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幼儿园“退费难”问题根源何在？纠纷背后有哪些风险？如何促成家、校、社会多方共赢？新华社记者展开调查。
聚焦纠纷：仍有民办幼儿园“顶风”违规收费
“幼儿园班级，退还本学期保教费的60%……”北京市新英才学校近日发出的退费通知内容引发部分家长不满。
“上学期我们就预交了下年保教费11万元。这学期孩子一天学没上，幼儿园却要收取40%。”学生家长王女士说，家长在本学期开学前就提出了退园，按照合同约定应100%退费。另一位家长张女士说，她于今年3月预缴了16.8万元保教费，提交退费申请后至今未收到退款。
校方表示，疫情期间学校仍有维护运营、后勤服务等开支，因此不能全数退费。
此外，张女士告诉记者，学校还以运营保健室、设备折旧、保险费用等名义向学生收取“杂费”每人4000元。“孩子都没到园，费用从哪来？”经粗略计算，相关费用金额达数百万元。
校方还建议家长不要申请退回预交保教费，否则下学期将无法享受相关优惠。
记者了解到，不仅在北京，成都、合肥、呼和浩特等地也存在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退费难问题。有幼儿园仅退还本学期学费的50%至60%；还有的不予退费，直接充作下学期学费；另有部分则口头承诺退费，实际以疫情期间尚未办公、账上没钱等理由反复推迟退费时间。
此前，教育部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曾发布预警，强调未开学或未开课不得提前收取学费（保教费），未住宿不得提前收取住宿费。已按学年收取的住宿费，应根据实际住宿情况合理确定退费办法。学校不得借疫情防控名义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违规乱收费。
透视原因：民办园“退费难”的多重因素
记者梳理发现，除教育部要求外，北京、天津、山西等多地教育部门对退费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专家认为，“退费难”问题有其深层原因。
首先，被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民办幼儿园预收费“痼疾”仍存在，增加了退费风险。“虽然教育部门规定保教费不得跨学年或学期预收，但多数私立幼儿园仍实行学费预缴制、预收入园押金（即名额费）等方式来稳定生源，加快资金回笼。”一位民办幼儿园园长向记者透露。
另外，疫情期间，家长与园方常围绕“上网课到底算不算孩子上了课”发生争议。有部分园方以给孩子“上了网课”为由，不予全额退款。
记者还发现，“经营难”加剧了民办幼儿园“退费难”。
据了解，此次疫情中，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的生源受影响较大。一些地方复学后，不少家长因安全、经济等原因退园，导致招生情况普遍不理想。
记者在成都市天府新区、成都市高新区发布的2020年幼儿园小班招生空余学位名单上看到，最多的空缺学位数达130多个。往年需要提前一两年“占位”的几所热门民办园，今年普遍空缺二三十个名额。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学前教育专家杨志彬告诉记者，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当前经营困难问题十分突出。
成都一名办园者王女士称，据当地标准，民办普惠园能享受政府给予的更多相关补助，不少因此解了燃眉之急。但民办非普惠园能享受的补助则非常有限，她开办的一家此类园虽然能享受减免5个月社会保险单位缴费等优惠，但仍难维持经营。
“咬牙撑到9月，如能正常开园，就还有生机。”多名幼儿园举办者表示，但若疫情导致秋季开园招生情况不佳，机构萎缩甚至倒闭恐在所难免。“现在手里多一分钱就多一分希望。”
寻求共赢：切实维护家长权益 支持民办园渡过难关
多名专家表示，民办幼儿园直接关系到我国幼儿就学率高低。据教育部数据，当前民办幼儿园幼儿在园人数超过2600万人。
“民办学前教育承担着全国55%在园儿童教育和培养的任务，这其中一大半又是民办非普惠园。”杨志彬表示，如果民办幼儿园特别是民办非普惠园因阶段性经营困难大量关停，将可能直接损害适龄儿童就学的重要权利。“应设法帮助民办园渡过难关，避免给家长和社会造成更大损失。”
对于维护家长合法权益，北京朝阳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律师万欣认为，园方应根据主管部门规定将预收取的保育、教育、伙食费、杂费等相关费用退还至学生的监护人。“园方困难应合理考虑，但不能违法转嫁给家长，这是寻求共赢的基础。”
对于家校之间的法律纠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邓青菁认为，网课等灵活方式授课确实提供了教育服务，园方亦可据此与家长再行约定收取适当费用，但不应认为是履行了原合同。山西省教育厅等多部门明确规定，“学校通过在线教育、疫情结束后补课等方式完成教育教学计划，可不退学费”这一规定“不含幼儿园”。
对于部分民办幼儿园经营难，杨志彬建议对相关民办园的补贴应更多倾向以学位数、教师数等为依据实施。
成都市锦江区小天使幼儿教育集团董事长冯流英等人建议，疫情期间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民办非普惠园的金融支持，拓宽相关机构贷款路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切实维护学员家长合法权利的同时，政府应考虑为相关幼儿园提供更具长期帮扶效应的措施，这样更有助于维护社会教育资源的系统性稳定。（新华社记者赵琬微、吴晓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