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1562），对大明朝而言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年五月，专擅朝政、窃权罔利近十五年的内阁首辅严嵩被嘉靖帝下诏罢官，松江府华亭县人徐阶继任首辅，朝政为之一新，天下臣民欣欣然望新图治，尤其是华亭人更是为家乡出了第一个内阁首辅而万分自豪，却无人注意到就在一个月前，邻县上海城南的太卿坊徐家降生了一名男婴，取名徐光启，而日后他给上海乃至松江府这片土地带来的是更无与伦比的荣耀。

入仕

徐家祖上亦农亦商，本称殷实，但历经倭乱等变故，传到徐光启的父亲之时家道已然中落，全家靠着母亲“早暮纺绩，寒暑不辍”（徐光启《先妣事略》）维持生计。家境虽然贫寒，但是徐家上下对孩子的教育却从不怠慢，徐光启八岁时入龙华寺私塾读书，“比束发，出外就傅，敏而好学。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徐文定公行实》）。万历九年（1581），二十岁的徐光启考中了金山卫学的生员，即俗称的秀才，在科举之路上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青年才俊了。中了秀才再通过提学官主持的“科考”就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明代的乡试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在两京和各省省会举办，来年正好是壬午年，徐光启信心满满地参加了万历十年的应天乡试，却不想铩羽而归（参梁家勉原编，李天纲增补《增补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1 页）。就在此年，自操威柄十馀年的首辅张居正去世，所行新政几乎被废除殆尽，隆庆以来初步形成的海内安宁、国富兵强的局面逐渐被破坏，时局江河日下。徐光启的科举之路也和国家时局一样崎岖坎坷，第一次乡试落榜后，他屡败屡战又参加了五次乡试，最后在万历二十五年的顺天府乡试中，得到了主考官焦竑的赏识，被擢为头名，成了顺天府的“解元”，终于“一朝成名天下知”。七年后，徐光启又中万历甲辰科第八十八名进士，并通过馆选成为庶吉士。庶吉士是为让新科进士们谙熟政务而设，在翰林院中有人专门教习，学满三年后散馆，由朝廷分授各种官职。因为自天顺朝逐渐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政治传统，所以“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明史》卷七〇《选举二》），可以说徐光启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政治起点。徐光启在科场得意这年，意大利的伽利略开设天文院聚徒讲学，近代科学之光逐渐照亮世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所谓的“东林党”逐渐形成，遂与明末党争乱局再不可分。谁又能想到这东西相隔万里、看似绝不相关的两件事，以后会交会于徐光启一身？

徐光启虽说是以科举起家，但并不是不通世事的书呆子，他出身寒门，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自幼读书以治国安民为志，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更加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邹漪撰《启祯野乘》卷六《徐文定传》）。他每日研习的都是事关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计，撰写的《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漕河议》等经世名篇皆传诵一时，可见其对治国理政已经颇有心得。万历三十五年，庶吉士散馆之后，徐光启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职掌纂修国史、玉牒等事。翰林院检讨虽为清要之选，但只是从七品的小官，又是词臣，所能参预的国家政务有限，况徐光启不是投机钻营之人，以明末官场之腐败，注定他在仕途上不会一帆风顺。

徐光启出任翰林院检讨不到一个月，其父病逝，依制回乡丁忧三年。丁忧期满，仍起复为翰林院检讨，曾在司礼监内书堂教小太监们读书识字，对于正统士大夫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光荣的差使。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充任会试同考官，慧眼识珠录取了之后皆成名臣的吕维祺、鹿善继、张宗衡等人，但也因此得罪了持不同意见的魏广微，又因引进西方科技等事为守旧派攻击，心情烦闷致疾病发作，遂告假前往天津，“田于津门，盖欲身试屯田法”（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一下《徐光启》）。之后徐光启往来于京津，常怀报国之志，但总不得其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崛起，并在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明朝军队，辽东遂成明朝心腹大患。兵败思良将，朝廷在此时终于想起了晓畅兵事的徐光启，命其去通州、昌平二处练兵。面对这个终于能一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徐光启满怀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场，但兵、户、工等部既不拨军饷，又不予器械，“人情狃于晏安，当事者复多掣肘，至使士兵露宿空拳”（徐骥《文定公行实》）。面对缺饷少粮的严峻局面，徐光启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又向大臣们募捐，多方筹措来一些饷银将练兵之事维持了下来。为了挑选出精兵，他“独身酬对五六千人，逐一辨析，逐一劝勉，发给印照俵散盘费，自朝至暮，手口并作，劳勚之后，前疾复发。头目昏眩，时欲倾仆”（徐光启《庖言·简兵将竣遘疾乞休疏》）。徐光启虽不畏艰难，尽心办事，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词臣练兵，终告失败。不久，万历帝、泰昌帝先后驾崩，国家多事，政局不稳，熹宗登基后重用魏忠贤，阉党羽翼渐丰，与东林之争进入难解难分之境。身处乱局中的徐光启尽管心系家国，也只能叹息：“忧天有志，而匡时无术。”（徐光启《庖言·与大司徒李孟白》）天启元年（1621），心灰意冷的徐光启辞官返回上海，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居家养病生活，中间虽有阉党拉拢，亦坚辞不出。

熹宗盛年而亡，思宗即位后铲除阉党、重振朝纲，国家又现励精图治之象。崇祯元年（1628），朝廷下诏起用徐光启，此时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崇祯帝十分器重博学多才的徐光启，让他充任经筵讲官。徐光启也全力辅佐，对练兵、战守、历法等事多有建白，这是徐光启仕途中少见的君臣相得的一段时间。崇祯五年六月，思宗特旨简拔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办事，这也标志着他进入了核心权力机构。徐光启“每日入直，目不停披，手不停挥，百尔焦劳”（徐骥《文定公行实》）。此时的徐光启已经官高位显，似可放开手脚做出一番事业，但崇祯帝天性多疑又刚愎自用，对臣子多有防备，故事多格不行，而内阁首辅周延儒和次辅温体仁争权夺利、势同水火。徐光启虽有阁臣之尊，但东阁大学士在明代中极殿（原华盖殿）、建极殿（原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四殿二阁大学士排名中是最靠后的，发言权有限，很难有所作为，故后世叹曰：“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徐光启在内阁郁郁不能一展壮志，多数时候只能附和首辅等人，又要应对结党诸人的攻击，加之日夜操劳，健康每况愈下。崇祯六年八月，以“劳绩茂著”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但此时他已经久病不愈，药石罔效。十月初七日，在上奏《进缴敕印开报钱粮疏》当日逝世。

1934年徐光启墓全景

徐光启在科举之路上艰辛跋涉二十馀年，通籍三十年，怀经国治世之才，有报国救民之志，但是时运不济，身处明末乱世，即便位极人臣，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且这时的大明帝国已如惊涛巨浪中千疮百孔之舟船，补不胜补，即便他有心救世，亦无力回天，在他去世十一年后，内外交困的明朝灭亡了。

重农

徐光启出身农家，其父“间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徐氏宗谱·先考事略》），他自幼与农业生产接触，对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晚明又是一个“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发，徐光启幼年时即多次目睹大水、海溢等天灾带来的大饥荒，所以他对农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为此他还为自己专门取了个号曰“玄扈”，“玄扈”即“夏扈”，本是一种类似布谷鸟的小鸟，有督促农桑之效，因其色黑，故名。相传少昊之世以鸟名官，置春扈氏、夏扈氏、秋扈氏、冬扈氏、棘扈氏、行扈氏、宵扈氏、桑扈氏、老扈氏为九农之官，其中“夏扈氏，农正，趣民芸除”（蔡邕《独断》），徐光启以“玄扈”为号，取时刻不忘农桑之意，也充分表明了他的重农思想。

徐光启在农业上的第一大贡献是推广高产粮食作物。徐光启在家守制期间，通过福建客商接触到刚刚传入东南沿海的甘薯，甘薯俗称番薯、地瓜、白薯、红薯等，原产美洲，新航线开通后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地栽种，大约在万历时传入福建等地。因甘薯喜温、喜光、不耐寒，此时还没有在长江流域种植成功的记录，徐光启敏锐地发现了甘薯高产、可当米谷帮助人们度荒的优点，“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徐光启《甘薯疏·功用》）。他托人从福建不远千里三次引种，一次次摸索种植经验，终于在上海地区将甘薯种植成功。徐光启认为既然长江流域可以种植甘薯，那么黄河流域在解决了留种难的问题后也是可以种植的，为了推广种植经验，他撰写了《甘薯疏》，其中详细记载了“传种”“种栽”“剪藤”等诸多环节的栽培经验，并归纳甘薯的优点为“十三胜”，鼓励大家广泛栽种。《甘薯疏》是徐光启研究农学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甘薯种植和加工利用的专著，其传播远至日本、朝鲜等国，对后世影响深远。

引种甘薯成功后，徐光启又将目光转向了原产北方的高产作物芜菁，即俗称的大头菜，旧说认为芜菁无法在南方种植，因其不足两年就会变成菘，即白菜。徐光启不盲从旧说，亲自试验，找到了其中症结，最终种植成功，他又写了《芜菁疏》指导人们广泛栽培。除了这两种高产作物外，徐光启指导人们种植的还有木棉、柑橘、乌桕、竹子、百合、萱草等作物，还归纳总结了肥猪、养鱼、养蜂等法，可谓心系民生，尽心竭力。

但推广高产和经济作物在徐光启看来都是微末小事，他心中还有更宏大的规划，即改变南北农业发展的不均衡。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从宋代起就完全转移到了东南地区，朝廷百般用度皆仰给东南，明朝迁都北京后，为了供养宫廷、百官和军队卫所等，每年要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运输四百万石的漕粮，再加上因此而生的各项“加耗”，漕运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徐光启在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时候就关注漕运之事，指出漕运致使国家贫穷，因为“东南五倍而致一西北，坐而靡之”（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一下《徐光启》）。所以他一直想改变这种局面，每“以国计民生为念，见东南苦于输挽，西北病于荒芜，民失职业，游食无赖，国用日竭，民生日困。公思以救”（柏应理《徐光启行略》）。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告病前往天津试验屯田，他在低涝的盐碱地上修建水利工程，引进和种植水稻，并结合天津的田土特点，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模式，在天津地区施行数百年而不废。除了种植水稻外，他还向当地农民传授先进的耕作经验，传播西洋种葡萄法，鼓励蚕桑，并拟引种麦门冬、何首乌等药用植物，开展多种经营，务使富农。

上海和天津农业试验的成功为徐光启以后写作《农政全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启年间赋闲在家之时，徐光启搜集整理历代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农业实践经验，经过数年写作，后又由门人陈子龙修订，终于完成了著名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共六十卷，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总括农家诸书，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并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农书集大成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虽内容宏富，“而终之以荒政”（查继佐《罪惟录》卷一一下《徐光启》），书中“荒政”一目，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他重农爱民的农本、民本思想。

《农政全书》内文展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徐光启虽然重农，但并不轻商，他认为“工与贾则农之自出”（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因此在对外贸易上，他也持肯定态度，指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徐光启《海防迂说》），通商之后可以税应税之物，禁应禁之货，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他还敏锐地指出倭寇问题乃是贸易不通引起的，如果“禁私贩而通官市，可不费一镪，不损一人，海上帖然至今耳”（徐光启《海防迂说》）。可见徐光启属于士大夫中的开明一派，他的思想和眼界即便放在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先进和超前的。

文/李根利；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8期“本期话题”栏目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