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
展期：5·26至8·23
地点：上海博物馆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湖南一带，与流落至此的宫廷音乐家李龟年重逢，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城里的岐王与崔九府第频繁相见的情景，感慨万千，写下这首诗。在杜甫生活的年代，江南的地域范围包括湖南，这是大江南的概念。而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江南，除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老话外，恐怕离不开上海东方明珠塔下黄浦江上的璀璨灯火了。江南只限于江浙两地的地域概念其实始于明清时期。而在此之前，江南可以推及至整个太湖流域；江南的起点，可以上溯到6000-7000年前。江南，踏着一片沼地水泽，不断变幻着“身姿”，从远古向我们走来。
2020年5月26日开幕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是上海博物馆筹划了两年的重点展览，集结了197件/组文物，精心搭建了江南特有的回廊，将各个展厅联结成一个整体。观众经瓶花与丝竹的引导，绕过假山堆石，于不经意间，阅尽7000年的江南悠悠岁月。
鸟纹玉璧：远古江南
1936年，杭州余杭县良渚镇人施昕更首次在家乡的田埂上有针对性地挖掘出大量石器和陶器。至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整座良渚古城。在原有遗址基础上，确认了良渚文明。这一重大考古成果对于定义江南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的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江南文化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环太湖区域，一个由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明及河姆渡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圈落。这其中，良渚文化处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成为“中华文明之光”。
早在5400-4300年前，礼制已深入原始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受此影响，大部分良渚古玉兼具礼仪和装饰功能，在造型和纹饰方面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完美程度。鸟纹玉璧，为扁平圆形，中穿一孔，其中一面阴刻一鸟，侧身站立于一个三级台阶上。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祀神祭坛基本都为三级台阶形，象征着权威。《周礼·大宗伯》记载了“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从史前至明清，江南地区出土了大量具有礼仪性质的玉器，标志出文明的发展程度。
越王剑：先秦江南
一般人印象中，江南是温文尔雅的代名词，这里自古多风流儒雅之士，可是展览中一把青铜剑却向我们传递着相反的信息。从狭义的角度讲，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所创造的文化体现了生活于此的人们在语言、穿着、饮食和居住方式等方面均与中原不同。这把名为“越王者旨於睗”的宝剑，虽历2000余年，不锈不蚀，剑刃仍然寒光泠泠。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略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铭文，为“越王者旨於睗”字样，此为通假字，应读作“诸稽与夷”。《史记》记载的越王勾践的儿子鼫与，应与“诸稽与夷”为同一人。他在位六年，精铸了一批兵器。刻有“越王者旨於睗”字样的宝剑已发现九柄，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一柄。学者认为，这一点说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直到六朝前期，江南地区的典型民风都偏于尚勇好武。
青釉罐：三国江南
自春秋战国入秦汉，800年时光荏苒。东汉末年，大江南北逐渐形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广大江南地区归入吴国辖区。吴主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江东基业。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并于黄龙元年称帝，国号吴。这是江南首次以独立的政治形象屹立在华夏版图之上。这件出土于苏州市南门外孙坚、孙策墓的青釉罐流行于东吴至西晋时期，是一种独特的随葬器物。
堆塑罐又称谷仓，由东汉时期的五联罐演变而来。其形制明显受到当时阴阳五行哲学观念的影响，喻示人世间万事万物皆诞生于五罐中的金、木、水、土、火。由于罐子象征亡者灵魂的栖息地，也被称为“魂瓶”。
对书俑：六朝江南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传统的中国。”当今学术界倾向于把“晋室南渡”看作是江南文化的崭新开端事件。战乱引发人口大规模的迁移。从西晋末年至南朝后期，约有百万北方人迁移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北方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南朝中期，江南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不但追平了与北方的差距，而且实现了反超。
这件随葬冥器出土于西晋永宁二年墓中，产地为湖南湘江流域的岳州窑。晋室南渡后，都城南京及周边地区逐渐繁荣。江南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各类瓷器的主要消费地。两个朴拙生动的人俑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对书俑。对书，相当于今天的编辑工作。晋代以前文献一般抄写在简牍、布帛之上。抄写过程常出现错误，校对工作异常重要。两个公务员头戴晋贤冠，身着交领长袍，中间一书案，案上有笔、砚、简册及手提箱。一人读简，一人执笔改错，认真又敬业。
三彩抱柱狮子：盛唐江南
隋唐时期，江南发展平稳，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政治中心仍牢牢地根植在黄河流域，直到八世纪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北方的经济与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加速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
出土于安徽淮北市柳孜运河遗址的三彩抱柱狮子，体现了隋唐时期大运河连通南北各地的状况。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中谈到巩县窑的白瓷和唐三彩曾大量出口海外，倍受当地人青睐。依赖运河提供便利的水路交通，保障漕运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兴盛，有力地带动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江南地区生产的陶瓷、漆器、茶叶等由运河运抵全国各地，甚至行销海外。此时的江南，在唐帝国的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钱镠银简：迷你江南
唐末至五代的动荡时期，浙江临安人钱镠，草莽出身，他平息了两浙战乱，成为吴越国开国国君。为了维护地方安宁，他积极修筑海塘，疏浚湖浦，发展农桑，开发海运。这个定都杭州的小国，在东南沿海地区，历经三代五王，享国七十二载，成为五代十国中国运最长久、经济最繁荣的一国。
此简为首次公开展出，记载了吴越王钱镠于75岁时向神明祈求祝祷的告文。“投简告文”是道教文书的一种，目的在于天人沟通，而“投简”是道教礼仪祀典中最后的关键环节。从铸造的文字中可见钱镠期望国家社会持续太平，个人家庭“寿筹延长、子孙繁盛”。
哥窑五足洗：偏安江南
1127年的“靖康之变”逼迫宋室南迁，最终定都临安（杭州），南宋至此形成，带来新一轮的人口大迁移。这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在城市生活方面。随着市场的空前活跃，自唐代开始的坊市管理制度逐渐瓦解，而海洋贸易的不断拓展，促使江南城市生机勃勃，杭州由此成为举世闻名的大都市。遥想当年，晋室南渡，携北方先进的生产力南下，江南在被动之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那么，两宋之际的“宋室南迁”则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效果。这是江南文化第二次变化。
南宋的精致化生活体现在日用器物上。这件南宋哥窑五足洗，高9.2厘米，口径18.8厘米，圆唇，直腹，平底，口沿饰乳钉五枚，矮圈足不着地。下承五个如意形扁足。胎厚釉润，内外施米黄色，釉面密布大小开片。这种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开片被古代文人称为“金丝铁线”。整件器物制作规整，造型端庄典雅，是一件典型的哥窑传世品。
龙泉青瓷：放任江南
南宋灭亡，元朝建立，虽然首都北移至大都（北京），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格局没有改变，重心依然在南方。元代高度开放，重视海上交通，发展海洋贸易，宁波、上海、太仓等港口受到重视，华亭由县升为府，上海设县。“鱼米之乡”的太仓因物产丰富，水路四通八达，一跃成为贸易中心，号称“六国码头”。对外开放的局面，并没有因为南宋灭亡而结束，蒙古人继承了宋朝人的开放态度。
这一点在瓷器上可见一斑。出土于上海南汇县的这个青釉罐，直口，鼓腹，至底微内敛，端庄敦厚。盖呈荷叶形，盖面为云凤纹，胫部刻画水波纹。器身贴花为云龙戏珠。下饰海涛纹一周。造型别致，装饰精工，富有气势。通体施青绿釉，釉面肥厚莹润。龙凤装饰应为宫廷烧制的器皿。龙泉青瓷主要产地以浙江龙泉县为中心，创烧于北宋，从南宋到元代为极盛期，窑址曾达150余处，至明代始为衰落。
竹雕高士图：文艺的江南
与开放的元代不同，朱元璋的大明建立伊始，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清代又沿袭明制，使得江南文化由外向开放转为收缩内敛。政策导向有利于苏州地区的发展，从明代中期便呈现一派繁华景象。由于地处太湖之滨，紧贴运河，苏州把水路交通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时之间，万商云集，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绝对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这是江南文化第三次变化。
文化的活力再一次升级，明清时期兴盛的文人画与当地手工艺相结合，其中以竹雕最具江南神韵。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量迅速攀升，竹雕艺术达到鼎盛。这件竹雕典雅大方，筒身镌一高士于松石间展卷濡毫之际，矫然回首，双蝙翩翩而至。以刀代笔，借自然材质表达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之情，充分体现了巧匠的文人趣味。作者朱稚征，号三松，与祖父朱鹤、父亲朱缨一起，被誉为“嘉定三朱”。
黄浦江夜航图：启航江南
近代开埠以后，江南文化的重心逐渐移至上海。岭南文化、八闽文化、湖湘文化等也汇聚于此，特别是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与西方传入的工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时至今日已成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核心动力。黄浦江发端于上海青浦区的淀山湖，流经市区，于吴淞口注入长江，成为江南文化海纳百川的最佳象征。
近现代著名画家颜文樑于1960年创作的这件木板油画表现了黄浦江上夜航的情景。颜先生早年留学法国，钟情于印象派。作品中的月亮从云层中透出光亮，映照着江上点点渔火，江水涌动，波光粼粼，一切处于静谧迷离之中。这位出生于苏州、归国后一直从事美术教育的艺术大家长期居住在上海，对黄浦江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他的画笔留住了江南灵动的水波。
江南文化是一条千年流动的活水，多少从流飘荡，多少迂回曲折，多少百折不挠，多少静水流深。当你伫立在一件件文物前，凝神品味时，或许能够领略一二。毕竟，这一方文化里浸润着我们的心灵，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