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存有一册九十八年前一位先生写的日记，我急切地希望能找到作者的家属或有关单位，将这本日记手稿，物归原主，但我也感到十分愧疚，对不起作者。对于这本日记，我当年也曾想过各种办法，企图弄清日记本的作者，将日记手稿原件奉还，但因找不到准确的物主，不敢随意处置。而后我因忙于面临的工作和写一些急切要写的稿件，无奈中，就将它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遗憾的是日记的作者恐早已不在世间了。
疫情期间，宅在家中，我在清点旧稿时，偶然又看到了它——这本日记，才恍然大悟，因而写此小文，并希望能得到谅解和找到物主。
日记手稿本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八十年代初本人曾在《北京晚报》上写过一篇《为鲁迅先生篆刻印章访八旬老人——刘淑度女士》，稿发后第二天，《北京晚报》记者反馈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关注，接到不少读者打来的电话。其中一位是京华印社的社长宋致中先生，本人对这位先生素不相识。宋先生曾专程来到我工作的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找到我，说感谢我写那篇文章，使他找到他多年失去联系的师傅，并送给我二本书，一为《中国新文学大系》预约样本，另一本就是这本日记。他告诉我这是他从造纸厂的废纸堆中找到的，并说“这可能对你研究鲁迅有帮助”。那本日记本当时从表面看已破损，封面和封底全无。但我深知它是经受过劫难、被抢救出来的物件，因而更知其珍贵。本人接受了宋先生的这份厚礼，表示由衷地感激并说一定要妥为保存。
《日记》本的状况
日记本的外壳虽然受到损坏，但所幸日记本本身还是完好的。看起来它原来应当是一本非常讲究的日记专用册，名为“中华民国十一年国民日记”。目录注明书内有“节气星期表”、“阴阳历参照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十二月收支一览表”、“繁利息表”、“全国县名表”等，名目繁多，计有三十余项。
日记的书写很特殊，有用毛笔书写的，更有用紫色、蓝色、红色钢笔书写的，还有用红色、蓝色和变色铅笔书写的，字迹尚清晰，全册无署名。为弄清日记的作者，本人曾求助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朱正先生，朱先生曾依据日记中提供的有关人物线索，对照查找有关史料，如提到胡适则查《胡适日记》，提到郑孝胥情况时查找《郑孝胥日记》等等，均未找到日记作者的确切名姓；本人也曾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资深记者姜德明先生和资深学者王湜华先生（王先生是著名作家王伯祥老先生的公子）。王湜华先生与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均有广泛的联系。先生们都为此遍查有关资料，仍未查出日记的作者。无奈，当时本人只得暂时将其妥存，期待将来能有所发现。
日记文本揭示真相
疫情之中，本人宅在家中，静下心来，又重新仔细阅读日记。经过考证本人以为，这本日记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商务印书馆的成员，这本日记是他工作的手记本。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最闻名的出版机构，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创建于上海，尔后在上海设立总馆。它最初是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它以“倡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一百二十三年来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
据商务印书馆史料记载，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在湖北汉口开办第一家分馆，进而在各地广开分支书馆，大致有40多家，遍及国内各大城市远至海外新加坡，这些分馆在书店服务之外更多成为知识界、教育界人士乐往交流的好地方。
统观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对照这本日记，可以证实作者所在单位，应是在商务印书馆总馆领导下的北京分馆，仅举日记中的几则即可说明：
（一）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的联系
一月二日记：“取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同学录一本，交伯恒稍送上海总馆”。
三月九日记：“上海总馆函为北京指南稿，待查之件，即找戴之，请其速办”。
三月二十七日记：“上海商务馆函复，此时补《四部丛刊》《范文正公集》，不能办，须俟将来印单本时，待告通俗图书馆。”
四月三日记：“午后访梁声之，仍为北京指南稿事（上海又来函，即转交）”等等。
（二）两则日记展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工作和活动的概况
四月七日记：“下午四时去津，四时廿五分开车，七时十分到津。”
四月十日记：“到新旅社访胡适之谈多时，又到模范小学访刘竺生谈多时，访陈爵莊未遇（刘赠予学校概况等）。
到津馆，到教育厅略听梁任公讲演，访李子勤略谈，并取得会员录二本，又访汪一广。
到扶轮小学访王平甫谈多时，在霞飞楼吃午饭后，到旅馆拜会员，到南开学校访罗辛田谈一小时。”
四月十一日记：“午后到各旅馆拜客，在金台旅馆遇邵亚芩谈甚久，到扶轮中学访建武谈。
晚由商务、中华两处即办欢迎中小学会议会员，于青年会，七时半开会，十时半毕，会到者五百人，今须是由孙子文代为主席，中华演图书机，商务演电影四片，另备茶点。”
此次分馆活动历时五日，分馆成员一一拜会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还广泛联系教育界，中小学教职员，召开联欢会，传播知识，增进友谊。
（三）日记中所现作者身份的一斑
一月三日记：“上国语讲习所上课”
一月二十日记：“午到国语讲习所行毕业式予幸取列第三。”
三月十三日记：“与白蔭波到教育部，予代表本馆慰问索薪教职员。”
三月十九日记：“又到体育社选举职员，予仍当选为评议员。”
七月十四日记：“到教育会开临时会，决定设立研究编著股执行股，予被举为执行股员。”
十月二十五日日记：“晚开本馆第一次会议，宣布职务分配及各种规则。”
所记职务虽不多，但已可以肯定，这位日记作者应当是这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之一。
（四）日记内容简述
这本日记是作者的一本工作手记，所以有各种不同用笔的笔迹出现。它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工作的实绩。按书馆工作常规来说无非是售书、收银甚至是催交欠款等工作。但从这位先生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远不只这些。他从始至终地深入各项工作的基层。从学校的领域来说，作为北京分馆的负责人，他踏遍了北京市各中小学和一些专业学校，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一一和这些学校的领导去面谈，甚至对这些学校校长的更替，他都了如指掌；对于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做更广泛的接触，为他们服务，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正是这位先生工作的重点。
日记中记录了诸多的事例，先生联系的人物繁多，由于本人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了解，仅举其中知晓的人士，其中就有：胡适、蔡元培、舒舍予、钱钧夫、郑孝胥、杨树达、叶恭绰、朱逷先、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如十二月二十五日记：“蔡孑民来嘱代买金石萃编、劳乃宣遗著”；十二月二十九日记：“致蔡孑民函附金石萃编、山海经图著并告劳乃宣年谱无卖”等等。在日记中还多处记有与老舍先生的联系，如三月二十七日记：“舒舍予函谢明日之饭局”又六月二十五日记：“访舒舍予收名片二盒，面交”等等。
先生不只承担书馆业务，还承担许多社会工作，如教育部安排去慰问索薪教职员，再如三月十六日记有：“午后到教育会开评议会，被推荐代表调解学潮”；还多次记有接待来访者，如十一月一日记有“早同四川到京之李念吾、游子九参观高师附属小学。”等等。
一桩桩一件件的工作，体现了作者对事业的执着，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这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宗旨——“倡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具体体现。先生倾注全心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是我们商务印书馆人的楷模，令我们这些后人由衷地钦佩。这本日记的留存将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最后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位抢救文物的宋致中先生，至今已经和先生联系不上了，不知先生现在可安康！
文/叶淑穗（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