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中国坚守”，无疑是2020年最具人文温度的文化主题。这在8月12日举行的2020“书香中国”阅读论坛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第77届文化讲坛的现场，得到了印证。

这种人文温度，存在于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仁济医院查琼芳医生眼中主动请缨驰援武汉的同事、用坚强毅力与病魔战斗的患者夫妻和默默奉献的不知名的志愿者身上；存在于照片“落日余晖”的主角、中山医院刘凯医生口中“那张照片里面的我，不只是我，是每一个战斗在一线的医护；那里面的王大爷，也是每一个和新冠病毒斗争的患者”。

“疫情下的中国坚守”，无疑也是2020年最具精神力度的文化主题。这种精神力度，存在于闻玉梅、吴凡、张文宏三位嘉宾的激情直言中，也存在于主持人何婕深情从容的话语中。

闻玉梅：中国文化不仅是战胜疫情的武器，而且是建设中华的神器

86岁高龄的闻玉梅院士第一个登上讲坛，为了此次演讲，她连夜赶制了PPT。

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技攻关专家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初起之时，闻玉梅即迅速提出一系列防控建议，并与11位院士联合向上海市民发出倡议书。本届文化讲坛上，她以《中国文化在我们心中》为题，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中国坚守背后的文化元素与精神力量。

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中，闻玉梅引申并归纳出了中华文化中的三个重要元素：知难而进、变危为机、同舟共济。这些文化元素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医务人员忘我投入，各行各业无私奉献，全国之力支援武汉……全国人民共同凝聚非凡力量，铸就了行动与精神上的“坚守”。

直面当下，闻玉梅认为，我们同样应该遵循中华文化中居安思危的理念。应该如何“思危”？

闻玉梅指出五个要点：一，国内外疫情的动态应随时跟踪；二，毒种的变异需高度重视；三，临床症状的多样化应该重新认识；四，疫苗的可及性与适用性需要思考；五，其他急性传染病不应忽视。

身为病毒学家，闻玉梅在文化讲坛上特别提到，大家要以辩证的方法看待疫苗，“疫苗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疫苗是万万不可以的”。打赢与病毒的这场持久战，关键是要建立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新型基础—临床—公卫防病治病体系。“这是中国今后要做的一件大事。只有建成了这个‘堡垒’，才能对大家的健康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回到此次演讲的主题，闻玉梅再次感慨道，“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中国文化其实始终都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医务人员、防疫人员的心中。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战胜疫情的武器，而且是建设中华的神器，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的精神基础。”

吴凡：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舍小我、顾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

人称“疾控女侠”的吴凡，既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

多元的身份促进了她多角度的思考，尤其是今年2月16日至24日，吴凡以中方专家的身份加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这段经历带给她别样的感受和思考。在文化讲坛上，吴凡向观众娓娓道来。

此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疫情充满怀疑与指责。专家组抵达中国后，马不停蹄地辗转北京、四川、广东、武汉等地，深入医院、社区、口岸等地考察。过程中，他们也曾怀疑，所有考察点是不是“样板房”？对此，中方组员非常坦荡，“你们可以在路途上说哪里停就哪里停，想看哪个小区就看哪个小区。”

中方专家始终秉持公开、透明的态度，世卫组织专家态度也逐渐转变。他们的疑问逐渐集中到两点。

其一，“疫情防控效果不错，中国究竟用了哪一‘招’起了作用？”吴凡回答道，“我们出的是组合拳。从国家统一的应急响应到地方的全民动员，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驰援武汉，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每一个人都在战斗。没有哪一招能一招制敌。”

其二，“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这么听政府的话？”吴凡解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有‘舍小我、顾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老百姓信任政府，因为政府可信。因此，国家有难时老百姓都是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2月25日，结束中国考察行程的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艾尔沃德在发布会上说，“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国治疗。”

“我能感受到，他是发自肺腑的。”吴凡说，“他不仅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必胜的信心，还看到了奋战在一线，用自己生命守护人民生命的医务人员，看到了同心协力的普通百姓，也感受到了武汉人民悲壮而伟大的牺牲。这些都给了他们难以忘怀的深切感受和记忆，彻底消除了他们来时原有的那些偏见和疑惑。”

张文宏：我们确实做成了一件在历史上没有人做成功的事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人们总以为，医生应该是镇定的。但张文宏在文化讲坛上则坦然承认，医生其实也恐惧。

2003年“非典”时期，张文宏也在抗疫一线，“这时我们还没有配医用口罩，用的还是伍氏口罩，而且只有两个。我很恐惧，就去找领导吵架，要三个口罩。”

17年过去了，张文宏坦言，现在依然恐惧，“每一位医生都是恐惧的。但是，必须有人上”。疫情期间，国外一些医务工作者辞职，中国却有许多医护人员主动请缨，驰援武汉。“国外医务工作者受雇于医院，是个体劳动工作者。但在中国，我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2003年，中国香港的团队把SARS病毒鉴定出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具备鉴定这样一个高危病毒的能力；2013年，长三角地区出现了一种传染性病毒，是闻玉梅院士的学生袁正宏率领的团队鉴定出H7N9，成功控制了疫情。这一次，我们仅仅用10天时间进行了分离病毒并测序完成，向世卫组织进行了通报。”张文宏随之话锋一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科研实力，难道别的国家科研实力比你差吗？那么问题来了，检测速度比你快，科技比你发达，为什么疫情控制的情况不一样？”在与美国专家连线时，张文宏“坦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同，最主要的差别在小区门口。

“许多国家的防控到了小区门口，再也不能延伸进去。但是中国到了小区门口，我们会继续延伸进去。靠什么？靠大家待在家里。第一，你愿意待在家里。第二，有人给你送吃的东西。第三，生病了，社区要继续为你服务。第四，也是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人民有存款。在5000年历史中，我们一直碰到灾难。民族能够生存繁衍下来，就要在危险来临之前做有效的准备是我们基因当中的习惯。”

“孟子说过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重要的是，人和人团结在一起，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张文宏说，“今天，疫情不管向何处发展，但是我们确实做成了一件在历史上没有人做成功的事情。”

文/解放日报记者 曹静

摄影/解放日报记者 孟雨涵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