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的选择，可谓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所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康熙末年九子夺嫡的故事广为流传，即便在当代，仍有众多文学和影视作品以此冲突为背景生发演绎。康熙皇帝与其继承人之间的经历极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汉族继承制度（幼时定立太子）与非汉族传统（任用皇室参与政治管理）结合的危险。也因此，夺嫡胜出的雍正皇帝，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把写有继承人的诏书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

那么在清代，阿哥们是怎样长大成人的呢？身为“继承者们”，他们又肩负着哪些使命与责任？

通过追溯一个阿哥（皇子）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王公在清代意味着什么。虽然皇子通常可与生母一起生活到6岁，但从他出生开始就有了仆人。年幼的皇子至少有一个奶妈和多名保姆负责照料。不过，与百姓一样，皇子的社会存在也始于出生一个月举办过“满月”庆典并在广储司登记之后。内务府为每个皇子定量供应日常所需的肉、蔬菜、米面、取暖和做饭用的煤炭，还有蜡烛。每个皇子每月可得10两银子、一定数量的茶叶，每年可得金、银、绸缎布料和毛皮等赏赐品。

许多满族人和蒙古人对天花没有免疫力，他们认为住在汉城会增加感染这种可怕疾病的可能性。天花是婴儿的重要杀手。1681年康熙皇帝（其父死于天花）采用汉人的方法为他的皇子皇孙们种痘之后，这种担忧有所缓解。此后，种痘似乎成为宫中的通行做法，1747年，太医院还特设了一位天花专家。我们知道，成功的太医可获得金钱、红色绸缎和一束金花（汉语种痘的意思是“种花”）等赏赐。

宗学念书

皇子生活中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进学校读书。满族人没有很快采用汉人的习俗：在孩子6岁时正式送到学校读书。康熙皇帝直到1670年16岁时才正式开始学习儒学课程，但他从很小就开始读书了。例如，他的第一个满语老师是他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婢女苏麻喇姑。太子允礽是在他父亲康熙的指导下开始读书写字的，直到12岁才跟着官派的老师学习。皇子、皇孙和皇侄一起学习的学校是雍正朝建立起来的。

皇子皇孙们在上书房（宗学）上课。上书房位于皇帝处理日常国务的乾清宫的东侧。西苑和圆明园也有教室，这样皇帝全家移住园中时课业就不会中断。一年四季由翰林授课，每天从凌晨5时到下午4时，课程包括满文、蒙古文和汉文，以及骑马射箭和其他军事科目。

在宗学中，皇子们与堂兄弟及挑选进来的八旗高官之子（即伴读）混杂相处。经皇帝批准，已经迁出紫禁城的王公之子亦可到宗学学习。在教室里，宫廷礼节较为宽松，但衣着和考勤有严格的规定。宗学的学期不定，许多学生似乎不得不一直学到成年。嘉庆皇帝回忆说他和兄弟永璘在宗学里学习了“二十余年”。道光皇帝写道，他在教室里度过了“三十余年”。咸丰皇帝奕一直学到登上皇位。他的兄弟奕过继给了惇亲王绵恺，但一直在宗学学习。

在仪式典礼中承担职责的皇子皇孙完成任务后必须回宗学上课，无故缺席或早退将被汇报给皇帝。上宗学也是一种罚戒方式：1855年恭亲王奕䜣完成生母葬礼后，谕旨命他放弃所有职位，重回宗学学习。令人略感惊讶的是，确实有人违反纪律：1770年乾隆皇帝派人到宗学去叫四子永珹，结果被告知他因参加祭礼而不在学校。但皇帝注意到，祭祀时间是在黎明，永珹应该到校上课，不应该以参加祭礼为借口不上课。当时永珹已经31岁。

皇子皇孙进入宗学后就离开女性住宿区，搬到“童子房”。他们有时共居一室，有时与仆从单独住在一起。清朝初年，内廷有若干庭院供这些皇子皇孙居住。最初用于居住的乾东五所和乾西五所（从父亲的角度看）有利于很好地控制孩子们的活动，因为这些居所背靠着紫禁城的北围墙，只能从一个小巷深处的东门和西门进出。

另立门户

《光绪大婚图册》

皇子皇孙十四五岁的时候，要由皇帝为他们在符合条件的女孩中挑选新娘，从此时起，他们就开始了下一个阶段的生活。婚姻意味着他们能得到更多的赏赐。进宗学后他们每月的津贴由10两银子增加到50两，婚后会再度增加。他们的妻子会得到婢女、食物和单独的津贴。1826年的条例规定，皇子婚后每月可领津贴500两银子，皇孙可领200两，曾孙可领100两。然而，档案材料显示，19世纪初只有一小部分津贴发放到皇子皇孙们手中：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婚皇子每月似乎只领到100两银子。道光回忆说：“朕居阿哥所时，自奉极约，每晚只置烧饼五个，朕与孝穆皇后各食二个，余其一给大阿哥食之，盛饭不过用三桃碗耳，安用此盛设为耶！”

皇子皇孙一直生活在紫禁城或御园中，直到皇帝赐给他们府第另立门户。单独的宅院是一个重大的难题，赏赐日期经常被拖延。尤其是在19世纪，有爵位的已婚皇子仍与妻子儿女一起住在皇宫达数年之久。弘历、颙琰、旻宁和奕四位皇帝登基之前从未搬出过皇宫。在搬到分配给自己的私宅之时，永璇已婚达18年，永璘已婚达14年。乾隆十一子永瑆得到属于自己的宅院时已43岁。另外一些皇子，如已婚的永璜和永璋，在获得恩封之前就死了。所以，永璜的儿子绵德和绵恩是在宫里长大的。绵德于1765年结婚，在宫里一直住到1779年。绵德的儿子奕纯在获得自己的私宅后，仍住在寿康宫。绵恩在宫里也一直住到1779年。

居住在紫禁城的皇室家庭只有一个首领，那就是皇帝。皇帝是同辈男子中唯一一个住在宫里的成年人。新皇帝登基以后，他的已婚兄弟都要迁出皇宫（未婚兄弟不被当作成年人）。试举一例：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后收到一份奏折，内务府大臣在奏折中建议赏给旻宁的兄弟绵恺（惇亲王，1795—1839年）和绵忻（睿亲王，1805—1828年）府第，让他们搬出阿哥所——他们和家人住在那里。大臣说：“让两位亲王长期居于皇帝寝宫附近，殊与国家体制不合。”

清朝皇帝还在热河和北京西北郊的御园中为皇子提供居所。康熙皇帝及其继任者们在畅春院、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里给已婚皇子分配了住处，让他们能够随他迁居。档案和史料表明，皇孙及妻子、从特别亲近的兄弟处收养的养女，以及关系更远一些的堂兄弟也住在皇宫。因而，皇子可以朝夕相处，还能与父亲亲密接触。共同居住不但能培养亲情，还能使皇帝掌握儿子的活动情况，评估他们的个性、才能和道德品质。

果亲王允礼（1697—1738年）画像

参与仪式

宗室王公也被委以宫廷职任，像大臣一样六天一轮班。皇帝在宫中时，他们天天陪伴皇帝左右。皇帝出巡或到社稷坛祭祀时，他们伴驾随行。这些职任都要严肃对待，免于当班的例子极其少见。有这样一个例子：1801年9月9日，皇帝的兄弟永璇、永瑆和侄子绵恩没有出席奉先殿每月举行一次的祭祖仪式，因为他们“太忙”了——忙着清算和珅。

皇子也被委任为社稷坛的巡视员。宗室王公要轮流看守两处皇陵，在三年当班期内居住于皇陵所在地。在盛京当班的王公有六人，负责祭祀该处的三座祖先陵墓。在先祖的忌日和一年中的另外四个重要日子，皇帝会另派王公前往祭陵。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王公也被派往太庙行祭礼。事实上，王公常常被委派在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中任职。他们协调皇帝大婚的准备工作，筹备皇家葬礼，护送棺椁前往陵墓。他们和萨满一起在“堂子”举办萨满教仪式。他们代皇帝出席各个级别的国家祭礼，包括最重要的祭天仪式。

保卫皇权

有清一代，皇子和其他宗室王公一直积极参与军务。例如顺承郡王锡保，他率领清军参加了平定厄鲁特叛乱之役（1731年），并在此役中“一举成名”。他还担任过满洲镶蓝旗都统，也在宗人府任过职。另一位宗室平郡王福彭也曾一度担任征讨厄鲁特的清军主帅（1733年）。他也先后在宗人府、八旗任职，并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

到了18世纪，宗室的官宦生涯有了定制。年轻的时候，王公贵族在侍卫的宗室队任职：皇室直系后代中有90人按照惯例被派到宗室卫队。在19世纪，皇族成员如卢康、耆英、奕经和第五代定亲王载铨等，都担任过步军（京城的宪兵）统领。

爱新觉罗氏经常出任八旗都统和副都统之职。康熙二十一子允禧（1711—1758年）和二十四子允祕（1716—1773年）在雍正和乾隆朝历任八旗各种要职。允禧先后出任满洲镶红旗都统（1733年）、汉军正黄旗都统（1735年）和满洲正白旗都统；允祕则担任过蒙古镶白旗都统（1740年）和满洲正白旗都统（1752年）。这项传统在先后两种版本的《八旗通志》中都有记载，而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礼亲王世铎历任多旗都统。睿亲王、顺承郡王和其他宗室在清王朝的最后五十年中占据着许多旗的都统之位。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王公也扮演军队统帅的角色。1813年紫禁城遭反叛者围攻时，未来的道光皇帝旻宁，还有他的兄弟、叔伯、堂兄弟都参加了战斗。宗室也是19世纪中叶抗击英国、美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重要力量。1842 年，朝廷选派奕经统率清军反击英军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侵略，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选择。他是经过考试进入官场的，在被任命为盛京将军（1835年）之前历任内务府各种官职和吏部尚书（1836年）。奕经在浙江的灾难性失败导致他被监禁于宗人府（1842年）。1843 年获赦免后，他被派到清帝国的内亚边疆任职。他曾担任驻扎于伊犁的各支军队的统帅（1846年），后被流放到黑龙江。1852年他应召回内地任职，奉旨前往徐州领兵抗击太平军的进攻，并死于该城。而1853年，保卫天津和北京免受太平军进攻的清军统帅则是嘉庆皇帝的五子惠亲王。

朝廷重臣

在清代，王公贵胄也会参加国家的最高决策。他们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从1615年到（至少）1673年，该会议是国家的重要决策机构。虽然它后来被军机处超越，到19世纪名存实亡，但是，与王公商量国事的传统仍在延续。登基后的前三年，雍正皇帝有四个总理事务王大臣，其中两个是他的兄弟允禩和允祥。奉旨监管户部后，允祥曾发现国库里少了大约300万两银子。允祥还为平定厄鲁特出谋划策（1726年）。直到1730年他去世之前，皇帝几乎一直在与他商量重要国事。

允祥声名远播的官场生涯与他和胤禛的亲密关系直接相关。曾在八旗为官的允祹，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也担任过许多行政官职。他在不同时间担任过内务府、宗人府、礼部、工部的要职。在政治危机期间，兄弟们的支持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嘉庆皇帝清除和珅时，得到了两个兄弟的支持：仪亲王永璇（1746—1832年）掌管吏部，成亲王永瑆（1752—1832年）掌管户部并一度出掌军机处。两位亲王接替了原来由和珅担任的这些要职，负责整顿吏治，清除和珅的党羽。永璇还曾同时兼任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和满洲正红旗都统。

嘉庆皇帝的这两个兄弟为19世纪下半叶恭亲王奕䜣（1833—1898年）的官场生涯提供了先例。恭亲王在同治朝（1862—1874年）“为中兴名臣的各种想法提供了得到批准和实施的渠道”。他的官场生涯实际上是从1853 年他的兄长咸丰在位时开始的，起步于重要决策机构军机处。

皇子没有独占官场。1724年，朝廷为皇族成员开办了专门学校；1744—1752年，皇族成员被允许在没有通过低级别考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会试；1799年以后，皇族成员可以优势比例报考举人，成功者可参加会试争取进士功名。除了这个进入官场的“正式”渠道，六部有许多笔帖式职位是专门为爱新觉罗氏准备的。

本文节选自《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美]罗友枝 著；周卫平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来源：凤凰网读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