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12位普通人，200余张照片……几个简单的数字却组合出一场足够打动人心的公益摄影展——2020年8月22日至8月30日，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与映画廊合作，在798艺术区映画廊空间推出“非凡普通人——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摄影展。

知名摄影师王身敦作为独立摄影人、前路透社亚太区图片副总编及大中华地区首席摄影记者，这一次转变身份成为一名摄影志愿者。他历时5年拍摄，进荒漠、上高原、下乡村，用镜头记录下了12位公益伙伴在环保、教育、民族文化等领域生活、工作的身影。

这次展览共展出了5年间拍摄的200余幅作品，展览由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负责策展。

在展览开幕前一日，北青-北京头条记者在映画廊见到王身敦、那日松以及银杏基金会项目总监雷静，与他们聊一聊这次摄影展传递的故事。

五年前种下的种子，今天终于开出一朵花

此次摄影展源于5年前高原上一次相遇。2015年，王身敦在海拔4800米的地方出现了高原反应，在医院治疗时，遇到了银杏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闲聊之际，发现彼此都有在关注那些“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便相约回到北京见面，最后，又发现双方在同一栋楼办公。奇妙的缘分促成了这一次公益合作。

北京市银杏基金会自2015年成立到现在，致力于寻找、连结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参加项目的行动者被称为“银杏伙伴”。遇到王身敦，他们最初的想法只是给银杏伙伴留下独特的回忆，从没想过会有现在的摄影展。

“这场展出好像是5年前种下的种子，今天终于开出一朵花。这些忙于公益的伙伴们，一年到头都顾不上拍一张‘工作照’，我们只是单纯地想给他们留下纪念和回忆。如果过了10年或是20年，他们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自己曾经做了什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价值。”雷静介绍道。

5年的不断记录，12个伙伴故事纷纷入镜。王身敦不经意间拍了很多不同领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伙伴，一个立体的社会画面悄然搭建起来：破除荒漠化治理困局的马俊河、实现生态保护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马彦伟、为西藏视障儿童提供服务的尼玛翁堆、推动乡村儿童阅读教育的裘水妙、用信息技术引导垃圾分类的汪剑超、致力于民族手工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韦祥龙、用社会企业方式传承和建设传统文化的此里卓玛、为边缘青少年提供性别教育与思维教育的德庆玉珍、为贫困藏牧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的更确木兰、通过打造社会实践共同体探索乡村教育的璐瑶、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和推动自然乡村发展的和继先、运营儿童临终关怀机构蝴蝶之家的符晓莉。

王身敦一开始就承诺，会用最专业的水平去拍摄，“所有照片我是不会摆拍的，因为我不是来替他们做广告，我是给他们做最真实的记录。所以，我告诉他们，我的照片不一定是最漂亮的，但我不会在照片中加入任何‘味精’。我要还原我眼睛看到的东西，给他们最真实的。这些照片他们都可以随便用，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

西藏盲童学校的旦增卓玛是极度弱视，只有在极近的距离才能勉强看见

这不是一个摄影展，我希望摄影是隐形的

“风姿花传。影像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更传递了他们的精神，摄影作品流露出的力量，美感与感性瞬间，完全来自于人。我是负责传达的信差。”这是王身敦在展览中写的一句话。采访过程中，他很少讲述摄影的技巧和他拍摄时的方式方法。这一次，他把自己当作信使，拍摄出的照片不同以往。

“八十年代初，我学摄影的时候接触的就是黑白胶卷，在暗房里冲洗黑白照片，这已经在我的血液里面了。”尽管王身敦钟爱黑白胶卷的质感，但这次展出的作品却没有黑白照片的身影。

这并非是基金会的要求，而是王身敦一开始的构想。“他们没有过多的条件，让我想怎么拍怎么拍。但是我自己考虑到方便他们之后使用和传播，我使用了数码摄影。如果现在在展厅中的照片都是黑白的，那么这个摄影展就变成了我的展览。我不想这样。”

“我们能做的就是推荐人选给王老师，其余的没有要求。我们每年会推荐七八个候选人给王老师，但真正从时间上可以完成拍摄的话，一年能拍摄四个人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雷静介绍道。

王身敦每一次去拍摄大概需要一周至十天左右的时间，按下快门数量保持在一千张以内，再根据自己的标准，将最好的照片发给基金会。从最初相遇到此次的展览，五年之中，王身敦一直在坚持着记录，“我一开始也没想过会拍摄多少年，只是一年年坚持下来，我不会去想我要记录多少个人，我也不会想我要记录多长时间，这不是我需要关心的东西。”

尽管这次展览称为摄影展，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王身敦多次强调：“这不是一个摄影展。如果观众来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看到了摄影的存在，这就是我的失败。摄影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隐形的，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这12位伙伴的故事。”

王身敦自己回想起这五年的拍摄经历，那些故事仍难以忘怀。

蝴蝶之家的“蝴蝶墙”

我在“蝴蝶之家”看到了“天使”

“一支支火苗跳动的蜡烛在风中摇曳。”王身敦用这样一幅画面来形容拍摄蝴蝶之家的感受。

回首5年的拍摄经历，王身敦对他所看到的故事仍旧印象深刻，他特别提到了符晓莉的“蝴蝶之家”。

蝴蝶之家是2010年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为重症儿童开展安宁疗护、舒缓护理和临终关怀的专业护理机构。这十年里，蝴蝶之家帮助了214名儿童，其中有114名儿童接受了临终关怀，38名儿童被家庭收养。所照顾的孩子都是湖南省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里生命周期不超过半年的危重症的孤残儿童，他们被送到蝴蝶之家时，大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复杂而又严重的病症。

2012年6月，符晓莉第一次跨入蝴蝶之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已成为推广儿童安宁疗护的践行者，与蝴蝶之家一同发展。八年时间恍然而过，她不仅见证了数百名孩子在蝴蝶之家的来来往往，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改变。现在的符晓莉，对孩子们的祈祷只有一句话：“今天你开心，幸福着就好。”

王身敦拍摄了蝴蝶之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这次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蝴蝶之家的一面巨大的蝴蝶墙。蝴蝶墙上贴满了历年的孩子们的照片，巨大的彩虹上面的小蝴蝶们是已经飞入天堂的孩子们；落在彩虹上的小蝴蝶们是被家庭收养的孩子们，可以继续他们五彩斑斓的生活；而彩虹之下的孩子们，则继续生活在蝴蝶之家里。

王身敦总觉得蝴蝶之家是一群天使在照顾小孩子，他的镜头捕捉到了这些画面：小女孩“福娃”因为病情总是在白天睡觉，晚上哭闹。在药物的帮助下，她的生物时差终于被调整了过来，护士看到她白天颇有精神的样子，悄悄拭去泪水；还有一名小宝宝，如果醒来了没有见到护理妈妈，就会嚎啕大哭，所以护理妈妈赶快就把他搂进怀里，好好地安慰一阵……

护士在“福娃”身边默默流泪

“最重要的是能捕捉到小孩子对他们的反应，能证明他们所做工作的意义。我回来后经常把‘蝴蝶之家’的名字搞乱，我老是觉得是‘天使之家’。这次拍摄让我看到很多天使，他们非常投入，用很长的时间去帮助其他人。”王身敦感慨着。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打破我的认知

“不仅仅是符晓莉，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打破我的认知。”王身敦讲述着他的感受。

2008年，王身敦离开了国际新闻机构，从摄影记者成为独立摄影师，才开启了《漫游中国》的个人拍摄项目。他认为自己需要沉淀下来，用自己的风格慢慢地去记录，用镜头看中国老百姓过日子，以及中国的社会变迁。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在中国看得足够了，我想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其他国家了。但通过这5年拍摄我看到了更深层的中国，感到很充实。这12位人物都在偏远地区的基层，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尝试去寻找一个答案。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看到这些故事，包括当下的疫情，又让我更有兴趣继续在中国‘看下去’。”王身敦说道。

在此期间，他们频繁提起在广西田阳探索乡村教育的璐瑶。北京姑娘璐瑶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去广西田阳县巴别乡参加支教活动，之后她的轨迹彻底被改变了。

“我半年的支教经历中，几乎一眼就看到10年后或20年后这些孩子的未来:要么像父母一样去打工，要么像祖辈一样去种田。因为情感和信息封闭的问题，他们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我想让孩子们不断地接触真实的社会，看到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思考‘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留了下来，开启了‘巴别梦想家’。”璐瑶一留便是十年。

璐瑶“巴别梦想家”

王身敦去田阳拍摄时，恰逢巴别梦想家十周年庆典活动。王身敦记录着璐瑶和她梦想家孩子们的游戏时光，展出的这一组照片充满着笑容和欢乐。

然而，璐瑶的巴别时间并不总是欢乐。十年陪伴100多个孩子，她也曾迷茫，也曾累到持续发烧几乎一整年。她坐在门口哭，路过的秘书看到了璐瑶，她说道：“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到底值不值得，我到底有什么价值？”秘书回答：“就算有一天巴别梦想家不存在了，但是我的一生已经改变了，这还不够吗？”

“也许用十年才陪伴100多个孩子，这样的规模很难在庞大的中国社会被看到。但是，她的影响力是可以影响孩子一生的，这种影响变成了他们的DNA。待他们成长以后，有些人会愿意回到家乡继续延续璐瑶的影响，这是具有裂变效应的强大影响。”雷静分析道。

新闻纪实摄影的主角，永远是故事里面的人物

这种“DNA”在尼玛翁堆的身上也体现着。为西藏视障儿童提供服务的尼玛翁堆同样是从小因疾病而失明。他在西藏盲童学校读书学习，之后到英国留学，美国游学。学成归来，他回到了盲童学校，担任英语老师和校长等职务。在他看来，看不见并不可怜，“目盲是我的特质，不是我的缺陷”。

摄影展开幕当天，尼玛翁堆来到了映画廊展厅。他把盲杖塞进裤兜，用双手抚摸着展厅中央3米高的展板，展板上是王身敦拍摄的尼玛翁堆和他学生的照片。

尼玛翁堆在展厅，抚摸着3米高的展板

“尼玛翁堆受到盲校的关怀爱惜，又把这种DNA传递了下去。”王身敦说道。

尼玛翁堆触摸着的展板是那日松策展时的设计。为了尽量能够吸引观众把一个个故事看下去，他在视觉上做了不同的呈现。展厅中有着大小不等的五种尺寸展示照片，“这次策展是一种挑战。12个故事200多张照片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做陈列的话，那将是满墙的照片，会很无聊，不像是一个展览，而只是一个陈列。”

在最初策展时，那日松并不知道作品如何。而看到所有照片时，那日松深受感动。他认为王身敦的摄影不复杂，没有任何夸张和虚假，从摄影角度是无懈可击的。

尽管图片编辑起来很顺利，但对那日松来说作品的取舍仍旧有难度。“经过王老师自己的初编，每一个人物专题大概有四五十张。策展时我只能再挑选一轮去掉一半，留下现在要展出的200多张照片。在这样的空间里，已经算是很大的体量了。”

挑选图片时，最让那日松感动的是作品呈现出的内敛的力量。他认为，作品看上去平淡，但延伸出的力量是强有力的。“这次观看王老师的作品，不能期待着能看到多好看的照片，或者是多么有冲击力的作品，或是花哨的构图形式。在王老师的这次作品中找不到这些元素。但表面平淡的照片更要让人往深处看下去。看他的人物表情、人物关系所展示的情感。”

2017年，身为西藏拉萨盲童学校校长的尼玛翁堆正在办公

那日松作为图片编辑，平时对作品的要求很苛刻，他觉得现在很多纪实摄影很爱故弄玄虚，模式化的作品一眼就能看穿作者想要做什么，这样的作品反而无聊。

关于好作品的标准，他讲道：“好的照片就像写文章一样，不需要那么多华丽的词藻。越简单越让人看得懂，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像王老师的作品不去刻意想构图、色彩、技巧，而是去看呈现出来的故事本身。”

“新闻纪实摄影的主角，永远是故事里面的人物。”王身敦在一旁补充。

那日松和所有的观众一样，通过王身敦的镜头才了解这12位人物的故事。最开始展览确定主题时，他们想了很多名字，有人提出“非凡小人物”。而那日松觉得“小人物”不妥，“普通人”更好一些。

“我觉得社会就是从普通人身上慢慢去改变的，他们是真正的践行者，而不是在整天喊口号的人。他们在悄悄地默默地甚至是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的改变，这是他们的非凡性。也许，当这个社会最终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力量在这些最普通的人里面。所以，展览的副标题是‘推动社会改变的力量’。”那日松最后讲道。

供图/银杏基金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