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医院停止了所有人员的春节休假，全员返回医院签下军令状。

经过一晚上的筛选与部署，我与另外44名医护人员组成省里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地点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它是武汉三所危重症抢救的定点医院之一。我们团队负责第四层危重症科室。直至3月31日，我们返回黑龙江，在武汉一共坚守了59天。

出发当晚，我们坐在大巴上，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有什么任务等待着我们。路上没有一辆车，从来没见过那么空的机场和马路。当晚23点，我们抵达武汉。

大年初四，我们迎来了第一项工作——40张床位的病房改造。一个白天的时间，我们将整个武汉协和医院能用上的病房都进行了隔离区与清洁区的改造。改造完的当天晚上，我们就立即上岗，科室也很快就住满了患者。

在这59天中，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疗与抢救护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扮演的是家人角色。因为在病房内的都是一些危重症病人，没有一个家属在身边。

我第一天去查房的时候，几乎每个病人的眼神里都没有光。有一个大爷，捏着手中的氧气袋，一边捏一边很困难地呼吸，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小伙子，我能活吗？我能活吗？”

我们去的时候，是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除了面对病房里的病人，更多要面对的是病毒的未知性所带来的恐惧感。隔离服都要穿两三遍，互相对看检查没有一丝缝隙才敢进病房工作。但是进去看到病人，我们所有的恐惧感都消失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帮他，一定要站出来，这样他们才有信心去战胜这场疾病。

在病房里，病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没有力气说话，只能大口喘气。我们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充当他们的家人，除了平常必要的护士工作外，还要在治疗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家人一般的照顾与支持。

在这59天中，前3天因为人员和物资比较紧缺，6小时换一次班。到了后面，都是4小时一次班。一人一天就工作4个小时，除了4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外，其余时间我们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休息。

我们每天会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医院，因为疫情原因，我们选择爬楼而不是坐电梯，然后就开始进行全身消毒处理。早午晚三餐时间值班的同事，要将患者的餐食带进去，对于无法自行进食的病人，还要给他们喂饭。

然后，就是与上一班的同事进行交接，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后进行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比如，协助患者使用呼吸机，输液、排痰、透胃等，针对不同病情基础的病人采取专项护理。

在值班的这4个小时内，我们不能进食、不能上厕所。每天换班的时候，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在病房里，除了每天早上有两名保洁员进入病房进行清理外，其余时间只有医生和护士能在病房里走动，所以病房里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我们完成，比如打扫清洁等。

在这次抗疫中，如果说治疗占3分，7分还是靠护士，医生吩咐医嘱，所有的细节工作都是由我们护士去落实。坚守59天，我们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

重症患者基本都下不了床，绝大多数患者进行了有创呼吸机治疗，生活护理量非常大。皮肤保护、营养支持都是常规护理工作。护士还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随时观察他们的病情有没有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前瞻性预防措施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对于一些特别危重的患者，需要护士提供非常专业的护理，比如气道的管理、ECMO（人工膜肺）护理、俯卧位通气、床旁血滤，这些都是专业性很强的护理工作。

很多患者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身上连着的仪器、管路，又给基础护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机械通气的患者还要通过俯卧位通气来提高氧合，也增加了护士们护理的负荷。我们还要主动与清醒的患者交流沟通，疏导患者情绪，对他们进行安慰、鼓励和精神上的支持。

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等到武汉全体清零的那天再离开，虽然我们是省援鄂医疗队中最后一批离开的。

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是回到家乡后，交警用最高礼仪开道迎接我们，路上的人不管认不认识都对我们招手，这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讲述人系黑龙江省援助武汉抗击一线重症监护室护士

本报记者赵丽整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