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1980年8月21日，“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在给女儿常沙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常书鸿在敦煌坚守近50年，常沙娜则不同，她出生在法国里昂，名字来自该城的母亲河（今通译为索恩河），6岁回国时，常沙娜只会说法文，不会说中文。1943年，12岁的常沙娜来到敦煌，1948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给林徽因当助教，后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并参与“十大建筑”的设计工作。1983-1998年，常沙娜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算下来，常沙娜在敦煌只待了5年，为什么常书鸿坚持认为她是“敦煌人”呢？

读了《一生一敦煌：常沙娜人生自述》（中信出版集团·小满，2026年10月），始知有两个敦煌：一个是现实的敦煌，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宝库；一个是精神的敦煌，让人甘愿承受磨难，以获取活着的意义。

每个理想主义者的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敦煌，相隔再远，它都在身边。

面对召唤，义无反顾

《一生一敦煌：常沙娜人生自述》近于自传，而非回忆录。

回忆录重在记事，长期被视为史料的一种。直到1789年，卢梭写出《忏悔录》，它是西方历史上首部现代自传——重在“自我剖析”，而非讲述个人故事。卢梭以世俗泥潭为道场，在挣扎、痛苦、反思、忏悔中，洗净灵魂。

卢梭之后，人们争论了数百年：自传可信吗？

人的记忆会有疏漏，自我视角存在遮蔽，无法满足史料所需要的客观性，那么自传的价值何在？文论家詹姆斯·奥尔尼一语道破：自传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语言上的隐喻”，即自传是把无限复杂、非线性的自我，总结成一个线性文本。在生活中，自我常常是模糊的、多元的、凌乱的，在自传中，自我才是前后统一、合乎逻辑的。换言之，自传不是死去的历史档案，而是活着的灵魂肖像。自传呈现的是主观真实，远比客观史实更重要。

1945年，和父亲、弟弟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外

从这个角度去读，可知本书三昧，乃至敦煌对常书鸿、常沙娜的意义。

常书鸿23岁留学法国，9年间获金质奖章3枚、银质奖章2枚、荣誉奖章1枚，是首位进入巴黎美术家协会的亚洲人。在一次观画时，常书鸿的恩师、著名画家劳伦斯对他说：“如果一个画家缺少了真实性，那就不是一个艺术家。”

“真实性”在哪里？常书鸿理解了高更为什么要去塔希提，可身为中国画家，到哪里去找“中国的真实性”呢？1935年深秋，常书鸿沿着巴黎的塞纳河散步，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住了，摊上有一套伯希和编的《敦煌石窟图录》，共6本，要价太高，他买不起。第二天，常书鸿便去了博物馆，站在伯希和盗取的敦煌文物面前，他震惊了——中国古代艺术成就如此之高，可他以前却不太知道。

1936年秋，常书鸿告别妻儿，单独回国。即使全面抗战在即，即使从此告别艺术之都巴黎……常书鸿义无反顾。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伟大的目标一旦呈现，便是生命中的召唤，他便不再受尘世的羁绊。

从“小洋人”到敦煌人

常书鸿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天命，常沙娜则是被动的。

常书鸿回国几个月后，常沙娜和母亲也踏上了回国之旅。在杭州老家，祖母见常沙娜是吃面包长大的小洋人，便“从衣服大襟里掏出一个手帕包，又小心翼翼地打开手帕拿出一些钱”，给常沙娜买了一个面包，常沙娜却感到奇怪，为什么是甜的？法国面包不是这样，随手把它拿到院子里喂鸡。常书鸿得知后说：“这是在中国，我们是在逃难，以后你不要这样啊！”

战乱中常书鸿与家人暂时分离，常沙娜送给常书鸿一块马蹄铁，欧洲人眼中的护身符。没想到在南昌火车站，警察怀疑马蹄铁是地下党接头暗号，常书鸿因此入狱，差点丢了性命。

常书鸿任教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抗战中几次迁校，在贵阳，日军的轰炸机瞬间摧毁了新家。好容易安定下来，常书鸿又不顾家人反对，去了敦煌。当时张大千和弟子也在敦煌临摹考察，临走时，张大千对常书鸿说，留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并赠给他一张亲笔绘制的找食用蘑菇的路线图。

1933年，和父母在巴黎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

七八个月后，12岁的常沙娜也随母亲到了敦煌，开始体会民谣中“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的世界。这里缺医少药，研究所一位年轻人发烧，以为自己活不成了，留下遗嘱，死后把他埋在泥土里，不要埋在沙子里。见惯沙漠中无名路人的白骨，难免心生畏惧。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经费又经常不按时拨付，常书鸿承担着巨大压力，动辄与妻子陈芝秀争吵。陈芝秀最终离开了敦煌。为找回妻子，常书鸿差点丧生于沙漠。

常沙娜本在离莫高窟400公里外的甘肃酒泉河西中学读初中，因陈芝秀出走，常沙娜14岁退学，回家照顾年幼的弟弟，偶尔去当地初中上学，平时蹬着“蜈蚣梯”爬进洞窟，跟父亲和研究所的画家们临摹敦煌壁画，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常书鸿的加拿大友人叶丽华在一家国际救援学校任教，1945年，因“常书鸿父女画展”，她注意到常沙娜的美术天赋。1948年，她赞助常沙娜去美国读书。

永恒是存在的，有理想就会闪光

1950年底，在美国上了两年大学、没拿到毕业文凭的常沙娜决定回国，常书鸿期望常沙娜在中央美术学院修完学业，却被林徽因一句“沙娜没有妈妈，我就是她的妈妈”打动。

常沙娜给林徽因当了两年助教，林徽因与梁思成身体都不太好，“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两个不是这个躺在床上就是那个躺在床上，许多工作都是在床上完成的”，在林徽因指导下，常沙娜参与了首批国礼的设计。

1953年，因“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成为纯理工科学校，常沙娜转去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参与了新中国“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1956年11月，以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为班底，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常沙娜又在此任教。

虽远离敦煌，但敦煌与常沙娜仍息息相关。在设计上，常沙娜不断从敦煌艺术中汲取养分，当年临摹壁画的功底支撑着她；在生活上，经历过敦煌的艰苦，淬炼了精神上的纯粹，醉心于艺术，不内卷，不自怜，不求个人名利，不计工作环境。

书中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心中有各自的敦煌。

比如著名的石油化学家萧光琰，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入职大公司，1950年毅然放弃一切，和常沙娜同船回国。到日本时，他让常沙娜陪他上岸，并买了一个“圣诞礼物”送给她。常沙娜后来才知道，“圣诞礼物”其实是研究资料，国内难获得，不知内情的常沙娜拿着“圣诞礼物”非常放松，顺利通过海关检查。

再如林徽因，医生预言她将不久于人世，可她仍埋头工作，“靠在一个大枕头上，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是累了”，下午茶时，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王逊等好友常来，“他们从来不议论这个人那个人，只是议论一些事……谈国家建设，谈抗美援朝，谈教学，也谈哲学、文学艺术”。

在书中，庞薰琹、周令钊、张仃、奚小彭、雷圭元、吕斯百、王临乙……正是大师们的真诚、简单与磊落，让人坚信：永恒是存在的，有理想就会闪光。

海在心中，人人可往

作为精神自传，本书细致刻画了个体的精神成长。

回国后，常沙娜很快学会了四川话，可她的名字用四川话念，成了“长沙拉”，同学会开玩笑喊“长沙拉——警报啊”，这让常沙娜深感困扰。著名雕塑家王临乙（徐悲鸿的弟子，代表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大型浮雕《五卅运动》，在法国时与常书鸿往来密切）的妻子、法国人王合内视常沙娜为女儿，她带常沙娜逛街时，同学看到王合内的外国人相貌，便大声嘲笑，常沙娜甩掉王合内的手，低头冲出人群。王合内是雕塑家，这件事伤透了她的心，决定这辈子不生儿育女，以免混血孩子将来受歧视。

生母陈芝秀出走时，常沙娜才14岁，1962年，在常书鸿的大哥常书林的撮合下，常沙娜见到陈芝秀，她大吃一惊：昔日美丽、端庄、前卫的妈妈，变成“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

在巴黎学雕塑时，陈芝秀曾写下“我们是需要一个为我们咏唱描绘的公园，我们需要一个和调的空气”，离开常书鸿后，她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老年时靠给人洗衣服养活自己，收到常沙娜寄来的钱，她回信时一笔笔写清用途，“字写得很差很差”，与年轻时迥异。

吕斯百的妻子、翻译家马光璇得知陈芝秀的联系方式后，赶到杭州去见昔日好友，可就在前一天，陈芝秀因心脏病去世。

生活如炼狱，有梦想不意味着就能有尊严，太多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在消磨灵魂，可生而为人，必须保持一份悲悯，以及一份被感动的可能。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艰难，完美人生只是传说，可就算结果注定是一句沉重的“这就是人生”，这本书依然能照亮无数孤单的、自苦的、迷茫的、疲惫的心灵——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心中是否有一座敦煌，你看没看到它？

一滴水再挣扎，依然会干涸，除非它融入海洋。而这本400多页的书正为说清：海在心中，人人可往。

文/唐山

编辑/李涛