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日是世界清洁地球日,如何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每一个人关注的话题。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多方采访了旅游爱好者、珠峰登山人、公益组织创始人、法律人等,讲述他们是如何关注环境问题,如何让更多人一步步关注到环境问题的。
一些旅游和登山爱好者已经转变成环保志愿者,而一些公益组织和执法者正成为实际上的“环境守望者”,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坚守,换来更多的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我们才能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春白雪。
转变
推广环保理念 旅游爱好者合力创办“美丽公约”
柯庆峰是一名关于户外运动方面的媒体人,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最多的内容,都是关于自驾出游、登山、徒步,以及在珠穆朗玛峰附近捡拾垃圾等公益工作。
2013-2014年初,个别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被海内外媒体不断曝光,中国游客名声受到极大影响,这一现象引发网络和媒体关注。作为旅行爱好者,柯庆峰和好友史宁等商议之后,联合创办了一个名为“美丽公约”的公益组织,旨在希望外出旅游的人都拿出行动,文明出行,关爱环境。
史宁回忆说,美丽公约成长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在西藏进行此类工作尤为困难。在当地环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志愿者们联络、运输、监管难度极大。从2013年至今,美丽公约的志愿者都是由旅行爱好者或从业者转型而来。
2015年美丽公约组织的云南大理“擦亮天路”行动,清理滇藏公路上的垃圾,由于社会反响很好,活动过后参与的游客呈几何式增长。随后,美丽公约推出“蓝丝带活动”,将蓝丝带作为文明旅游的象征,鼓励更多的游客系上蓝丝带,成为文明旅行的践行者。
柯庆峰说,参与的志愿者有学生、驴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向游客推广环保理念,目前仅仅在西藏就发展了10多支志愿者队伍,志愿者在各个景区清理旅游者遗留的垃圾。“驴友在景区和山上随意遗留的方便袋、食品包装、烟盒烟头、饮料罐,这些垃圾都很常见,主要是缺少环保意识造成的。”
史宁也告诉记者,美丽公约的志愿者仅在西藏灵芝地区就有5000人以上,平时主要清理318国道公路沿线的垃圾。
在采访中,史宁对志愿者的安全十分担忧,“沿路有游客将垃圾扔到悬崖下,我们志愿者就得绑着绳子到悬崖下去捡,还是比较危险的。”
游客
除了脚印 驴友什么都不应该多留下
2016年起,西藏登山队队长尼玛次仁成为“美丽公约”的一分子。这位藏族汉子已经有了数十年的登山经历,他见证了珠峰和“美丽公约”的变迁。
2016年,尼玛次仁带着十几人的队伍绕着318和219国道沿线捡拾旅游者遗弃的垃圾。尼玛次仁说,“那时候多是饮料瓶、塑料袋这种白色垃圾,它们在西藏这样一个高海拔地区很难被分解处理。”
而到接受记者采访的2020年,已经有1万余人投身于美丽公约组织的活动。
对尼玛次仁而言,美丽公约中最有意义的不仅仅在于志愿者进行的垃圾清理和分类,更多的是带动了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参与,也意味着一种环境教育和推广——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
很多人对尼玛次仁所做的事情并不理解,认为费事又得不到好处,但尼玛次仁仍在坚持,“就是为大家和子孙后代着想,想为保护地球做一点贡献。”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珠峰垃圾遍地的说法,美丽公约创始人之一柯庆峰说,这并不属实,那些在珠峰等地登山的特殊人群,大部分都接受过关于环保知识的培训,组织的人也会有意识地避免留下垃圾。
“珠峰的登山大本营和游客大本营不会有太多垃圾,产生垃圾比较多的地方多为观景台附近。”柯庆峰说,在包括珠峰在内的全国各地观景平台上都能看到烟头和饮料瓶等垃圾的身影,“我们很庆幸拥有珠穆朗玛峰,它对人类生活的环境和气候作用很大,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做更多的工作。”
柯庆峰说,美丽公约在2017年之前就邀请著名登山人夏伯渝作为公益大使,2020年8月,包括夏伯渝在内的多名志愿者,在珠峰大本营和观景平台捡拾游客留下的垃圾,其实是以此向大家传播文明出游的理念,“除了脚印,什么都不应该留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柯庆峰和多名自驾出行的志愿者正沿着318国道川藏线部分,从成都开车至拉萨,进行“擦亮天路”活动,该活动在9月9日结束。
案例
一次公益诉讼 曾让被起诉对象共同承担5.69亿赔偿
有公益组织号召游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组织在其他方向进行拓展和探索,所以,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公益组织努力的方向也并不相同。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在其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注重发挥科研与公益之长,持续专注于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成为国内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之一。
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兼法律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马勇告诉北青-北京头条记者,从2015年之后,因为有法律明确支持,所以中国绿发会已提起了100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涉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各个领域,如海洋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特别在生态环境被破坏方面,中国绿发会进行探索拓展,提起了涉及珍稀濒危动植物以及包括湿地等生态系统被破坏后的环境公益诉讼,甚至对影响比较大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后也成功提起了公益诉讼。
一些足球场大小的排污池,有的注满墨汁样的液体,有的是暗黑色的泥浆,上空还飘着白色烟雾。这是腾格里沙漠腹地曾经招商引资建起的工业园区,而污水都被排进沙漠深处。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腾格里沙漠被污染事件,在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后,我们对涉案的8家污染企业提起了公益诉讼。”马勇说,中国绿发会要求被告承担土壤、环境、地下水等的修复费用。
经过艰难诉讼,一审二审都因为“主体不适格”而被驳回,该案一直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认为我们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而且成为一个经典案例,涉案的8家企业被要求承担了5.69亿赔偿,用于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马勇说。
另外一个让马勇难忘的是“常州毒地案”,2016年,江苏常州市一所学校数百名学生体检查出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症状。学校附近正在进行土壤修复施工的“毒地”成为学生家长怀疑的对象,此地曾先后被三家化工企业使用。随后,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中国绿发会对造成污染的化工企业提起公益诉讼,要求三家公司承担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修复责任。
“当时一审判决我们败诉,两家原告需要共同承担189.18万元的案件受理费……”马勇说,维护跟自己机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公共利益还需要承担巨额诉讼费,这一事件引发广泛社会争议。在二审之后,法院对案件进行了改判,“对于二审结果我们仍不满意,已经向最高法提起了申诉并得到受理。”
还有一起在网络平台销售所谓“年检神器”的案件,有商家非法销售可以“帮助”车主顺利通过车辆年检的设备。“我们对商家和淘宝网提起了诉讼,一审判决商家需要承担350万元的环境修复费用。”马勇说,中国绿发会仍要求作为平台的淘宝网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在二审基本维持原判后,中国绿发会已向最高法提起申诉并得到受理。
感受
环保诉讼增加 北京蓝天多了
提起“清洁地球”保护环境,有一个人体会最深,他见证了环境保护公益诉讼越来越多的历程,他就是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马军。
记者了解到,北京四中院除了日常案件的审理,还负责京津冀地区等的环境污染类公益诉讼案件,而民事审判庭庭长马军就是“环境污染案件”方面的审判专家。四中院从2016年至今已经受理了公益诉讼27件。
“根据2019年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的数据,2019年全国环保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共有179件被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为2309件。”所谓的公益诉讼,就是检察机关或者民间公益组织为了大众利益,为保护环境而提起的诉讼,马军向记者介绍,“我们受理环境保护方面的案件包括大气污染(企业大气污染、汽车尾气排放污染等)、固体废物污染、居住环境污染、绿地湿地生态保护方面的污染、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等,甚至包括网络订餐平台过量使用一次性餐具等造成的污染,从绿水青山到网络环境造成的污染都存在。”
检察机关和民间公益组织行动起来,向污染环境的公司、个人开刀,这一类环境保护案件的增加,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大家对蓝天白云的向往。
马军说,随着公众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环境污染类案件虽然没有其他案件数量多,但是每一个案例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在之前审理过两起关于汽车尾气排放方面的案件,有两家企业生产的汽车由于不符合北京的排放标准,企业不但要把不符合排放标准的汽车召回,还要从技术方面进行提升和改进,承担空气污染修复方面的社会责任,比如设立环保慈善信托基金、设立免费充电桩以及在指定位置进行植树造林等。”
说起部分企业污染环境后被法院要求植树造林,马军表示,因为受限于环境和病虫害等影响,接受惩罚的企业害怕达不到百分之百成活的标准,都会比需要种植的数目多种出一些,“比如你要求企业种植100棵树木,而且必须成活,他们种植的时候就可能会种植120棵。而且,事后也会不定期有人进行监督检查。”
让马军印象深刻的一件案子,是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家污染企业,被当地政府要求关停之后,仍在偷偷生产,“我们办案的法官闻着味儿就能找到这家企业,当场向他们下发‘污染禁令’,要求企业立即整改,达不到排放标准就不准继续开工。后来判决的时候,也是要求他们为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责任。”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保护环境、清洁地球,让人们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马军坦言,在他和同事们的眼中,最近几年在北京最直观的感受是,“随着环保案件的增加,北京的蓝天白云越来越多,雾霾天越来越少。”
实习生 汉雨棣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振杰
编辑/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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