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经过中央机关和各省市监察机关、公安部门等多方合作，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2014年至2020年6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包括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075人、“红通人员”348人，“百名红通人员”60人，追回赃款196.54亿元，有效削减了外逃人员存量……
颠沛流离与病痛交加、妻离子散与精神煎熬……是外逃归案人员在海外的真实写照。
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和切身教训，诠释了外逃生活的艰辛与凄惨。
红色通缉令，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有天网行动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你是谁，你能藏住，天网行动以后，你就藏不住……”
黄玉荣，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书记。
在“天网行动”启动后的八个月后，外逃十三年的黄玉荣忽然回国自首，她也是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红通人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发布后，黄玉荣的名字和照片一夜之间出现在当地所有的华文报纸上，恐惧之下，只能不停转移住处，这让本就艰辛的生活一下陷入绝境。
渐渐地，这种奔波让黄玉荣感到继续盲目坚持下去的艰难和无望。看到五部门敦促投案的公告以及家人的劝说信后，她的内心越发纠结和犹豫了。内心的天平在无数次摇摆不定后，她最终回国投案。
被捕后的黄玉荣曾亲笔写下反思信：“国外也不是人间天堂，像我六十几岁孤身漂泊天涯的女人，生活上、精神上处处艰难，又在移民身份上面对美国移民局的指控，移民官司进行长达10年之久……13年在美国生活的艰辛，不是用几页文字能表达叙述的，我曾写下几十本的日记，记录下凄风苦雨的每一天，字字行行都浸透着血水、泪水……”
面对被公开的高压态势下，黄玉荣案并不是孤例。
“我担心‘红通’会使我失去在美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被华人圈抛弃……”
钱建芬，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
逃亡期间，被告知要对她发布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她就“坐不住了”，外逃的心理压力和被冻结的经济支持，让她逐渐失去了逃跑的动力，而那张“红色通缉令”亦成为压倒她侥幸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她选择回国自首。
风雨逃亡，抵抗不住内心防线
“出去两三年就想回来了，毕竟语言不通，又没有亲人……”
莫佩芬，原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逃亡前，当她得知丈夫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时，敏锐的反侦察能力让她意识到危机来临，于是，她瞒着所有人为自己作了周密的出逃计划安排，并将受贿的一部分钱转移到国外。
逃到国外的莫佩芬凭借自己的生意头脑和交际能力，找到了工作、获得了身份，甚至还有了房子和车子。
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可她却更加空虚和焦虑了。
逃亡的这几年里，莫佩芬每天被恐惧与空虚支配，国内有家不敢回，想家了也不敢打电话。随着年龄增长，混混沌沌的逃亡生活已逐步吞噬了她的健康，身体每况愈下。
最终，不希望在国外了此残生的她，主动回国投案。
逃亡生活颠沛流离，有的人像莫佩芬一样不想在外国了此余生，有的人宁可客死他乡也不愿回国。
“不要找我了，不回国了，就要客死他乡。”
肖建明，原云锡集团董事长(云锡集团，从一家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崛起为“世界锡业之王”)。
在劝返初期，肖建明抱着宁可死在异国他乡、也不回国的决心。但他却高估了自己。起初，肖建明在国外生活条件优越，吃喝不愁，但由于在国外不能全面了解国内抓捕情况等方面的进展，他内心深处始终有顾虑。
“精神极度紧张，看到警车绕行，每天时刻关注国内新闻动态，托朋友打探国内情况……”这就是他每天在国外的真实写照，所有的这份苦和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最后，七年风雨逃亡，抵抗不住内心防线的肖建明，还是回国投案了。
避罪天堂，最终只是一场梦
一些腐败分子抱着“海外即法外”的侥幸心理潜逃到境外，他们为了多上一道“保险”，还会在逃跑前，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外国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
海涛，原铁道部运输局营运部调研员，在退休前十年，违规获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权，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国国籍，是典型的“裸官”。
本以为有了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但在逃亡的日子里，他的相关资产被清查冻结，经济来源被切断。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海涛步履维艰，他再也不能把那当做“避罪天堂”，只能回国投案。
逃亡前后生活的极大反差，刘宝凤尤为感触。
刘宝凤，华泰证券公司深圳营业部总经理。
逃到国外的他，本以为可以轻松自在，没想到如意算盘却打错了。由于相关资产均被冻结，为了生计，他只能去汽车修理厂打工，又脏又累的修理工作，与他当年在证券公司的风光简直天差地别。
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况，经历十几年痛苦的逃亡，刘宝凤最终主动投案并积极退赃。
事实证明，
海外不是法外，逃跑没有出路。
天罗地网之下，出逃终将无路可逃。
编辑/熊颖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