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随着复工复产复市加快推进，经济加快恢复，但全球疫情大流行，不确定因素仍多，复苏基础并不牢固。

而内外需求下降导致经济循环受阻，居民非必需消费受疫情冲击受到严重抑制，其中，房产、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大幅下滑，消费增长受到明显制约。

众所周知，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3%，可以带动和促进钢铁、机械、化工、橡胶、电子、科研以及汽车服务业、汽车保险业、汽车金融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和就业。

据测算，2019年，全国汽车制造业营收8.08万亿元，保持制造业产业生态和供应链稳定，能够避免或降低中国经济长期负面影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产销实现了同比、环比增长，结束了连续21个月的下降态势。在业内看来，这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企业不断让利促消费密不可分。

“地方政策成为今年政策主力，预计将拉动乘用车2020年销量79-116万辆，占2019年乘用车销量3.5%-5.1%。”5月21日，兴业证券在研报中指出。经其测算，目前已明确出台刺激政策的省市预计2020年新增销量78.5万辆，占2019年乘用车销量3.5%。兴业证券预计潜在仍可能进一步出台刺激消费的地方政策预计能拉动37万辆，占2019年乘用车销量1.6%。

因此，面对尚未完全从疫情中恢复的汽车产业，如何通过减税、补贴、限购“松绑”刺激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今年两会车企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推进税费改革

自2018年以来，我国汽车消费市场连续两年出现下滑，加之今年疫情的蔓延，严重影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在刺激汽车消费上，多位代表委员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而在诸多制约因素中，汽车行业税收制度已成为地方提振汽车消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要障碍。

因此，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和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建议应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比例为各占50%。

同时，将调整后车辆购置税适当比例用于汽车企业新技术研发以及促进汽车消费。在消费层面，将调整后车辆购置税地方财政收入适当比例用于持续推动 “汽车下乡”政策，落实相关汽车消费补贴措施，这样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潜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认为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只有发达国家的1/5左右，国内汽车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待挖掘，通过出台政策，改善消费环境，鼓励促进汽车消费具有现实可行性。

因此，曾庆洪建议减轻汽车消费总体税负，改善汽车消费环境，拓展消费渠道，刺激消费。其中包括减免路桥费、优化汽车消费补贴政策等，带动消费市场；加快放开皮卡进城的速度；加大汽车下乡支持力度，对农村老百姓购车实行特定的补贴或优惠政策；进一步减轻汽车消费总体税负，有条件减免购置税、降低消费税税率、贷款利息与个人所得税抵扣、二手车交易增值税调整，大力发展汽车金融等政策降低购车成本，刺激汽车消费；降低新能源、二手汽车首付比例及按揭利率，鼓励汽车金融向后市场延伸等多项具体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万顺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善红呼吁继续为民企减负，进一步细化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包括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减轻企业资金使用成本；进一步宽松企业用工环境；再适当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等。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表示，要阶段性放宽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限制促进消费。

“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已经进入政策实施后的平稳发展阶段了，简单的减税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5月25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简单减税的话，地方政府就更不愿意发展汽车产业了。”崔东树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行业的收入下降，其他方面经济收入增加是支撑地方发展的关键，减税的提议从企业自身利益角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和从社会角度来说，是不现实的。

建议限购“松绑”

在刺激汽车消费的建议中，考虑到车市长期处于下行状态以及限购城市消费者的“刚需”，在相关部门逐步推出放宽汽车限购政策的同时，取消限行、限购政策的建议再次被提上议程。

曾庆洪认为，应鼓励汽车限购地区出台政策，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取消限购限行或放宽购车准入条件、放宽个人或家庭汽车牌照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运舟则建议先放开城市新能源汽车限购指标。

关于取消汽车限行限购等话题也引发了网友讨论，微博“建议取消汽车限购限行”话题阅读量高达1.6亿。

针对限行限购政策最为严格的北京，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取消对天津汽车的限行政策，让车辆在京津两地“一路畅通”。

“对小汽车实施限购限行，不符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精神。”5月25日，有汽车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只有北京对新能源汽车实施限购政策，而且，北京限定的新能源汽车只是纯电动车，严重不合理。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用改革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取消汽车限购限行，完全符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上述专家表示。

近日，天津市政府发布了《天津市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2020年内天津将新增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配置额度35000个，全部以摇号方式配置。此前，广州、深圳、杭州、上海等地也先后做出对购车指标进行“松绑”的举措。

但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者对汽车消费的热情，让地方政府能多保障牌照增加后带来的拥堵问题，也是政策实施后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限购‘松绑’是近几年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的，这项建议在其他城市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北京修改外地车辆进京政策以及限购‘松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崔东树告诉记者，“北京限行限购的政策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

在崔东树看来，北京群体的购车需求都没有解决，外地群体更为艰难，一体化的交通出行措施应进一步完善。

尽管无法取消限行限购政策，但崔东树认为，天津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值得北京学习。

“北京限制牌照对缓解交通压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作为郊区的百姓，通过摇号政策难以获得北京牌照，政府如果设置禁止进入五环的郊区牌照，以家庭为单位，便于顺义、昌平、平谷等郊区百姓的出行，既带动了汽车消费，对交通的影响也不大。”崔东树最后表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