个月才可以度过，但有的人可能会达到一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和理解，不要强求亲友忘掉这些事情。”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亲友互助小组”的心理治疗师也是小组的组织者之一的郎俊莲老师说，人总是希望与逝去的亲人保持一个连接，但要维持原有连接已经不现实，在悲伤的历程中重新与逝者建立新的连接方式，集体悼念能够让亲友们找到一种新的连接方式。而且对于生命来说，用自杀的方式去终结，对亲友来说带来的打击很大，所以，在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亲友们一起来寄托哀思，情绪上会好很多。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此前的研究显示，在对自杀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具备以下八个因素的人自杀危险性显著增加，包括抑郁程度重、有自杀未遂史、死亡当时急性应激强度大、生命质量低、慢性心理压力大、死前两天有严重的人际关系冲突、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自杀行为。其中占有上述4至5个因素的人中自杀率达85%，6个或更多因素的人中自杀率则高达96%。而自杀者亲友群体天生的就占有其中的至少三个因素，因此也被认为是自杀的高危人群。

正因为此，2002年12月3日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后的第25天就组建了“亲友互助小组”。18年来，“亲友互助小组”招募了超过200名自杀者亲友参与活动，帮助他们走过悲伤历程，找到新生命的意义。

亲友小组里没有歧视 用接纳打开失子母亲自责的心结

赵丽芳（化名）是“亲友互助小组”的第一批亲友，她的儿子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自杀，刚刚20岁的青年结束了看起来前程似锦的人生，苛责自然而然的降临到了父母的头上。这位母亲无法接受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就好像是她亲手害死了儿子。她不得不逃离老家，偶然间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亲友互助小组”的消息。

“在这里，我们给她尊重、接纳、理解，让她敞开心扉。”亲友小组心理咨询老师告诉这位妈妈，夺走儿子生命的是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而不是她的行为，自责和内疚心情可以理解，“您已经在当时做的足够好了，儿子的离开，不是您的错，谁也不能24小时的去关照他，因为谁也不知道抑郁症何时会夺走他的生命。”

慢慢的，赵丽芳卸下了心中的包袱，她开始意识到，自责无法挽回儿子的生命，亲朋好友的指责像一把刀子在她的心理刻下了一个个栅栏杆，将自己关在里面。

郎俊莲说，来“亲友互助小组”参加活动的亲友普遍面临的问题就是一种孤独感。中国固有的社会文化对于“自杀”二字的接受度很低，且带有负面的评价，因自杀事件的发生，自杀者的亲友可能会相互指责；家庭里也可能会出现相互攻击；“如果那天自杀者的亲人突然因为什么事情笑了，他都会自责。”所以很多时候亲友都不愿意对外提起自杀。但这样的环境下，给亲友带来的却是一种孤独感和歧视感，尤其在农村面对邻里私下的议论，指指点点更多，这些都会给自杀者亲友带来伤害，有的亲友无法忍受这些，就只能远走他乡生活。

从概念的角度来说，“亲友互助小组”中的“亲友”，指的是身边有朝夕相处的人自杀，包括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或者同事和朋友，都可以被定义为“亲友”。在欧美国家将其称为“自杀者亲友”，中国港台地区则称之为“自杀者遗族”。郎俊莲觉得，这些称呼仍会给小组活动参与者一种贴标签的感觉，因此应亲友的意愿，将小组的名称改为“手拉手心连心亲友互助团体”，主要提倡“亲友互助”。

悲伤经历不愿意说可以不说 倾诉并得到理解是一种良药

“亲友互助小组”的活动方式，一般是通过媒体发布信息招募亲友，参加活动的亲友可以在小组里诉说自己的遭遇，其他小组成员尊重、接纳不加评判的倾听以及诉说自己在面对类似情绪的经验，需要的时候心理专业人员会给予必要的心理知识解答。因为亲友们可以共情，能够相互理解，因此这里谈论的话题虽然有关生死，但却没有孤独和冷漠。

“亲友互助小组”对于每个人的发言也设置了一些规则，比如不能评判，要尊重逝者和家人的选择，最重要的一条是：不想说的可以不说，决不能强求。

杨春萍（化名）是“亲友互助小组”多年来最忠实的成员之一，她在人生中的不同阶段经历了多次亲友自杀的打击，她第一次来到“亲友互助小组”的时候，是一个满脸愁容的中年妇女，根本看不出其身上曾有的她那个年龄段少见的高学历。

“大家好，我叫杨春萍，谢谢”。这是杨春萍在首次小组活动上唯一的发言，声音小的几不可闻。无论其他亲友如何诉说自己的经历，杨春萍始终一言不发，但是每次参加活动她都会来。杨春萍也是心理援助热线的多次高危来访者，她拨来电话时求助的语气，就像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她会跟心理援助热线说：“我饿，我不知道该怎么吃饭。”

郎俊莲说，小组活动的形式主要就是通过倾诉来舒缓情绪，但来参加活动的亲友，如果不想说自己的故事，绝对不能强求，要给予足够的尊重，所能做的只有陪伴。

经过几次活动后，杨春萍开始偶尔提起自己的身世，比如她的丈夫去世，比如她因此患有心理疾病，她痛苦、失眠、多次尝试自杀。直到有一天，杨春萍和信任的心理工作者单独共处一室的时候，她才开口将自己一生的不幸故事讲述出来。

自从将自己的人生遭遇倾诉出来以后，郎俊莲能感受到杨春萍身上的变化，她可以按时就医服药，每次小组活动都能够积极来参与，小组活动中，发言更多，脸上也有了微笑，后来，杨春萍也开始主动回应其他亲友的遭遇，“不仅仅是劝解，而且她还能说到点上，很有专业素质。”郎俊莲说，“亲友互助小组”可能是很多人身边唯一能够公开去诉说自杀事件和生死观点的地方。如果把“亲友互助小组”看成是一个学习认识生死的学校，杨春萍就是这个学校的六年级学生，很多第一次来到小组的亲友，就是一年级的学生，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学习，需要六年级的学生来帮忙，给他们传授经验和教训，这种效果就是“你说的我懂，我能理解，我当初也是这样。”

找不到母亲自杀的答案 但通过小组能改变人生态度

“亲友互助小组”成立十八年来，有的人离开有的人继续坚持，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在这里成功的走出亲友自杀的阴霾。“有没有失败者？”面对北青-北京头条记者的问题，郎俊莲觉得“失败”二字谈不上，应该说至少也会有收获。

悲伤难释怀，摆脱孤独的痛苦，获得理解，敞开心扉去倾诉，这是自杀者亲友们参与活动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参与者希望通过与其他亲友的交流，找到家人自杀的原因。

但，这谈何容易。

在“亲友互助小组”的一次活动中，郎俊莲发现在活动室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男子，头发又油又乱，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他一直在门口徘徊，不进来也不离开，活动开始后似乎又在门口侧耳倾听亲友们的发言。

年轻男子赵凯（化名）说，自己来这里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养花。亲友们问他，为什么要养花？为什么要来我们小组里找养花的人？养这个花对你意味着什么？大家都能看出来，“养花”只是赵凯的一个借口，但没有人戳破他，直到他自己将原委说了出来。

赵凯与母亲相依为命，没想到母亲突然自杀身亡，临走前母亲给他留下了一个存折让他生活，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自杀，他看到“亲友互助小组”的招募，想来这里跟亲友们探究母亲离开的真实原因，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他看到了母亲留下来的花，便以养花为名来小组里寻求帮助。

针对赵凯心中的疑惑，亲友们都在回答他，但没有一个答案是他满意的。“这不是我想要的，下次我不来了。”虽然赵凯这么说，但亲友们发现，每次活动的时候，赵凯还会来，还会在门口徘徊倾听，有时候会进屋里坐着，有时候会搬把椅子坐在门外，有时候听着听着抬屁股就走。

就这样，时间过了三年，在一次年底的联谊会上，赵凯带来了很多果品和零食邀请亲友们品尝，他说：“三年来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但还是觉得这里很好，大家也很好，谢谢大家三年来的关照。”

郎俊莲至今还记得，赵凯最后一次来小组说这些话道别的时候，似乎略显失望，但那天他的头发是梳洗过的，，穿的衣服是干净的，人也显得很精神。

亲友小组必须要活下去 亲友们还要救更多的人

有变化的不仅仅是赵凯。十八年前小组第一批亲友里的那位母亲赵丽芳，后来也断断续续的跟小组有着联系。她参与了小组的几次活动后，在心理老师和其他亲友的陪伴和协助下，慢慢打开了心结，她意识到抑郁症这个病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深刻感受到亲人离开带来的痛苦，为了预防悲剧再发生为了让更少的父母经历丧子之痛，她勇敢的站出来通过媒体发声，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还开通了热线帮助抑郁大学生走出困境，帮助那些患有抑郁的大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把很多年轻的抑郁症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杨春萍现在坚持服药，并且还为残联做志愿者，帮助有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的残疾人走出困境。她还加入了很多QQ群，帮助抑郁症患者、自杀未遂者或有自杀念头的人，如果看到有人采取危险举动，她会去“劝生”，会寻求警方的帮助。每次救下来一条生命，她兴奋的感觉就好像救活的是自己。她说，自己想死了这么多次，最后都没有死成，是上天想让自己换一种方式活着。

亲友的离世给杨春萍带来了人生的急剧转折，通过“亲友互助小组”的帮助，她在生命的晚年重新开启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他们从伤痛者变成劝生者，需要有强大的内心。他们这么做，说明他们已经翻过了这座山，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充足的能量，去帮助别人翻过生命的这座山。”有的亲友也说，他们去参与公益活动，宣传预防自杀的知识，其实就是希望不要将这种痛苦传递下去。

十八年来，“亲友互助小组”就好像一辆列车，人来人往中，有的人的路途很长，有的人的路途很短，有的站上来很多人，有的站只上来一两个，有的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一些长期参与活动的小组成员说，这辆列车一定要继续开下去，哪怕这一站没有人上车，但不知道下一站又会上来几个人，“我们这个小组必须得活着。”

亲友们觉得，活着就要有所寄托，后来开展活动，除了惯常的讲故事之外，他们还加入了绘画、音乐、户外甚至包括喂养医院里的流浪猫的活动，亲友们还会在中心小院种菜，就好像在呵护生命一样。盼望着秋天的时候——就是现在的这个季节——有收获。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